春節過後，知青們帶著炸肉醬、炒鹹菜之類的耐久食品又坐上了廠裏的大卡車回南寺莊的青年點去。快進村的時候，是誰喊了一聲“快看，3隊的大門換方向了”。
3隊的隊部在村北的田頭，每個隊的隊部都是用土牆圍起來的。隊部裏有倉庫、牲口棚、小隊會計算帳的桌子一般在倉庫的一角。3隊隊部的大門本來朝村子方向開著，社員們進出也方便。春節期間居然把原來的大門堵上，朝西重新開了門。這樣到隊部集合得繞遠幾十米。
“3隊又換風水啦！”“今年是西方吉利啊”，“麗敏、誌和、你們就等著今年數錢吧”。一接近村子，一說到村裏的事情，知青的口音就都拐回到趙縣調了。明明知道麗敏、誌和一分錢都沒有掙到，還拿他倆開心。看到自己所屬的生產隊一籌莫展，都要靠迷信來尋求脫貧了，他倆也跟著笑了。
那時我第一次聽到“風水”這個詞，第一次看到封建迷信在現實中的應用。有文化的人相信科學，蔑視迷信及搞迷信的人。當你與自然作鬥爭，爭不過，又找不到任何辦法和出路的時候，就希望冥冥之中真有一個能拯救自己的東西出現。大平原上的小村落，祖祖輩輩都過著同樣的生活，祖祖輩輩都盼著明年會好一些，那盼望慢慢地就變成了求神力的迷信了。
第一次在青年點過冬閑。看來不管走到哪裏，農村的革命、組織建設都是在冬閑期搞。年假回來後，村黨支部在青年點發展了3個黨員，團支部在青年點發展了1個團員。
青年點建點以來第一次有了黨員，而且一下就是3個。兩男一女3個黨員都是這個點第一批知青。不管是麽地方，對別人的進步衷心祝賀的少，內心嫉妒的多。對兩個男生黨員，大家(特別是後來的人)心服口服，對那個女生有很多人心裏不服。
點長理所當然地在新黨員之列。他讓人服氣，在於他不張揚，幹什麽都是默默的。也見到過他跟男生互相揪住脖領打架，打架的當天或第二天準能看到他跟打架的對手坐在那個門口的台階上認真地說著什麽。宗師傅召集的“談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體會”的會上，他也沒有什麽“花言巧語”，記得他說：農民那麽辛苦，打了頭場麥子先交公糧，感到農民替國家著想。
我佩服點長還在於他細心幫助人。麗敏是我隔壁的好大姐，她有個特別搗蛋的弟弟。也許是為了教育這個搗蛋的弟弟，初中剛畢業他媽就讓他下鄉了。每當弟弟跟人打架的時候，麗敏就得去往回拉弟弟。媽都管不了，讓這麽個老好人的姐姐管，真難為她。麗敏非常善良，總是犧牲自己幫助別人，但是她老擔心別人說她壞話，猜疑過度了，常常一個人悶悶不樂。
麗敏路過的時候，點長故意看看她，再跟正在說話的人交頭接耳小聲嘟囔什麽，造出一副就是在叨咕麗敏閑話的樣子，麗敏果然就難受起來。過一會兒，點長找麗敏講事情的原委，狠狠批評麗敏過於在乎別人眼神、過於猜疑別人的議論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苦惱。這樣反複幾次，麗敏果真變得皮實了一些。
點長是那種真正的好人，一點也不是為了政治上的進步而做作的，他這樣的人應該入黨。
愛根也入黨了。和點長一樣他也是這個點的第一批知青，也像個管家，知道什麽時候了該幹什麽。如果說點長幹在明處的話，愛根幹得都是人們看不到的而又不可缺少的。存在小隊的麥子什麽時候該曬了，他會到公社糧站借曬糧場地，借著小車到小隊拉出來麥子，到公社糧站曬。我曾被派去給他當幫手，知道他心髒不好，一米八幾的大個子會像電線杆子一樣直不楞登地倒下，生怕抬口袋的時候他倒下，我跟一同幫工的國平使勁搶著多幹。看我倆吃力地抬口袋，他幹脆讓我倆脫了鞋去把小麥趟開，他自己一個人拽著一百多斤的口袋撒開糧食。
還有一個高姓男生也是這五十多口大家庭的頂梁柱，因為家庭出身不好入不了黨。青年點的人都很公正，對他的肯定一分不減。
對另一個入黨的女生，人們好像不太認同。因為她太會說話，見到村幹部時總能穩重地說些得體的話。她跟祥梅家住同一棟樓裏，卻始終講普通話。石家莊的方言比較重，就連本地人都覺得它土氣。語言這東西像是一種身份象征，政治掛帥的時代，說普通話就好像水平高，身份高一樣。就像後來注重經濟以後，人們又嘰哩呱啦地說廣東話、現在又嬌滴滴地說港台話一樣，語言很能反應出人們的勢利心理。青年點的人都說地地道道的老石家莊話，再加上一些趙縣話，聽著樸實踏實。在這種環境中唯獨你一人硬說普通話，又不是從北京來的知青，就顯得有些“脫離群眾”了，有些可敬而不可親了。她讓秋芳、獻力這些實幹家自責“入不成黨是因為笨嘴拙腮”了。
公正地講，女黨員人挺好，起碼沒發現她去踩別人，我看著她累，覺得她不值得為入黨付出那麽多。我們體力跟不上的時候會躺在床上耍賴：打我也不起！幾個人喊著這樣的口號，互相鼓舞著睡懶覺，躲避出早工。要求入黨的她就不行了，累得臉都瘦成一條了、眼神都發直了，還在堅持出工。她要是不是那麽能說會道人們也許就服氣了。可是如果她要是不那麽會說，比幹活的話，她就不是秋芳、獻力的對手了。黨票要是像現在這樣多發點就好了，省得讓那麽多好孩子心裏不平衡。可是，那時的黨票附加著特權，各個層次附加的特權不同，在青年點它是早日回城的通行證。所以不能像現在這樣濫發，連資本家都發。
還有一個人入了團，那個人竟是我。我寫入團申請書，不光因為聽了機械局張伯伯話 (第3章1暖瓶·草帽) ，還因為獻力是南寺莊村團支部的組織委員。獻力的大將風格，穩重果斷的活動能力，很適合作組織委員。她總說我的性格、習慣像她大弟弟，有時會抱怨：哎呀，我躲開了弟弟，怎麽又碰上了你啊。有這樣一個視我為弟弟的獻力在身邊，交入團申請書也就方便了。
獻力給我帶回來了入團誌願書的表格。站四小學的板油組長曾經告訴我，入團時先填一張油印表，組織上按照上麵填的家庭關係去調查，沒有問題了，再給像圖畫紙那樣的正式表格。獻力給我的是圖畫紙一樣的正式表格。
獻力很講原則，不隨便說組織內部的話，她還是忍不住了，像跟弟弟說事似地：“你幹什麽了不起的事了，感動得團支書那麽替你說話”。
團支書是4隊人，我跟他沒有私人來往的機會，獻力的話從何說起？接著她介紹了討論發展新團員的會上的一個簡短的話。
宗師傅：一定要搞外調，弄清她的家庭情況。
團支書：又不是發展她家裏人入團，用不著調查。
宗師傅：不把她的家庭出身和家庭關係搞清楚就不能入團。
團支書：不讓新力入團，今後青年點就誰都不夠格入團。
團支書兼任大隊會計，大隊的公章由他代管，去縣城買煤之前要找他開介紹信。大隊會計並不每天坐在大隊部的辦公室，沒事的時候下地幹活。要找他開介紹信，一定得趕在吃午飯的時候去他家。他是個極不愛講話的人，在他家院子見到他，他什麽都不說抬腿就往外走，反正知道你的來意。從他家到大隊部那200多米的路上也不說一句話，開完信交給你，也沒有話。每次找他我都發怵。獻力隻介紹了上麵兩句對話，估計那寡言的支書也就說了這兩句。
我後來的人生中有過幾次耀眼的榮譽都如過眼煙雲，不曾對人講也沒有留在心上。唯獨入團這件事一直銘記在心中，並不是因為17歲才沾了一點紅色組織的邊而自喜，是它時常引起一些思索：為什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才遇到了一個敢於主持公道的人？
那以後一直有一個願望：跟沉默寡言的人痛痛快快地聊一次，看看他沉默的時候在想什麽。一直到離開那個村子也沒有跟支書說過幾句話，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的兩句倔話一直記在心裏。
五月、秋天播種的小麥開始抽穗灌漿的時候，突然聽說兩個男黨員和高姓男知青去西邊2裏外的西湘洋村、秋芳去東邊2裏外的陳家莊支援落後隊。一點兒前兆都沒有，說走就走了，既沒有歡送，也沒有話別。後來聽說是自願去的。去西湘洋的三個男生同期來的，關係好，所以一起走了。秋芳一定是覺得自己在這裏沒有入成黨，換個沒有競爭對手的村子。不知她們那期知青為什麽那麽想入黨，後來的知青沒有那個意識，都樂樂嗬嗬地混日子。
秋芳走了一個多月後的一個中午，我們幾個女生吃完午飯閑著沒事便踩著田埂晃蕩了2裏多路到陳家莊去看望秋芳了。秋芳住在一個沒有人住的小院子裏，我們到時，她剛剛收工回來正從院子裏抱了一些柴，進屋燒水做飯，沒有心思也沒有勁頭搭理我們。一點也看不到以往那個端著粥碗挨著房間找鹹菜的傻樂嗬的秋芳的影子。
離開青年點以後就不能使用青年點的經費，油鹽醬醋、燃料煤、照明用的煤油都得自己出錢買。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自己出錢出力去縣城買煤，隻有燒柴草。他們所作的就是離開了已經很艱苦的環境到了更艱苦的環境。他們的貢獻就是為南寺莊節省出了兩千多斤糧食，把這個負擔轉給了鄰村。
1969年第一批知青插隊時，都是住到農家或生產隊的倉庫，自己安排生活，出現了很多問題，影響了城裏父母安心工作。青年點是改進後的插隊方式。不明白，這幾個人會回到以前的方式中去，還美其名曰“改造落後隊麵貌”!
兩個村子都是隻有兩個小隊的小村莊。這個公社所管轄的村子中，隻有南寺莊有知青。那兩個村有多麽落後不太清楚，總之相隔隻有2裏路，莊稼地連在一起，感覺不到這裏比那裏進步。愛根所在的生產隊，要靠改變隊部大門的方向求風水了，還不算落後嗎？點長所在的第5小隊也強不了多少，這裏足夠你們改造的。農村的落後是政策問題、家族勢利問題，不是幾個有熱情的毛孩能夠解決的。點長他們幾個老知青應該比我清楚，難道人入了黨就真的有力量和智慧？
兩年後遇見點長的時候，我問了一直不解的問題：“你們真的認為自己能夠改造落後隊麵貌？”
點長依舊用沉穩的語調皺著眉頭講了事情的經過：還記得那會兒俺們幾個老知青常去宗師傅屋子裏聚吧。那天宗師傅從縣城開會回來說某某村的知青到後進隊去了，受到了縣知青辦的表揚。咱們這個50多人的青年點就出不了一個這樣的有能力的人？他說第一遍的時候俺們幾個也沒反應。後來他反複說“我算看透了，你們就是不行”。
“去就去，有什麽了不起的，他們能的俺們也能”，讓宗師傅一激，俺們幾個就去了。
原來他們並不是冒進，而是中宗師傅的激將法。宗師傅留下這段業績就屆滿回廠了，剩下他們幾個過著單幹戶的生活。當一切費用都要自己掏腰包的時候，再好的朋友也會發生摩擦。
1977年了，文革初期的隻要口號響亮，不顧實際效果、不對個人負責的作法還有市場，還被稱作“先進”。那年夏天青年點又來了5個(3男2女)新知青，社會還在“按既定方針”運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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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 90年代中期，愛根已經是河北省委某機關的幹部了。一天宗師傅帶著鄉下的兒子來找愛根，見麵就是“愛根讓我兒子給你當幹兒子吧”。認幹親的目的是想托愛根幫他介紹個臨時工。愛根拒絕了當幹爹，也沒有幫他介紹工作。講這件事時，愛根還氣乎乎地說“俺有孩子，要他兒子幹嘛”。
附2． 我入團的時候，錦州2高中同班的那位“政治家”填了入黨誌願書。當時錦州下屬的黑山縣是全國聞名的體育模範縣，錦州選了7名體育優秀的畢業生去那個縣插隊，“政治家”會武術占了其中一個名額。填寫入黨誌願書以後的一天，黨支部書記悄悄告訴他“入黨的事沒問題了，就剩你表示一下了”，說話時伸出右手做出“拿禮來”的動作。小學就入團，一直走在紅色先端的他對自己的優秀堅信不移，他視書記伸出的那隻索要東西的手是對自己的侮辱，於是揮起拳頭砸向書記（還有一說是他正好拿著獵槍，衝書記開了槍）。總之，他沒有入成黨，在那個村子也呆不下去了，轉到綏中縣的青年點。“政治家”到底是班裏的老團支書，知道何锛離他不遠，不久就去看望何锛了。何锛信中告訴我過我，但那時還不知道“政治家”為什麽會轉隊。2011年夏見到“政治家”，他說那件事在他檔案裏狠狠地記了一筆，到現在還沒有入上黨。還說，他沒有想到共產黨裏還有那麽肮髒的人和事情，後悔自己當時那麽相信共產黨。還說，現在黨委裏有的人主張重新調查那件事，幫他入黨，可是他已經沒有興趣了。
看來隻要有個組織在把平民百姓分為三六九等，“冤案---平反”就會反複出現，隻不過規模不同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