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紮菲，宋魯鄭，與拾荒妹：實用主義能走多遠？
萬長安
老卡戰死，在一些人眼中算是雖死猶榮，不知宋魯鄭作何感想？就在老卡因為首都人民起義軍隊也集體繳械而他不得不倉皇出逃數天前，宋同誌作過一深刻的論斷：一方是為普世理想而戰的動亂分子，一方是為生死而戰的保皇衛國大軍，哪一方願死戰到底非常明顯，西方是不自量力自找苦吃。
宋魯鄭對利比亞的誤判，主要是由於他對理想主義的反感對實用主義的迷戀：人的生存欲望應大大超過人對理想的追求。 宋認為實用主義是中國人的思想核心和行為準則，在這一點上宋同誌是掌握得非常準確。一周前，佛山幼童遭車碾壓後，十幾位過路者看到慘禍後好像什麽也沒有發生匆匆走過，害怕惹麻煩的實用主義絕對占了上風。
隻有一位拾荒妹救起了血肉模糊的幼童。因為拾荒妹的生活過於簡單，實用主義意識得不到生長，由是她的良知還閃發著光芒。可惜的是在現實生活中，實用主義者占了多數，非實用主義者隻是一小撮。
大多數中國人真正關心的就兩件事：第一，個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第二，社會穩定與國家的強大，其餘的一切，比如說社會公平正義，都好似可有可無。中國人的愛家和愛國，當然帶有明顯的實用主義色彩，不是為了自己個人就是為了自己的國家，愛國家多少也是為自己。
中國當然也有理想主義，但在民眾的小農意識和權貴的“大農”意識汪洋大海之中，中國的理想主義實在過於淡薄。 孔子曰“朝聞到夕可死也”算是理想主義的名言，但老夫子又曰：“子為父隱，”“有道則現無道則隱”實則暴露了他的實用主義底蘊。聖人的“朝聞到夕可死也”大概是一時心血來潮，救國救民可能也隻是他心靈的慰籍。 一天，老夫子高興讓弟子猜猜他的最大心願，看到無人猜中夫子自己隻好合盤托出：春光沐浴中帶幾個童子來到河邊，臨風詠唱。 在這種優哉自娛的文人氣質中，哪有半點孟子那種傷其體膚勞其筋骨為正義而赴湯蹈火之氣勢。
不可否認，在任何一種成熟的文明中，實用主義是一個基本的思維準則和行為坐標，但它常常與理想交織成為曆史進程的推手。我們做人和思考的基本原則應該至少是把理想主義擺在與實用主義同一個高度並力求兩者的平衡，而絕不是用實用主義去打擊抹煞甚至消滅理想主義。
令人非常遺憾的是，宋魯鄭近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好像是徹底違背了這一作人的基本原則。 宋同誌近來一直致力於用中國特色的實用主義來消滅“主權在民”的理想主義，他的這一做法在他的重點文章“中國特色的民主從反思中華民國開始”體現得淋漓盡致。
為了竭力抹煞辛亥革命開創的“主權在民”的偉大意義，宋的實用主義在文章的第二段馬上開宗明義：“中華民族從本質講是務實和講究實際的，因此對待曆史也一向如此。” 通過用混亂的曆史作為掩蓋並巧妙地抹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區別，宋魯鄭重點說明的並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無能而是說孫中山的無能或整個民主革命者的無能。於是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專製反民主的這一慣用說法就變成了失敗是由於照搬西方民主。
按照宋的實用主義思路，近百年來中國無數仁人誌士前赴後繼赴湯蹈火的英勇奮鬥失去了意義，中國的近代史應該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隻有那場改革開放才使中國進入了新的紀元。由於宋的狹隘民族主義和實用主義，民主主義革命一詞在他文中不見蹤跡更談不上肯定。在宋的眼中，民主就是混亂孫中山隻是個敗例。在一片混亂中隻有一人可入他的法眼，那就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因為袁大頭有實力懂中國敢專製。
人大的一位教授也寫了一篇紀念辛亥革命的文章，出於保守政治的目的，人大的那位教授抹煞了西方思潮對辛亥革命的影響，但這位教授還是不得不重點說明：辛亥革命的意義在於它開啟了“主權在民”的偉大理想。 教授抹殺了部分曆史但還不敢突破底線不敢拋棄理想不敢泯滅自己的良心。然而宋的實用主義，通過“民生”一詞的巧妙包裝，竟可以膽大包天消滅一切於肉眼看不到的偉大。
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使我們認識到科學技術與市場經濟的種種局限，但大部分理智正常的文人還不會用科學和市場經濟的一些失敗來徹底否定科學與市場經濟在現代社會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宋魯鄭就是要來個徹底否定，而且聽上去還蠻有說服力，就因為他巧妙得利用了中國人害怕混亂的心理。因為怕亂，所以人人都得放棄“主權在民”的偉大理想。
當然，實用主義和保守主義都是社會的正常狀態，人們可用之來指出民主的曆史局限，一些人對民主的幼稚理解，以及民主是一個受其他因數製約長期漸進的過程。 可惜得是，宋同誌不願走正常的理性主義路線而是一味抬高實用主義，以至把它變成了一把關公大刀飛向人類的偉大理想。
宋本人是否想過：清朝如果是漢人統治延續到現在並且強大，受自由主義支配的國民黨和由馬克思主義指導的共產黨在狹隘實用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者眼中，豈不都是漢奸垃圾？
百多年前，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譚嗣同被劊子手斬首於北京菜市口時，得到了保皇愚民們的陣陣喝彩。 今天宋用實用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把“主權在民”的偉大理想打得無影無蹤時，也得到了陣陣喝彩，不同的是那時喝彩的人是蒙味的封建愚民，今天喝彩的人是大小知識分子，像宋一樣具有強大精致的的市儈哲學，不惜掃除我們民族已經十分稀有的理想主義。
在消滅理想主義的快樂之中，宋是否想到他的所作所為已經接近於文革時四人幫的劣跡，為了政治目的而喪失良心不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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