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可能是時候承認中國即將繼位的領導人習近平並不是許多人假想的那麽溫和。事實上，在過去的就有跡象顯示，不管是內政還是外交，習氏都將把中國駛向一個更咄咄逼人的方向。隨著入主時日的漸近，習近平正顯露出多項征兆，他在外交政策上將是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者；同時，在處理國內衝突時，他傾向於(采取)警察(管控)措施。因此，他的上台對毛主義者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來說意義重大：這標誌著中國"改革時期"正走向終結。改革時代將被類似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早些年的鬥爭時期取代；那些年裏，信仰馬克思社會解放理論的先進分子同更親睞列寧政治管控理論的反日的（和與反美的）民族主義者之間相互鬥爭。習氏顯然屬於後一陣營，支持社會秩序而不是社會進步。他可能領導中國走向不妙的方向。
外交政策是可以快速區分中國新任領導者的"試金石"，因為同國內政策相比，確定外交政策的隻是一小撮人員。而且誰主導北京，誰就有外交政策的決定權。中國政策研究（"北京學"）的微妙藝術依然很重要（譯注："北京學"：以研究北京的高層領導之間的關係、幫派、遠近等為主旨的學問，類似於"後宮政治學"。）美國副總統喬・拜登在結束八月份的中國訪問時，稱讚習氏"強勢"、"務實"。 拜登可能是對的，但是，習氏的強勢與務實主義，對那些恐懼中國中國之崛起的國家來說，並不一定是什麽好預兆。
習氏首次公開展示其"強勢"之陰暗麵，是在2009年他訪問墨西哥之時。（當時，）他同當地華人講："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中國）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
習氏的"三不"傳開後，贏得了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歡呼稱讚，這些人中包括1996年刻薄的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這些民族主義者表達了這樣的希望：習氏將是後毛時代第一個願意與西方抗衡的中國領導者。九月早期，習氏同中央黨校的學生講話時說："為民族獨立與百姓解放的鬥爭，或者說實現國家強權與百姓富庶，是兩個永遠緊密相連的首要目標；前者永遠是後者的基礎。"，而中央黨校是北京培養黨內精英的營地。
就國內而言，習氏的強人姿態顯露於他對令人頭疼的薄熙來在重慶任期所做所為的支持。作為另一個必然於2012年進入政治局的太子黨，薄熙來2009年罔顧程序合法性，以不加甄別的清掃行動端掉了重慶的組織化犯罪。在2010年訪問重慶時，習氏表示"震懾性的'鏟黑除惡'是"深得人心的"，他還稱讚當地的公安部門為根絕此類問題起了領頭羊的作用。他對"重慶模式"的推崇有時候被解讀成毛主義的回歸。然而，更確切的是將它視為民族主義者的警察國家之回歸----更似蔣介石而非毛澤東（的做法）。
七月中旬，習氏被派到拉薩去主持西藏"解放"六十周年的慶祝儀式。與持懷柔與人道政策的前任黨首胡耀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習氏的訪問是一次統禦之術的研習，而胡耀邦1980年訪問西藏，是（共產黨）與該區域真正和解的最後機會。大群警察和便衣淹沒了拉薩城，而官方的講台上卻連一個藏人都沒有。整個拉薩城完全被封鎖起來了，習氏不管走到哪裏，都被軍方和安全人員守護著。據中文媒體報道，習氏是如此地害怕遭人投毒，以至於攜帶了自己專用的水，用於飲用、烹飪及洗澡。習氏毫無意願與普通藏人待在一起，而是發表了一個長達七十分鍾的強硬講話，攻擊達賴喇嘛，並強調在西藏地區布置大規模兵力的重要性。
在這個鐵血習氏的身後有什麽故事呢？
傳統觀點認為，作為深受毛氏之害的中共溫和主義者習仲勳之子，習近平是一個改革主義者。確實，他在南方沿海省份的履曆，表明他執著於經濟改革與行政效率。但是，改革的年代已經畫上句號了，那些爭論已經過去了。現在的爭論發生在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步分子與持列寧主義的民族主義者之間；前者在黨組織和內地貧困地區贏得了支持，而後者中的許多人，譬如習氏，則通常是在沿海富裕省份從技術官僚的職位提拔上去的。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步分子主要關心的是社會公平和黨的意識形態，而持列寧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則熱衷於國家權力與黨的紀律。習氏顯然落入後一群體。相反的是，習氏的重點在於國家權力----在國際和國內都可以展示的影響力。他極少關心"社會和諧"、"以人為本的發展"和"科學發展"之類的話題，而這些話題吸引了胡錦濤和溫家寶這兩位自2002年起主政的馬克思主義先進分子的注意力。
對美國來說，盡管拜登的善意稱許有著外交層麵的合理性；但是，外交政策決策者需要考慮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會采取更加對抗的外交政策的日益增加的可能性。
作者簡介：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是波特蘭州立大學Mark O。 Hatfield政府治理學院政治學的助教，他寫了《統治的權力：國家如何贏得和失去合法性》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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