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鴉片戰爭”，一個西方小島國英國憑借其現代化科技和武力強行撬開了封閉了幾百年的“天朝上國”的大門後，中國就隻有任憑歐洲西方列強欺負的無奈。中國的前途何在？從皇帝到官員，從紳士到文人，從軍人到百姓，不少憂國憂民的人都抱著不同的目的和自身利益在思考，在行動。
首先能讓人想到並被廣泛接受的，就是認為敗給西方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科技和武器的落後。所以，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為首的“晚清四大名臣”，掀起了一股“洋務運動”，拚命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購買西方的武器，並在國內創辦大型企業和兵工廠。要“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咱打不過西方，爭取在亞洲繼續當老大。
可是半個多世紀過後的“甲午海戰”（1894年），使號稱“亞洲第一水師”的中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慘敗給東方的彈丸島國日本。為此，清廷不但丟失了對台灣、澎湖的主權，也喪失了對朝鮮的控製。在此之前10年，原本附屬清朝的越南，也被法國占領成為其殖民地（當時叫“安南”）。至此，光靠“洋務運動”就可強國的幻想破滅，政治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就是由光緒皇帝領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首的“戊戌維新”。他們希望學習西方和日本，也走“君主立憲”的道路。可任何政治改革和變法在當時都注定會是失敗的（隻有103天），慈禧太後重掌大權。
之後又發生了1900年的“義和拳”殺西方傳教士事件，慈禧太後一開始還利用和保護那些殺洋人的義和團，並授意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結果招引八國聯軍入侵，連圓明園也被燒了，最後不得不大殺義和團成員、並以巨額“庚子賠款”了事。
而在這時的四川，因為身處內地交通不便，並沒有受到這些事件的太多直接影響。但全國上下都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鐵路對於經濟發展與民族振興的重要性，認為“趕造鐵路為治內禦外之唯一良策”。清末的鐵路，經曆了“合股官辦”、“商辦”與“路權國有”三個階段。
“合股官辦”當然就是由清政府集資自辦鐵路。然而，國庫空虛的清政府還要應付巨額賠償，哪還有錢？於是就向國外銀行大量貸款，作為回報，清政府就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拱手讓給外國的借款公司。外國公司從中獲取的各種回扣、經紀費、餘利為數巨大，導致了中國鐵路利權的嚴重流失。更為嚴重的是，根據合同規定，中方必須以全路產業作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外方將把鐵路占為己有。這種合同顯然是難以讓人長期忍受的。從1896年到1904年間，用這種模式在國內興建的鐵路約有6500公裏。
既然“合股官辦”極有可能導致鐵路主權喪失的嚴重惡果，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率先上奏朝廷請求“鐵路商辦”，從洋人手中收回路權，由中國商紳集資，通過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建設鐵路。該議題馬上得到朝廷內外和各省紳商空前一致地讚同，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當然了，從國家所有製的“合股官辦”要一下就變成集體所有製的“商辦”的“有限公司”之間總要走一下“官商合辦”過渡。那時也興“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
四川要建的鐵路要與鄰省湖北的鐵路連網。當時，湖南、湖北都歸“湖廣總督”張之洞主管，所以，從廣州經湖南到湖北武昌的“粵漢鐵路”在兩湖境內的路都由他督辦。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視察武漢時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可惜在“文革”時，就連中央的直接出麵保護都未能阻止造反派挖了張之洞的墓。這是後話。
在四川，由留日學生在成都設立了“川漢鐵路總公司”這一商辦有限公司。計劃中的“川漢鐵路” 全長3000公裏（此線在清朝最終未能全部建成），起自成都，經重慶、宜昌（湖北）、至漢口（湖北），與“粵漢鐵路”連網（在湖北境內的鐵路段也由張之洞督辦）。為了集資自辦“川漢鐵路”，四川采取了“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四川的大戶、散民幾乎人人都有份，都被影響到。
但是由於籌款速度進展緩慢。“川漢鐵路”經數年集款隻及全路所需款數的1/10。在全國所有紳商自辦的鐵路中，“川漢鐵路”的問題最嚴重。為了加速集資，1909年張之洞與英法德（美國獲知後要求加入）簽訂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磅，5%利息。幾個月後張之洞病逝，不久由郵傳大臣盛宣懷接手督辦。
1911年（宣統三年）5月，清廷在盛宣懷的強力推進下，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由中央借外債修築鐵路。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600萬英鎊，這樣也就出賣了川漢、粵漢鐵路的修築權。而原來地方的集資款概不退現款，隻換發國家鐵路股票。這引發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各地的反對聲浪。四川反對尤為激烈。
原來四川鐵路公司總共募集股款1400萬兩白銀，但其中隻有700萬兩用於宜萬鐵路的建設，可以用來換取政府的股票。剩餘700萬兩中的300萬兩，被該公司一位名經理拿去炒股投機而虧空。清政府隻同意發給四川鐵路公司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而不負責承擔虧空300萬兩的損失。這要是拿到今天來看，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不過在當時，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了“四川保路同誌會”。他們四處張貼宣傳保路的傳單，到處講演，派代表赴京請願。
當時，四川由比較開明的“護理總督”王人文接見了請願代表，表示同情，並上奏朝廷，參劾盛宣懷。全川各地的保路同誌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掀起保路運動熱潮。
1911年8月2日，清廷罷免了同情保路運動的王人文，派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
這趙爾豐是何許人也？他在1907年錫良離任時就代理四川總督一職，一年後又升任“駐藏大臣”兼任川滇邊務大臣，加強清政府對西康的控製。王人文就是在他不在這一段時間裏做的“護理總督”。1909年，趙爾豐平息了進攻巴塘的西藏叛軍，並乘勝進入西藏，收複了江卡、貢覺等四個部落地區，距拉薩隻有六天的路程，當時的達賴喇嘛（13世）逃往了英屬印度。所以，大家別以為隻有後來的現任達賴喇嘛（14世）逃到了印度，他的前任也跑過。
趙爾豐一回四川就采取高壓手段。鬥爭日趨激烈，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在成都發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抗糧、抗捐風潮遍及全川，使清廷陷於窘境。1911年9月4日，清廷命令趙爾豐迅速彈壓。他以會談的名義誘捕了保路同誌會和股東會的幾位首要人物，封閉了鐵路公司和同誌會。成都數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這時趙爾豐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願群眾三十餘人，製造“成都血案”，也就是本文開頭說的“辛亥秋保路死難事件”。
為了封鎖消息，盛宣懷不許電報局發送有關內容。可四川人很聰明，他們把信息寫在一大推木片上，像漂流瓶那樣投入江中，使這種“水電報”迅速傳往下遊各地。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誌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等人率領下，四麵圍攻省城與清軍激戰。
清廷震恐，馬上一方麵將趙爾豐免職以熄民憤，另一方麵命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部分湖北新軍立刻入川鎮壓！
這時湖北空虛，從而導發了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起義”。
11月，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趙爾豐先是即投降革命，但他出爾反爾，一度重掌政權，隨後被擒斬首。
瑞方這位在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慈禧和光緒帝出逃陝西時，因接駕有功而升遷的官員，帶著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走半道就爆發了“武昌起義”，於1911年11月27日被嘩變的新軍所殺。
武昌起義後，湖北、陝西、四川的革命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城門自開”。從我查的母親的家譜中得知，我的曾曾外祖父（也就是我姥爺的爺爺），曾與人一起逼巴縣的知縣段榮嘉和重慶知府鈕傳善兩人交權下台，投降革命。他們各自將幾個梨子、罐頭等放入布袋中，冒充炸彈嚇住兩人。當時，清廷保皇派之首良弻剛被革命黨炸死不久，所以各地大小官員人人自危，一聽說“炸彈”即嚇得半死。這才使他們的“詐彈”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也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他後來又實業救國，成為當時四川著名的“天府煤礦”和“民生輪船公司”的大股東之一。這些事都被收集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裏（我已經翻閱了43集）。另外，他在1989年就將西方印刷引入了重慶，這在《中華印刷通史》中被提到。據母親回憶，她小時候家中有大量的線裝書，一到好天時要拿出來曬書，以防生蟲、發黴。
為了紀念1911年秋天在保路運動中犧牲的烈士，1913年由川路總公司承辦，仿照北京白雲寺塔與山西淩雲寺塔的體型，同時參照國外建築的藝術和特點，在成都的“少城公園”裏建造了這座紀念碑。由於當時經費有限，這座碑實際是空心的：裏麵都是木架結構，外麵用的則是石貼麵！不過，正是因為這空架結構，使它經曆過大地震和日軍空襲，經過近百年的風風雨雨依然完好地屹立在人民公園裏，靜靜地接受人們的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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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能讓人想到並被廣泛接受的，就是認為敗給西方的原因是因為自己的科技和武器的落後。所以，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為首的“晚清四大名臣”，掀起了一股“洋務運動”，拚命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購買西方的武器，並在國內創辦大型企業和兵工廠。要“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咱打不過西方，爭取在亞洲繼續當老大。
可是半個多世紀過後的“甲午海戰”（1894年），使號稱“亞洲第一水師”的中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慘敗給東方的彈丸島國日本。為此，清廷不但丟失了對台灣、澎湖的主權，也喪失了對朝鮮的控製。在此之前10年，原本附屬清朝的越南，也被法國占領成為其殖民地（當時叫“安南”）。至此，光靠“洋務運動”就可強國的幻想破滅，政治改革被提上議事日程，這就是由光緒皇帝領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首的“戊戌維新”。他們希望學習西方和日本，也走“君主立憲”的道路。可任何政治改革和變法在當時都注定會是失敗的（隻有103天），慈禧太後重掌大權。
之後又發生了1900年的“義和拳”殺西方傳教士事件，慈禧太後一開始還利用和保護那些殺洋人的義和團，並授意清政府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結果招引八國聯軍入侵，連圓明園也被燒了，最後不得不大殺義和團成員、並以巨額“庚子賠款”了事。
而在這時的四川，因為身處內地交通不便，並沒有受到這些事件的太多直接影響。但全國上下都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鐵路對於經濟發展與民族振興的重要性，認為“趕造鐵路為治內禦外之唯一良策”。清末的鐵路，經曆了“合股官辦”、“商辦”與“路權國有”三個階段。
“合股官辦”當然就是由清政府集資自辦鐵路。然而，國庫空虛的清政府還要應付巨額賠償，哪還有錢？於是就向國外銀行大量貸款，作為回報，清政府就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核權、購料權拱手讓給外國的借款公司。外國公司從中獲取的各種回扣、經紀費、餘利為數巨大，導致了中國鐵路利權的嚴重流失。更為嚴重的是，根據合同規定，中方必須以全路產業作為借款抵押，如果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外方將把鐵路占為己有。這種合同顯然是難以讓人長期忍受的。從1896年到1904年間，用這種模式在國內興建的鐵路約有6500公裏。
既然“合股官辦”極有可能導致鐵路主權喪失的嚴重惡果，1903年，四川總督錫良率先上奏朝廷請求“鐵路商辦”，從洋人手中收回路權，由中國商紳集資，通過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建設鐵路。該議題馬上得到朝廷內外和各省紳商空前一致地讚同，成為全國上下的共識。當然了，從國家所有製的“合股官辦”要一下就變成集體所有製的“商辦”的“有限公司”之間總要走一下“官商合辦”過渡。那時也興“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
四川要建的鐵路要與鄰省湖北的鐵路連網。當時，湖南、湖北都歸“湖廣總督”張之洞主管，所以，從廣州經湖南到湖北武昌的“粵漢鐵路”在兩湖境內的路都由他督辦。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在視察武漢時稱，“張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可惜在“文革”時，就連中央的直接出麵保護都未能阻止造反派挖了張之洞的墓。這是後話。
在四川，由留日學生在成都設立了“川漢鐵路總公司”這一商辦有限公司。計劃中的“川漢鐵路” 全長3000公裏（此線在清朝最終未能全部建成），起自成都，經重慶、宜昌（湖北）、至漢口（湖北），與“粵漢鐵路”連網（在湖北境內的鐵路段也由張之洞督辦）。為了集資自辦“川漢鐵路”，四川采取了“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四川的大戶、散民幾乎人人都有份，都被影響到。
但是由於籌款速度進展緩慢。“川漢鐵路”經數年集款隻及全路所需款數的1/10。在全國所有紳商自辦的鐵路中，“川漢鐵路”的問題最嚴重。為了加速集資，1909年張之洞與英法德（美國獲知後要求加入）簽訂借款合同，借款550萬英磅，5%利息。幾個月後張之洞病逝，不久由郵傳大臣盛宣懷接手督辦。
1911年（宣統三年）5月，清廷在盛宣懷的強力推進下，宣布“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由中央借外債修築鐵路。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600萬英鎊，這樣也就出賣了川漢、粵漢鐵路的修築權。而原來地方的集資款概不退現款，隻換發國家鐵路股票。這引發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各地的反對聲浪。四川反對尤為激烈。
原來四川鐵路公司總共募集股款1400萬兩白銀，但其中隻有700萬兩用於宜萬鐵路的建設，可以用來換取政府的股票。剩餘700萬兩中的300萬兩，被該公司一位名經理拿去炒股投機而虧空。清政府隻同意發給四川鐵路公司股東大約400萬兩的國家保利股票，而不負責承擔虧空300萬兩的損失。這要是拿到今天來看，也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不過在當時，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了“四川保路同誌會”。他們四處張貼宣傳保路的傳單，到處講演，派代表赴京請願。
當時，四川由比較開明的“護理總督”王人文接見了請願代表，表示同情，並上奏朝廷，參劾盛宣懷。全川各地的保路同誌分會相繼成立，會員眾至數十萬，各族人民、各階層人士也紛紛加入，掀起保路運動熱潮。
1911年8月2日，清廷罷免了同情保路運動的王人文，派趙爾豐接任四川總督。
這趙爾豐是何許人也？他在1907年錫良離任時就代理四川總督一職，一年後又升任“駐藏大臣”兼任川滇邊務大臣，加強清政府對西康的控製。王人文就是在他不在這一段時間裏做的“護理總督”。1909年，趙爾豐平息了進攻巴塘的西藏叛軍，並乘勝進入西藏，收複了江卡、貢覺等四個部落地區，距拉薩隻有六天的路程，當時的達賴喇嘛（13世）逃往了英屬印度。所以，大家別以為隻有後來的現任達賴喇嘛（14世）逃到了印度，他的前任也跑過。
趙爾豐一回四川就采取高壓手段。鬥爭日趨激烈，群眾性的罷市罷課風潮在成都發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抗糧、抗捐風潮遍及全川，使清廷陷於窘境。1911年9月4日，清廷命令趙爾豐迅速彈壓。他以會談的名義誘捕了保路同誌會和股東會的幾位首要人物，封閉了鐵路公司和同誌會。成都數萬群眾相率奔赴總督衙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人員。這時趙爾豐下令清兵當場槍殺請願群眾三十餘人，製造“成都血案”，也就是本文開頭說的“辛亥秋保路死難事件”。
為了封鎖消息，盛宣懷不許電報局發送有關內容。可四川人很聰明，他們把信息寫在一大推木片上，像漂流瓶那樣投入江中，使這種“水電報”迅速傳往下遊各地。成都附近十餘州縣以農民為主體的同誌軍，在同盟會員和哥老會等人率領下，四麵圍攻省城與清軍激戰。
清廷震恐，馬上一方麵將趙爾豐免職以熄民憤，另一方麵命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部分湖北新軍立刻入川鎮壓！
這時湖北空虛，從而導發了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起義”。
11月，成都召開四川官紳代表大會，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趙爾豐先是即投降革命，但他出爾反爾，一度重掌政權，隨後被擒斬首。
瑞方這位在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慈禧和光緒帝出逃陝西時，因接駕有功而升遷的官員，帶著湖北新軍入川鎮壓，走半道就爆發了“武昌起義”，於1911年11月27日被嘩變的新軍所殺。
武昌起義後，湖北、陝西、四川的革命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城門自開”。從我查的母親的家譜中得知，我的曾曾外祖父（也就是我姥爺的爺爺），曾與人一起逼巴縣的知縣段榮嘉和重慶知府鈕傳善兩人交權下台，投降革命。他們各自將幾個梨子、罐頭等放入布袋中，冒充炸彈嚇住兩人。當時，清廷保皇派之首良弻剛被革命黨炸死不久，所以各地大小官員人人自危，一聽說“炸彈”即嚇得半死。這才使他們的“詐彈”發揮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也避免了更多的流血事件。他後來又實業救國，成為當時四川著名的“天府煤礦”和“民生輪船公司”的大股東之一。這些事都被收集在《重慶文史資料選輯》裏（我已經翻閱了43集）。另外，他在1989年就將西方印刷引入了重慶，這在《中華印刷通史》中被提到。據母親回憶，她小時候家中有大量的線裝書，一到好天時要拿出來曬書，以防生蟲、發黴。
為了紀念1911年秋天在保路運動中犧牲的烈士，1913年由川路總公司承辦，仿照北京白雲寺塔與山西淩雲寺塔的體型，同時參照國外建築的藝術和特點，在成都的“少城公園”裏建造了這座紀念碑。由於當時經費有限，這座碑實際是空心的：裏麵都是木架結構，外麵用的則是石貼麵！不過，正是因為這空架結構，使它經曆過大地震和日軍空襲，經過近百年的風風雨雨依然完好地屹立在人民公園裏，靜靜地接受人們的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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