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饑荒四川外調糧食147億斤

大自然憤怒了。1959年至1961年連續三年的特大自然災害，使得全國人民處在了生死存亡的邊緣線上。那些浮誇與虛假是經不起現實考驗的。
　　新中國成立後，四川連年豐收，每年都外調糧食支援全國。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李井泉同意了中共中央的調糧決定，即1959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中央要從四川調出55億斤到60億斤糧食。僅1959這一年，四川的糧食庫存被外調三分之二以上。“大躍進”浮誇的程度已經超出李井泉的想象，不知不覺中他已經犯下了對浮誇形勢估計不足的錯誤。
　　形勢急劇惡化。1959年，四川80多個縣遭遇持續幹旱，受災嚴重的地區連續幾個月滴雨未下，糧食驟減60億斤。四川省委不敢懈怠，及時向中央作了匯報。1960年，李井泉和四川省委已經預感到，再多調一億斤糧食必然會增加幾十萬人的缺糧麵，後果將不堪設想，遂向中央反映上半年調糧任務太重，要求中央相應核減外調任務。
　　然而，全國糧食告危，四川豈能隻顧自保。
　　幾個月過去了，負責糧棉調運的李先念一籌莫展，中央的調糧計劃難以落實。在一次中央召集的討論糧食問題的會議上，李先念幾乎是“乞求”大家顧全大局，承擔中央下達的調糧計劃，無奈一直無人表態。李先念隻好請周總理出麵給大家做思想工作。總理說，現在中央掌握的機動糧已基本告罄，先念同誌焦頭爛額，我這個總理日子也很難過。我們是幾億人口的大國，災情發展下去，城鎮糧食供應不上，出了問題後果難以設想，國際國內的影響不好，蘇修也會看我們的笑話。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務背回去，那就隻好不散會，都坐在這裏“熬鷹”好了。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出：“近兩個月來，北京、天津、上海和遼寧省調入的糧食都不夠銷售，庫存已幾乎挖空了，如果不馬上突擊趕運一批糧食去接濟，就有脫銷的危險。”糧食部也發出紅色預警：“全國幾個主要城市糧食很緊張，北京、天津隻有4天存糧，上海隻有兩天存糧。”
　　中央催調糧心急如焚，四川糧庫空虛難外調。李井泉親自致信李先念，向中央反映四川的情況：前幾年增加的外調主要是抽調庫存來保障的，現在庫存少了，如果過度外調省內就無法安排，將出現許多問題，因此，本年度糧食外調任務，確有給四川緩和一下的必要。
　　李井泉等待中央答複的心情必然是焦急難耐的。京、津、滬一旦斷糧，其影響不僅是全國性的，還會招致國際的聲討，必然會給新中國帶來致命的衝擊。經過反複權衡，非常時期中共中央采取斷然措施，下達了四川等糧食調出省份必須按期按量突擊運糧的死命令。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都親自打電話來川催糧，要求四川省委堅決執行中央決定。麵對著中央一道又一道的調糧命令，麵對著中央領導人一通又一通的電話，李井泉太明白這意味著什麽。
　　肩上的擔子明顯地重了，李井泉無力再做任何思想鬥爭。在省委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中央決定時，李井泉流淚了。好幾位書記在文件上簽字時也落淚了。要不是無力抗拒，這些經曆過腥風血雨的七尺男兒何以能夠親手簽下這布滿血跡的文件。省委會議上，李井泉懷著沉痛的心情，嚴肅地說道：“雖然我們的困難也很大，但要顧全大局，想盡一切辦法完成調糧任務。”
　　有老同誌回憶，1960年夏，鄧小平來到四川傳達中央文件，就在省委辦公大樓前，緊緊握著李井泉的手，百感交集地講：“井泉啊，不要送了，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隻有我們四川作出犧牲了。”鄧小平握著的哪裏是李井泉的手啊，明明就是全國人民的“救命稻草”。
　　滿載著全國人民期盼的汽車、輪船、火車等從四川出發，傳遞著生的希望的“接力棒”，奔赴全國各地，也帶走了四川人民自保的希望。四川甚至都無力實現全國城鎮人口27斤的定量標準，隻能勉強維持21斤的標準，甚至後來機關廠礦職工隻能維持19斤的水平。
　　顧全大局為保全國翻老底
　　1961年初，四川省委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全省地委書記會議，討論全省糧食供應和群眾生活安排等問題。恰巧李先念打來電話要求四川繼續調糧。李井泉立即反問道：“還要調？再調一億斤死的人就要過萬，你問他還調不調？”李先念要求四川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調糧決定。中央領導認為，問題發生在四川造成的政治、經濟和各方麵的影響總比發生在京、津、滬要小一些！長期積壓的鬱憤已經難以再控製，李井泉的情緒處於崩潰狀態：“你是個國務院，我這裏也是小國務院呐。你調糧怎麽不聽聽我們的意見。”
　　全場都沉默了，李井泉也沉默了。1959年春，四川各地浮腫時有發生，到秋後猛增，死亡迅速增長。1960年初，四川140個縣浮腫病流行，死亡率達53.97‰，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2.23‰。可想而知，到1961年，災害仍在繼續，四川缺糧已經相當嚴重，浮腫和非正常死亡已經壓得省委領導們喘不過氣來了。
　　“李井泉接電話回來，臉色很難看，嘴唇還在發抖。他原封不動地傳達了李先念的指示：四川要服從大局，一定要調糧！”
　　哪裏還有糧食可以外調啊？四川省委經過反複研究討論，決定隻能再調“死角糧”，即從四川東北部和交通不便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區往外調糧。為此，“國務院專門派來糧食部的一位副部長坐鎮廣元，調來幾百輛卡車，向外運糧”。
　　三年困難時期，四川為全國各地輸送糧食147億斤，在《四川省誌》中都有這樣的記載：“沈陽、武漢、南京、濟南、成都五大軍區出動車輛協助四川運糧。”為此，四川人民付出了生離死別的沉痛代價。李井泉也因此成了“搞極左、餓死人”的罪魁禍首。
　　聲淚俱下公道自在他人心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這是一次擴大會議，為著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1958年“大躍進”以來的工作經驗和教訓，統一認識，加強團結，扭轉局麵。四川有省、地、縣及一些重要企業的領導幹部500餘人參會。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四川出了大事，關於李井泉的謠言也風生水起，有說他是為了向中央表功，不顧四川人民的死活。在來京出席會議的四川代表團中，有一些幹部因對整個四川調糧的內情不了解，就有人給中央寫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嚴重錯誤。
　　李井泉在會上就“1958年‘大躍進’農村工作中的錯誤作了檢討，但隻字不提調糧是中央的決定，隻檢討四川調糧太多，自己要負主要責任”。第一次檢討並沒有獲得大家的諒解，他還得進行第二次檢討。
　　檢討要怎麽做？有苦難言的李井泉徹夜難眠。男兒有淚不輕彈，隻是未到傷心處。第二次檢討，李井泉聲淚俱下，卻隻檢討自己對情況估計不足，要負主要責任。與會的很多同誌都落淚了，但有些同誌還是不滿意。
　　周恩來、鄧小平、朱德等都參加過四川組會議。這樣的局麵，中央總要有人站出來說話才能讓李井泉過關。周恩來說：“四川糧食調多了，責任在國務院，我是總理，責任在我。”
　　鄧小平講話了：“調糧的問題，井泉同誌檢討了。中央也有責任，這個問題不能怪四川省委，四川調糧調得多了些，死人死得多了些，中央也有責任。”
　　朱德專門召開四川地委書記以上幹部的座談會，語重心長地說：“井泉同誌檢討兩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大家要團結一致，振作精神，戰勝困難，爭取工農業生產盡快恢複和發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聽到這些話，四川的同誌們如夢初醒，情緒也就緩和好多。
　　3月底，周恩來通知東北三省和四川的同誌到北京研究糧食問題。會議期間，周恩來稱讚四川和黑龍江兩省能從大局出發，不講價錢，外調糧食支援全國。第二天，四川同誌李大章向周恩來如實匯報了四川糧食仍有很大缺口，糧食供應仍然很緊張的情況。
　　周恩來聽後，當即決定，原計劃調出4億斤糧食現在不調了，今天四川有困難了，全國要大力支援四川，中央再補給四川一億斤糧食，湖北、江西、浙江、江蘇幾省也都要拿出一些糧食幫助四川。這一舉措，無疑給饑餓了三年的四川人民帶來了福音，帶來了生的希望。此時，壓在李井泉心裏的石頭是否變得輕了些？那緊蹙的眉峰是否有幾分舒展？
　　1962年，毛澤東聽李井泉說四川今年可能增產50億斤糧食，不無友善地說：“你們就是增加了，也不要支援那樣多！”1965年，毛澤東在聽取李井泉匯報糧食問題時，評價道：“隻懂得大公無私，不懂得大功有私。”這也許是最高領袖對一位無比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最高的評價。
　　功過是非人生路上見真章
　　四川調糧事件，已經過去50年了。功過是非，於當事人來說，都已成枉然。但作為黨史問題，我們應該客觀、公正地給以評說。李井泉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為了新中國，他出生入死都不曾皺過一下眉頭或者有過任何動搖，贏得了黨和人民的信任。
　　在四川調糧問題上，他動搖過、掙紮過。無奈，作為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黨員，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保國家還是保一方已經是一個無法選擇的題目了。與中央一致，站在全局，背起這“千古罵名”，這是李井泉唯一的選擇。
　　當時當地，如果不是李井泉，換成張井泉、劉井泉、周井泉，又能有什麽更好的解決辦法呢？又會怎麽辦呢？結果大致也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