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些年中國社會貧富分配差距急劇擴大所造成的社會惡果，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了很多左派的眾矢之的，認為是這種理論造成了今天的社會惡現象。
抽離語言的社會背景以及斷章取義是要不得的。
76年的中國，國民經濟幾近崩潰邊緣，閉關鎖國，均則均矣（其實也是相對而言，因為都不富有），但人民生活水平非常底下，物資供應非常匱乏，尤其是農民，幾乎所有勞作都貢獻（或曰搜刮）給了市民，反倒自己的溫飽也成了問題。這個時候怎末辦？ 套用當下很時髦的話，窮則思變。首先農村不再搞集體公社，三自一包，包產到戶，讓有能力有願意多勞的農民得到勞動的好處。讓農民自己養活自己，並靠自由貿易與城市市場需求等價交換，農民，市民各得其所。 這樣的一部分人先福起來，不靠國家，自己養活了自己，同時豐富了城鄉市場，何錯其有？
之後，逐漸開放了個體戶，也就是個體經營， 同樣的理念， 讓國家無力承擔照顧的個體，靠自己的勇氣，努力和才能，在自然調控和豐富市場物資的同時先養活自己，隨著貿易數量的擴張，甚至能帶動一批產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養活更多人，這就自然而然過渡到了開放個體企業，人的能動性就這樣被良性調動起來。 直到今天中國很多知名民企。這中間還兼帶著促進國企競爭動力：改革或被淘汰。 這樣靠勇氣，努力和才能致富的中國人，何錯之有? 這樣的政策本身何錯之有？
先問一句， 如果你麵對當時中國的國民經濟狀況， 你有何高招？集體公社，大躍進等等曾經的做法本身就是試驗社會主義的均福思想，但是結果如何？ 如果成功了又何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理論？ 如果你堅持社會主義均福， 你或者又有多少人願意回到當年的中國-- 比如今日之朝鮮？ （而越南則效法中國的經濟改革，同樣在經濟上擺脫了貧窮）。
那末如今的社會問題根源在哪？ 在於淩駕於公民之上的絕對的公權力。沒有可以製約力量的公權力，在麵臨越來越明顯崛起的個體勞動者積累財富的誘惑，很方便地就想起了利用手中的權力，於金錢做交易，作起不勞而獲的無本買賣，因為權力以及權力能支配的所有資源都是國家的--也就是擁有絕對權力的人。 想當年剛開放個體經營和個體市場，第一批下海的大多數反而是一無所有著，因為誰也不知道有多大風險，政府官員本身就處在當時相對比較可靠有保障的既得利益集團，既有對利益下層人的蔑視，也有對失去當時地位和利益的恐懼，倒是比較謹慎。 一無所有者最沒有包袱，反正不會更差—差無可差。 隻是當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得到了應的的收獲後，權力集團才開始眼紅並覬覦起來。可恥的是，不是受其他公權力和輿論監督製約的權利集團用的是利用手中權力無本倒賣國家資源，換取個人巨大利益。 而商人在被權力官員要挾之下，有被動有主動的暗通曲款，形成了權錢勾結，利益分贓的局麵。 這才是症結所在。
其實這個社會矛盾在89年就爆發出來。但遺憾的是當時的處理不是更積極進步的改革權力結構和政治體製，製約監督權力與金錢的勾結，轉型政府為服務社會性政府而不是集權壟斷政治權力性政府，反而傷了關心國家政治，關注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國家公民的心，大家在政府的有意無意引導下一窩蜂個人自掃門前雪，個人利益最大化至上，即使需要默認，妥協甚至投靠權力集團。 這是社會公正良知缺失的開端和源頭。
對於89，我個人認為是鄧一生最大的汙點。 但實事求是將，鄧小平的否定兩個凡是，總結文革（雖然很多地方很不徹底），勇敢改革開放經濟領域，開放國門，一度開放的思想文化領域（有些也是整個改革開放的必然結果），以及即使在89之後仍然堅持的經濟開放，對民族複興居功甚偉，可以說是在懸崖邊上挽救了中國，中國今天的一切進步都應得益於在他主導和推動下的改革開放，雖然也同時因為政治體製改革的嚴重滯後而積累的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本身不是問題，因為人天生就有才智，能力，品質等差異，有些人有能力成為本行業的先行者或領軍人，反而能帶動行業發展，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給普通人， 或為本企業本行業甚至政府提供 持續發展或社會福利所須資金。 有能力的人能把餅做大，從而有更多的人能分的更多。 當然這隻是可能（比之沒有能力做大餅就根本沒有可能讓更多人都得益）。現在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可能成為現實。所以均富是因噎廢食釜底抽薪，死路一條。 隻有解決公權力為誰服務，如何確保（或者更直接說是用市場和利益的杠杆強迫）公權力屬公，為公，純粹是服務性公權力，而與金錢暗箱操作非法勾結， 進而解決各種社會不公， 包括資源分配財富分配的巧取豪奪—指相對於正當的勞有所得，按勞取酬，並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基本福利，公平競爭和就業，受教育機會，和所有公民的平等權利（包括經濟和政治權利）和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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