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

1952年全國院係調整!~(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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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初，新政權改造舊教育，重建教育體係的努力是在以下四個方麵展開的：接管和改造舊學校，將所有接受外國津貼的學校和教會學校，以及私立學校改為公立；改革舊學製，頒布新學製，將小學改為五年一貫製，實行全日製學校、幹部學校、業餘學校並舉，擴大工農和工農幹部受教育的機會；清理教師隊伍，對教師進行思想改造；對高等學校進行院係調整，以適應經濟建設的需要。

 

 

主要在1952年進行的對高等學校的院係調整，按照蘇聯模式改造舊有的高等教育，構造了建國之後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品質，對教育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深遠。這一模式已成為80年代以來中國教育改革的重要對象。

 

◎對院係調整過程的追述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學校即已開始在小範圍內進行院係調整：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教育係並入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華北大學三校的農學校合並為北京農業大學。1951年4 月，取消交通大學管理學校，所屬係科分別並入交大工學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財經學校；複旦大學土木係並入交通大學；交通大學紡織係與上海紡織工學院、上海工專紡織科合並為華紡織工學，等等。

 

1952年，根據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為適應高等教育滿足培養經濟建設急需的專門人才的需要，適應計劃經濟體製和統一分配畢業生製度的需要，開始大規模進行院係調整。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開的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揭開1952年院係統調整的序幕。會議指出，全國工學院地區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區和少數大城市，師資設備分散，使用效益低；學科龐雜，教學不切實際，培養人才不夠專精；學生數量遠遠不能適應國家工業建設的需要。決定以華北、華東和中南為重點進行全國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工作。

 

1952年5 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國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原則和計劃，其方針是“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明確主要發展工業學院，尤其是單科性專門學院。調整的方式是根據蘇聯的大學模式，取消大學中的學院，調整出工、農、醫、師範、政法、財經等科，或新建專門學院，或合並到已有的同類學院中去。調整的原則是：高等學校的內容和形式按大學、專門學院及專科學校三類分別調整充實。

 

 

大學（指綜合性大學）為培養科學研究人才及培養師資的高等學校，全國各大行政區最少有1 所，最多不得超過4 所，大學行政組織取消院一級，以係為教學行政單位；工學院是這次調整的重點，以少辦或不辦多科性的工院，多辦專業性的工學院為原則。

 

農學院采取集中合並的方針，每一大行政區辦好1 至3 所。

 

師範學院每一大行政區辦好1 至3 所，糾正過去與大學同學科設係的傾向，嚴格遵照中學教學計劃所需係科設係。

 

具體的調整方案包括：將北京大學工學院、燕京大學工科各係並入清華大學。清華大學改為科性高等工業學校；清華大學的文、理、法三學院及燕京大學的文、理、法各係並入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成為綜合性大學，燕京大學撤銷。

 

將南開大學的工學院與津沽大學的工學院合並於天津大學。

 

將浙江大學改為多科性高等工業學校，將其文學院並入之江大學，之江大學的土木、機械兩係並入浙江大學。

 

 

將南京大學的工黨與金陵大學的電機工程係、化學工程係及之江大學的建築係合並成獨立的工學院。

 

將武漢大學的礦冶工程係，湖南大學和廣西大學的礦冶係，南昌大學的采礦係統調整出來，在長沙成立獨立的礦冶學院，並增設采煤係及鋼鐵冶煉係。

 

將武漢大學和南昌大學的水利係、廣西大學土木係的水利組合並，在武漢成立獨立的水利學院。

 

將中山大學、華南聯合大學的工學院，嶺南大學工程係科及廣東工業專科學校合並成立獨立的工學院，等等。

 

整個調整工作，京津地區從6 月開始，華北地區於9 月，中南地區於10月開始，到年底基本完成預定的調整任務。

 

通過調整，北京地區新設的學院為：北京地質學院（由北大、清華、天津大學、唐山鐵道學院、山西大學工學院、西北工黨院等校的冶金係科合並組成）；北京航空工業學院（由北京工業學院航空係、平原農學院森林係合並組成）；中央財經學院（由北大、清華、燕京大學三校政治，法律係與輔仁大學社會係民政組合並成立）。 1952 年的院係調整，涉及全國四分之三的高校。例如，華東地區原59所高校，沒有參加調整的8 所，停辦（或調整後校名取消）及遷移外區的學校達21所。調整後，全國共計新設高等學校31所，其中工業院校11所農業院校8 所，師範院校3所，醫藥院校2所，財經院校3 所，政法院校2 所，文科院校1 所，藝術院校1 所。從舊有綜合性大學獨立出來的各種專門學院有23所。調整後停辦的高校共49所，改為中專的4 所。

 

 

作為1952年院係調整的延續和補充，1953年全國繼續進行院係調整。此後，1955年，高等教育部決定調整部分高等學校的院、係、專業的設置和分布，將沿海地區一些高校的全部或部分遷至內地。其中影響校大的將交通大學大部分遷往西安，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學。

 

◎院係調整的動機及其結果

 

1952年院係調整的主要動機，是將高等教育納入為經濟建設培養專門人才的軌道，加速培養工程技術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變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狀態。這些目標基本達到。

 

經調整，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南開大學等一批多科性綜合大學改為文理科大學。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湖南大學等綜合性多科性工業大學。全國綜合性大學由55所減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師範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招生規模迅速擴大。1949年，共有高等學校205 所，在校生11.7萬人。1952年，共有高等學校201 所，在校生21.97 萬人，增至1953年的1172人。

 

工科院校的培養能力顯著增強。理工院校占高校總數的比例，由1949年的13.7%增為21.4%.全國工科學生招生規模廣大了1 倍，由原先招收1.5 萬人增至3 萬人。1946年，工科學生僅占在校生總數的18.9% ，1952年達到35.4% ，為各科學生之首，改為了此前以文法科為主的學校和學科結構。通過增設鋼鐵、地質、礦冶、水利等12個工業專門學院，以及建成機械、電機、化工、土木等比較齊全的工科專業體係，改變了舊中國不能培養配套的工程技術人員的落後狀況。通過調整，高校的師資、設備、校舍相對集中，提高了使用效率。

 

中國高等學校的布局偏於沿海和大城市。1949年時，58% 的高校在沿海10省市，僅上海一地就占25% ；邊遠9 省區的高校僅占6.8%. 經調整後，適當改善了這種不均衡的布局。到1958年，沿海10省市的高校占高校總數的42.4% ，邊遠9 省區的高校增至占13.%與此同時，在1950年接管了接受外國津貼的20所高等學校（其中11所改為私立）之後，在1952年的院係調整中，所有65所私立高等學校全部改為公辦。

 

 

以本世紀初建立第一個現代學製（癸卯學製）為標誌，我國現代教育的體製是向西方學習，仿效美、日教育製度的產物。1952年的院係調整是一道分水嶺，將二十世紀的大陸教育鮮明地一分為二。對舊中國教育大規模改造重建，全麵模仿、移植蘇聯模式，形成了建國後大陸教育的基本麵貌、價值品質。

 

與歐美大學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對，蘇聯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稱之為專才教育。其基本特點是：與計劃經濟體製相連，對教育實行高度統一集中的計劃管理；教育的重心放在與經濟建設直接相關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學技術教育上；教育計劃與國民經濟建設計劃緊密相連，按產業部門、行來甚至按產品設立學院、係科和專業（例如拖拉機學院、坦克係等等），確定招生和學生分配；本家對高等教育實行壟斷，學生全部免費。簡而言之，這是一種與計劃經濟、產品經濟體製高度契合的、與動員型社會同構的教育製度。它可以集中國家資源，迅速培養大批高度專門化、專業狹窄的“現成專家”，卻有其明顯的弱點和弊端。

 

◎對院係調整的曆史評價

 

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曆史條件下，50年代初按蘇聯模式重建的高等教育，其弱點在建立之初雖也有明顯表現，但總體上是適當時政治、經濟製度需要的，為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和科學技術發展奠定了基礎，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教育製度作為社會製度的組成部分，必須隨之而變革；然而，作為社會的文化和價值係統，它的變革對社會發展的諸多方麵有深刻的影響。因而，今天重新認識這種教育製度的變遷和當年的院係調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點和失誤已發展為嚴重的弊端。

 

1 、嚴重削弱文科和綜合性大學。

 

現代教育始終有相輔相成的兩翼。一方麵，作為人力資源開發，對經濟振興，科技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具有強烈的國家功利價值；另一方麵，教育又具有促進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藝術的發展，保持和傳遞文化傳統，維係和整合社會，以及陶冶人格等人聳教化的功能，即教育的非功利價值，它主要是通過文科教育實現的。因而，急於趕超的發展中國家的教育，都麵臨一種考驗：能否在發展科技教育、專門教育的同時，保持教育的人文價值和人文內涵，重視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異化。

 

 

不難看到，院係調整發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是以削弱文科為代價的。1949年，在校大學生中文科類學生共占33.1% ，其中文科、財經、政治各科的學生比重分別是10.2% 、16.2% 、6.3%；至1953年，即第一次院係調整後，已分別下降為6.7%、6.4%和1.8%（共占14.9% ）。到1957年，第二次院係調整後，又進一步下降為4.4%、2.7%和1.9%（共占9%）。1962年這一比例最低，僅為6.8%. 同樣，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稱為現代教育的“軸心機構”的綜合性大學被嚴重削弱。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 降至1952年的10.9%。1986年，這一比例為4.3%. 一大批曆史悠久的優秀的綜合性大學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地位，被改為工科院校。

 

對文科教育的削弱不僅由於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也出於對它“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治否定。通過學科和課程改造，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人文社會學科的教育學者備受批判衝擊。“文科危險”和“文科無用”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價值，釀成全社會經視、貶損文科，重視理工科的明顯的“重理輕文”的傾向。

 

1980年，經文革後的撥亂反正和恢複發展，我國大學生中文科學生的比重達到8.9%. 然而，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7年的統計，在全世界1000萬以上人口50個國家中，文科學生占在校大學生比重於50% 的有限3 個國家，介於26~50%的有26個國家，介於20%~30% 的有6 個國家；介於18%~20% 的有4 個國家。中國的情況，竟然比這一比例最低的國家還低10%.這種重理輕文的傾向同樣表現在理工科院校的課程結構中，以及中小學的學校教育中。其後果，不僅造成應用文科人才的奇缺，製約了社會現代化發展，而且嚴重削弱了學校的教化作用，致使學生在知識結構、價格結構上的片麵畸型。科學與文化的割裂在前現代的中國表現得格外明顯。

 

2 、人才培養過於專門狹窄，效益低下。

 

即便從培養專門人才的角度，這種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對高度專門化教育的推崇，意味著對科學和文化的綜合性、完整性的損害和削弱。它固然可以培養出大批統一規格的“標準件”，卻難以培養出具有較強的適應性和創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說大師和巨匠了。

 

1953年，我國高等教育十一大類共設置215 種專業；到1983年，高校專業設置達到創紀錄的1039種，是1953年的4.8 倍。以有計劃、按比例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理想的專才教育，在現實的動作中卻造成嚴重的比例失調。1987年高校畢業生分配中，有353 個專業（占專業總數的41.7 %）人才奇缺，數額達19萬人；與此同時，又有157 個專業人才“過剩”，人數亦達10萬人之多。過於專門狹窄的專業設置和專門技能，與現代社會知識技術迅速更新、職業變換和社會流動加速的要求不符，是造成專門人才“專業不對口”、大量人才浪費的重要原因。

 

 

與計劃體製相應的條塊分割、部門所有的高校管理體製，造成重複設置嚴重，學校規模極小，高等教育效益低下。例如，1977年至1985年，我國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從27.3萬人增至61.9萬，增加了127%；學校數卻從404 所增至1016所，增加了151%.高等學校中，學生達5000人以上的僅50所，占5%；學生1000人以下的447 所，占44%；其中500 人以下的學校有179 所，占17%.3 、大學教育中的“三脫離”當按照蘇聯模式將大學改造培養專門人才的“教育工廠”時，大學的功能和性質發生了深刻的變異。

 

學校樹人育人的主旨和通義，在專門教育的結構中被培養專家的目標所模糊。“做事”和“做人”的雙重目標事實上被分離，“人”的教育被簡化為政治理論教育，由獨立於教學係統之外的專門機構、組織和人員進行；這同時分離了曾由教師承擔的“經師”和“人師”的雙重職能。用政治教育取代價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則抽空了學校教育的人文內涵。使學校的教化作用不斷衰微。

 

50年代初重建高等教育的同時，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起獨立於大學之外的科學院落科研係統，從而取消了現代大學作為社會的科研中心的重要功能，造成教學與科研成的脫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學的科研十分薄弱，隻具有單一原教學功能。

 

在大學內部，教學與科研的脫離是與理工分家、專業課與基礎課脫離、實驗室與考古室脫離的教學組織相連的。基礎理論與專業教育，教學、科研和實驗之間界壘分明，各類人員功能單一，相當多的大學教師成為隻事教學的“教書匠”. 這必然導致高等學校學術水平和教育質量的降低，以及教育資源的大量浪費。

 

教學與科研、專業與基礎脫離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學校與社會相脫離的嚴重的理論脫離實際傾向。崇尚書本知識，缺乏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這種學生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現象，反映出這種教育結構中產生的教育後果和學術風氣。很多人認識到，50年代初否定歐美式教育製度而移植蘇聯模式，不僅是由於政治氣候和實現工業化的壓力，也由於蘇聯教育模式與中國傳統教育價值的某種相容性和一致性。理論脫離實際便是這種共性之一，雖然它們出自不同的途徑和結構。

 

上述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經在80年代以來的教育發展和改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矯正和改善。但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現代化的基本任務之一，仍然是繼續克服蘇聯模式的體製弊端，繼續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觀念，從而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製和民主政治製度相適應的、與世界文明接軌和與現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製度和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