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勝利：三位偉人如是說zt

嚴一明

49年共產黨革命勝利後的喜悅典型反映在老毛的詩句之中：“火樹銀花不夜天萬方樂奏有於闐。” 中國當時洋溢著喜慶，那些從鄉下打到大城市的農民將領們一時間也具有了無敵於天下的豪邁感覺。

但也有人可以看到湧動的暗流。革命剛剛勝利，劉伯承元帥就看到了高級將領們中保留的封建農民意識，為了提高他們的思維水平，元帥主動要求下調擔任國防大學校長，比鄧早二十年提出了軍隊的正規化問題並得到粟裕大將的大力支持。

麵對還陶醉在勝利中的農民將領們，劉伯承坦率地說：革命勝利政治上是必然的，軍事上有些偶然。 出於政治上的原因，元帥難以細作說明。 今天我們不凡對元帥的判斷做點猜測：老蔣如果不是輕敵想在幾個戰場上同時打敗共軍，而是把兵力重點放在華北和山東先與粟裕部對決，並同時引進大量轟炸戰機，曆史也許改寫。

62年前共產黨的勝利，政治上的必然性來自三個方麵，一是給農民分田二是宣揚民主自由三是對共產主義的信念。 今天回頭一看，局勢變化令人瞪目結舌。農民分到土地後又被收為國有，官員們的腐敗超乎想象而人民沒有權力監督。 社會主義的核心計劃經濟也被老鄧和改革派們換成了與資本主義密切來往的市場經濟。

共產主義的最後勝利於是成了海市蜃樓，今天官員們對錢財豪宅名車美人權力的追求很可能超越了對社會主義和公平正義向往. 引進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救活了國家民族卻導致了貧富懸殊。“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雖然符合科學和曆史進程，卻顛覆了傳統的社會主義和毛的理想。

老鄧與劉伯承元帥的心是心心相印的，元帥仙逝之前指名由鄧讀他死後的悼詞，而且也是死後由鄧宣讀追悼詞的寥寥數人之一。鄧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多遭挫折，原因之一是像劉伯承元帥與他肝膽相照的人實在難找。 鄧的經濟改革在89年幾乎夭折， 92年看到兩個保守的元老過世鄧於是爆發神力抓住了機會，通過“南巡講話”使經濟改革再度複活。

鄧對革命的重新定義所采取的行動應多於他的言辭。不過他的言詞有時也是風芒顯露與原有的革命情感和中國的一些灰暗傳統背道而馳，比如：“革命是為了發展生產力 （而不是搞平均主義），“隻有發展才是硬道理”，“左傾比右傾危害更大”，“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而不是麵向過去麵向紅旗）”， “中國要韜光養晦，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要潮流”，“軍隊要聽從黨的絕對領導不可以打出自己的旗號”。

老毛過世前的心病是耽心周恩來死在他的後麵會否定他的文革創舉。周先走了老毛不無快意但沒有想到鄧氏卻是更為厲害的角色。  從理論上來說，對革命的重新定義起源於南京大學一位年輕教師的論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鄧給與了支持，當時更為重要的支持來自於由羅瑞卿掌控的軍委辦公室，大將羅瑞卿下令撰文給與支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原則”發表在解放軍報，終於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最後勝出。 隨之而來當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它是一場浩劫而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

老毛的“論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對62年前的勝利做出了經典的定義：它實質上是一場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戰爭。 劉少奇認為土地革命或新民主主義革命後中國應該有一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然後才可開始社會主義建設。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社會主義隻可在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上建成，封建社會不可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個物質基礎的問題也是個封建社會意識形態更新的問題。 

毛和黨以及全民高漲的民族自豪感使大家忽視了中國文化中濃重的封建性質既人普遍的盲目崇拜權威蔑視民主自由，一次又一次違背客觀規則導致數次悲劇的發生。 從實踐上來看毛與鄧的分歧體現為要不要資本主義，從理論來看毛是要在反封建的半道途中開始又一場革命，而鄧認為前幾代共產黨人如能通過發展經濟把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完成就是一件曆史的壯舉。

中國的經濟在三十年的鄧氏改革開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封建主義傳統是否明顯削弱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改革派認為政府權力過大導致了權貴資本主義，為封建意識形態的延續提供了溫床。 傳統派認為一定程度的封建主義或中國特色不一定是壞事，它有助於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並使中國有別於西方還可能支撐民族自豪感。

糾結實在太多，要看清中國的未來實非易事。 曆史與現實，中國與西方，毛與鄧，江與胡， 文官與武官，自信與自省，經濟與道德，人民作為主人與紅朝的威嚴，“反對軍隊國家化”與軍隊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諸多糾結盤根錯節莫衷一是。

鄧在較長時間內是經濟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但他在生命最後幾年與幾位保守元老做的分割使他傾向於政治上的改革團體。政治家的作用巨大，但在中國政治家們隻有在軍隊將領們擁護之後才有真正的地位。

毛與林彪的政治配合結出的是災難性苦果，鄧與劉伯承元帥羅瑞卿大將的政治配合引來的是中華民族的新紀元。 62年前革命的勝利不過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前半程，鄧的改革會完成那場革命的後半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