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辛亥革命的第四種思路：誰被煽了一記耳光？
發生在1924年馮玉祥的“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在中外曆史長河中還算個不上一個重大拐點。 但這一事件對當時的泰鬥級文人王國維來說幾乎成了世界末日，他邀另外幾個滿清遺老一同投河自殺，遭家人勸阻未果。 三年後北伐軍兵臨北京城下，王國維在昆明湖投水身亡， 留下遺言： “五十之年，隻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
在陳寅恪撰寫的悼念碑文中，王國維化為不朽， 成了一個遠逝而去舊文化的“民族之魂.” 有趣的是，魯迅, 王的同時代浙江老鄉,憑著對舊文化的詛咒批判也成為一文化巨人，被後人譽為新文化時期的“民族之魂。”
兩個新舊“民族之魂”的區別其實也就是一念之差：新的看到了辛亥革命“主權在民”的偉大意義，舊的覺得美好的東西失去太多,革命是得不償失。 王國維非常痛苦，因為清王朝的悠遠浩大，封建文化的溫柔敦厚看來好像灰飛煙滅。魯迅也有痛苦，因為他看到新的來得太慢太弱小而舊的卻是太深重顢頇，於是我們就有了他寫下的幾篇文學名作“狂人日記”，“阿Q正傳”和“祥林嫂。”
世事蒼桑日月如梭，辛亥革命距現今已有百年。王國維還一直被看作為守舊的殉道士， 而魯迅對辛亥革命的態度仍是現今的主流。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主導著我們對曆史變遷的理解，但觀察詮釋曆史也可以有另外的思路。
自由主義的思路， 沒有保留地承認辛亥革命的進步意義；
馬克思主義的思路，認為辛亥革命有其不可替代的階段性進步作用；
曆史主義的思路， 在仔細地梳理了當時的客觀條件後，認為君主立憲可能是一更好的選擇；
最後或最新的是一種反民主反曆史的民族主義思路，確認辛亥革命沒有太多積極意義，它給中國造成的隻是貧弱紊亂軍閥混戰。這種思路的代表之一是保守民族主義人物宋魯鄭，目前還暫為異端，但隨著狹隘民主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有可能今後成為主流。在宋的“中國特色民主從反思中華民國開始”一文裏，讀者可以看出其思路的大致輪廓。
宋首先展世給讀者的是辛亥後幾十年間中國的一片混亂，政府軟弱無能更換繁複國家財力空虛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所以民主或全新普世的觀念“主權在民”他看來，就成了笑柄或永遠的水土不服。宋的結論是清晰明了的：中國隻需要引進生產方式和科學技術，在思想精神領域在政治理念社會製度方麵，中國的傳統文化已是近乎完美。
宋的這種思路粗看之下好似並無新意，類似於用國民黨的無能來證明共產黨的偉大或用民主的種種問題來為集權辯解。但實際上宋的思路確有新意，通過巧妙地抹煞孫中山與蔣介石的區別，作者重點說明的並不是國民黨蔣介石的無能而是說孫中山的無能或整個民主革命者的無能。於是國民黨的失敗是因為其專製反民主的這一說法就變成了失敗是由於照搬西方民主。
按照宋的思路，近百年來中國無數仁人誌士前赴後繼赴湯蹈火的英勇奮鬥失去了意義，中國的近代史應該從１９７８年開始，隻有那場改革開放才使中國進入了新的紀元。由於宋的狹隘民族主義，民主主義革命一詞在他文中不見蹤跡更談不上肯定。在宋的眼中，民主就是混亂孫中山隻是個敗例。在一片混亂中隻有一人可入他的法眼，那就是竊國大盜袁世凱，因為袁大頭有實力懂中國敢專製。
宋的實用主義思路閹割了曆史否定了曆史的延續性，既抹煞了辛亥革命的曆史必然，也偷偷拋棄了“主權在民”這一對中國的舊文化來說是全新普世的觀念。封建文明轉為現代文明的過程要花代價和時間是十分自然的。 在描述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種種混亂之後，宋認為時間太長代價太大：
“如果從1840年算起，中國完成這兩大任務竟然用了一百年。”
令人可笑的是， 僅兩三個段落之後為了勸說人們接受他的政治保守主義路線圖，宋就指出：
“如果我們放眼全球各國，凡成功的模式大多是經過數百年的來回搖擺、嚐試才最終確立。”
宋為何會這般自我矛段或采用毫不掩飾的雙重標準呢？ 宋的思路觀察筆觸受控於他心靈深處的一個幽靈——中國人不應該對民主有任何的耐心，而應對集權要有無限的耐力。在對待辛亥革命的態度上，宋魯鄭和封建中國的“民族之魂”王國維大體一致，但也有一些重要有趣的區別。王國維是為一個逝去的舊社會痛哭，宋是為一個半新半舊的社會呐喊。前者是看不到封建文化在新思想新生產方式衝擊下瓦解的必然，後者有可能是刻意閉眼不見在新的工業文明對一種舊的農業文明造成的巨大衝擊時，中國如不除舊迎新銳意變革就是死路一條。
馬克思的曆史觀點和辯證維物主義方法在宋的字裏行間找不到蹤跡。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曆史有其階段性不可跨越。 相對於封建主義，資本主義是人類曆史一個巨大飛躍。 馬克思不光是憎惡專製也認為東方封建主義堅固有強烈的循環特征而難以自拔。鴉片戰爭開始後幾天，馬克思有些歡欣雀躍為此寫了篇小文，預言古老的中國被驚醒將出現巨變。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在東西方文化碰撞的巨變之中看到的隻是屈辱或榮耀，而對是否出現一種升級版的新文明形態興趣厥如。
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論當然是在充分肯定孫中山的舊民主主義的先驅作用後對前者的繼承和發展。肯定辛亥革命不個光是出於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對客觀的尊重，它也來自於第一代第二代共產黨人的親身經曆。他們投身革命就是因為他們相信“主權在民”，民主自由，相信中國的前途在於變革，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人權觀念還是馬克思的無產階級革命學說。所謂“中國的先進知識份子”在當時實際上就是指那些接受了西方先進思想的人們並可付之實踐， 其使命決不是單一的使中國變得與西方一樣強大，他們也盼望人民從黑暗的封建專製中獲得解放。
出於狹隘民族主義的目的，宋魯鄭用曆史的表象完全抹煞了民主主義革命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不錯，主權在民或民主是受到曆史和現實的製約，我們應該在國家的繁榮強大，社會的公平正義和個人生活的尊嚴之間找到一種綜合平衡。從曆史的教訓中我們知道，民主需要一種逐步穩健的法製建設，它不可脫離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不可能背離市場經濟，不應造成權力集團的尖銳對立。不可否認，中國當今社會的意識形態上確有一條大的痕溝， 權勢集團中部分人認為中國人要感覺良好最有效的方法的是送子女讀西方名校並同時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敢鬥西方，弱勢群體大多認為中國人要感覺良好就必須有社會公平正義整治腐敗。
宋魯鄭是站在哪個立場? 宋或是在探討中間地帶。宋在口頭上對民主的封殺是為了塑造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並不一定意味著對實踐中民主的否定。他的大意好像是中國的政治一定要從上而下，人民為了子孫後代可能享有更平等的生活，他們目前應該壓抑政治上人人平等的想法，不要自己發聲要求政府作出政治改革的任何承若。
中國以後的政治有可能與宋的構想吻合，但他應看到要實現的他的保守實用主義路線圖具有以下幾種風險。 第一，百年後黨可能變質忘了自己內心對民主的暗暗承若。第二，百年後人民尤其是中產階級可能變得隻貪圖享受也忘了要求民主。第三，為了紅旗永遠鮮豔，民主最多最後就是個半拉子。宋的實用主義路線圖最終是否到達目的對他來說也許並非十分重要，他的另一半心思大概就是不管好壞，中國一定要獨立獨行高舉民族主義大旗打擊西方文化優越的囂漲氣焰，樂趣不全在結果，樂趣更在過程之中。
宋的保守民族主義政治構想大體上還處於零敲碎打的狀態之中，要形成一個體係，宋必須麵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部分思想基礎應該還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種國際主義，它厭惡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狹隘的民族主義阻礙社會進步和人的解放。“共產黨宣言”發表後不久，馬克思就發現民族主義使德國的無產階級難以認識自身的卑微狀態從而喪失爭取解放的鬥爭意誌。當然隻要部分西方人士還緊抱著種族和文化優越感不放，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種自然的選擇，但這種選擇應有節製而不應失去理智而演變成紊亂的情緒風暴。
一個農民或鄉下紳士在城市受到侮辱而決定不再進城，一個窮人受到富人的侮辱而決定不再致富，都是可笑情緒化的反應。幾年前中國遭到西方藏獨份子部分記者部分政客的漫罵攻擊，中國應該堅決反擊，揭露其反理性反曆史反現實的惡劣本質，而不是激動忿恨地說我們決不會再搞民主。
送魯鄭在其發表的文字中很少提到馬克思，所以我們不知道他是否打算用實用保守的民族主義取代馬克思主義，還是希望兩種思潮之間發生有機的結合。我們這裏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種新的人道的發展著的理論探討與實踐，它承認市場經濟的威力但追求人的的自由發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當共產黨拋棄馬克思主義而一味沉迷於民族主義之時，這個黨就蛻變成了一個權貴利益集團，用溫和良性或嚴酷惡性的方法維護一個類似古羅馬的貴族共和體製，這種中國特色的貴族共和體製有朝一日可能會與西方文明平起平坐但決不會超越。
中華文明要超越西方不是沒有機會，其主要條件可能就是執政黨堅持馬克思的人道主義原則以民為本，隻有這樣中國的文官集團才會抵禦封建的王朝意識家族利益至上意識，刻守住基本的道德操守，隻有這樣中國文官集團管理社會時可超越社會各利益群體這一傳統優勢才會發揮它的最大作用。西方政治主要為通過選舉立法展開的社會利益集團博弈，使人難以看到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相對之下，中國的文官集團有可能更好地整合自然，社會，和生產中的各種要素而到達更佳人文的效果。
在中國獲得令人眩目的經濟成就時，西方的政治經濟陷入了一場危機。宋魯鄭保守的民族主義政治舉張看上去是恰逢其時。但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綱領是否達到目的取決於多種要素在曆史與現實時間的縱軸上，社會大環境小環境的橫軸上種種複雜的互動融合。一種對曆史的簡單甚至歪曲的觀察，一種簡單情緒化與西方對立的心態決不是問題的答案。
如果我們都承認和平與發展早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中國模式，美國模式，歐洲模式應該有一種平和的關係，在競爭中取長補短相互學習，而不是意氣用事屈從於集團政治的壓力。在美國，曆史終結論的始作俑者開始研究中國並修改自己的論斷，韋伯對中國封建社會官僚體製的評價以前算是合理現在顯得武斷，黑格爾的辯證法對中國封建曆史的否定今天也顯得更加難以接受。中國的風頭正健，但所有這一切不應妨礙我們自己對曆史和現實作出客觀合理的觀察判斷。
曆史和現實是種延續性的客觀存在，一位嚴肅的政治寫手在評述中國時來不得浪漫主義式的切割分解。在中國的曆史和現實的坐標上，有那些重要參數我們應該牢記在心呢？
第一， 中國曾是個專製的封建社會，文化形態堅固難以自身突破。清朝比兩千年前的漢朝並無文化和技術上的重大突破。學者金觀濤的“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一書對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解答。
第二， 中國目前經濟總量巨大但人均收入低下，不小比例的人群還生活在貧困之中，並且還遭遇人權問題的侵擾。
第三， 和平與發展早已為國際社會主流，任何盲動過激的民族主義顯得可笑並背離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第四， 黨決不會抹煞辛亥革命，黨願意做辛亥革命的繼承者，黨的合法性來自於對三民主義的認同，而不是對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的認同。
為紀念辛亥革命在北京的隆重集會，對那些想以抹煞辛亥革命來向黨獻媚的人來說是一記響亮的耳光。他們對中國的政治並未完全開竅。
在曆史的長河中，王國維將永遠是位為舊社會殉道的浪漫詩人，而魯迅對舊社會的鞭韃對“主權在民”新社會的憧憬早構成中華民族新的精神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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