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龍應台：有些路隻能一人走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09-12-17 發表評論>>
龍應台
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四顧蒼茫的龍應台越來越孤獨，但她卻走得越發篤定。
龍應台有太多的標簽。作家、思想家、社會批評家、學者、教授。這個台灣女子，既彪悍，又溫柔，有大抱負。年輕時活得像唐朝女子，熱烈豐富；今天，完成新書《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風輕雲淡，重重滄桑在臉上，遮不住。
妝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領白襯衫，粉貝殼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來北京參加《目送》見麵會的57歲的龍應台，正當時。有禮、世故、聰明，絕不口無遮攔。回答問題，字斟句酌，小心翼翼，於無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話題。
她對社會積極進言，橫眉冷對千夫指，有萬丈豪情；對兩個兒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則是慈母情深，費心與他們溝通，在一次次熱臉碰上冷屁股後越挫越勇。龍應台身懷所有職業女性的喜與悲，隻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獨。
永遠的插班生與陌生人
也許，龍應台的孤獨是在她未出生時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車站。
火車馬上要開了，一歲的龍家長子龍應揚在奶奶懷抱裏，他的媽媽——24歲的江南少婦應美君今天要來接他。
半年前，為與駐守廣州的丈夫、國民黨軍官龍槐生團聚，美君抱著應揚離開家鄉浙江淳安。戰亂時的火車擁塞不堪，就像個大罐頭，塞得滿滿。弧形的車頂上人們用繩子把自己綁著，一過山洞就會有人掉下來，死在滾滾車輪下。想到車裏已有幾個孩子、老人暴斃，美君臨時決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車，將懷裏的嬰兒交給鄉下的奶奶。
在廣州半年，美君眼見了太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無論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帶出來。
隻是，時隔半年後，衡山火車站，應揚卻遠遠躲在奶奶後麵，死活不肯跟這個陌生的女人走。
火車要開了，應揚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猶豫了。她應該冒著孩子被擠死的危險，把他塞進火車？還是等戰爭過後再來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縮回來。縮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千鈞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後一秒做的決定是，好吧，留在鄉下。
火車開動的一刻，美君像貨物一樣被人從車窗塞進去，一歲的兒子在車外看著她。此後，美君再見自己的長子，已是38年後的1987年。亂世裏，任何一個一刹那的決定，都是一生。
應美君與丈夫龍槐生後來隨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生下了女兒，取名 “龍應台”。
2009年1月，龍應台和67歲的哥哥應揚坐在船上。“我們在一條湘江上，這個老人跟我父親長得真像，一口湖南鄉音。我問我哥，你後來怎麽想媽媽？他說，他的腦海裏總有那樣一幕：有一個在動的火車，一個短頭卷發的女人在車窗裏麵。他說小時候隻要一聽到火車要出站了，就沿著田埂喊著媽媽拚命追。他心中，任何一個在車窗裏短頭發的女人都是媽媽，而媽媽永遠在一輛跑的火車上，在離開的火車裏麵，永遠追不上。”
作為台灣“外省第二代”，龍應台在給大兒子寫信時冷靜分析自己的身份：“終其一生，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我是永遠的插班生、陌生人。”
龍應台永遠記得，父親在世時最喜歡讓女兒陪他去劇場聽《四郎探母》。每次看時，父親的眼淚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淚的又何止父親一人。“四周盡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裏還有淚光。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人們從四郎的命運裏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許那時，龍應台也再次認清自己這個“台灣外省人”處境的殘酷和荒謬。時代之劍切斷了她和傳統、宗族的連接，使她懸在半空，永遠無所憑依。
溫柔母親被刺傷
身份是尷尬的，但龍應台從小就是個有大誌向的人。在台灣苗栗苑裏長大，家境雖貧困，龍應台卻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掛在嘴上。1974年赴美國求學，龍應台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成歸台後，她拿起手中筆，掀起了一場文化大風暴。
這場席卷兩岸的“龍卷風”，最初是由雜文集《野火集》開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灣出版，21天內再版24次，每五個台灣人就擁有一本。當時的台灣，累積了多年對體製的不滿，批判的聲音暗流洶湧。隨著龍應台點燃的這把“野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站到了明處。龍應台在威權的禁忌與被容許的底線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間，贏得掌聲。
“《野火集》是在絕對的天真中寫出來的東西。我覺得任何還會去寫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龍應台保持清醒。
“龍卷風”正勁時，龍應台隨德國丈夫舉家遷居歐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間，她一邊繼續寫著那些如刀光劍影般銳利逼人的時評文章；一邊以慈母之愛完成了溫暖動人的《孩子你慢慢來》。
客居他鄉十三年，龍應台覺得作為母親自己收獲頗豐，可作為知識分子，自己卻在下沉，因為“離開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險”。偶爾回台灣，她拿著紅酒，看著淡水河，眼淚流不停。異鄉寂寞，龍應台想要有所作為卻不能，對社會的進言就像放空炮彈，講得激烈，但畢竟遙遠。台灣著名文化人蔣勳說過她，“你是一匹狼在那邊叫，沒有人和你去對叫，那才是荒涼。”
轉機是在1999年。龍應台應馬英九邀請離開歐洲，離開兩個孩子，回到台灣出任台北市第一屆文化局長，為期三年。“龍局長”走馬上任的背後，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馬英九是先找到蔣勳，請他擔任文化局長。蔣勳知道龍應台的雄心壯誌，極力向馬英九推薦了龍應台。龍應台說，那次的回歸她帶著“準備身敗名裂”的心情。
龍應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說她幹不長。李敖甚至說“龍應台連三個月都幹不了”。但她卻謹小慎微、步步為營。如今回頭看，龍應台自認這段公務員經曆讓她獲益匪淺：“隻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時，我隻能看到一個鍾表它的兩個指針是怎麽走的。成為官員，有實際經驗的時候，我就知道齒輪是怎麽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這時，再退出評論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長的三年，龍應台一天一通電話打給兩個孩子。除了表達親情，還有尋求慰藉。可她記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話，“拿起聽筒，他問我，‘你喝了牛奶沒有？’我愣了一下，說我喝了。他說，‘你刷牙了沒有？你今天功課怎麽樣？’”龍應台意識到，兒子是在用這樣一種方式對母親的關愛表示抗議。本想從孩子身上找尋溫暖的她，倍感“傷害”。
2003年，連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要求龍應台再做一屆文化局長，但龍應台卻堅決辭職，重歸學者作家生活。她說自己那時忽然有種感覺，“很怕贏得了全世界，卻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龍應台離開歐洲那年，大兒子安德烈十四歲，臉上有嬰兒肥。辭任文化局長時，安德烈已經是十八歲的青年，談了戀愛，有了駕照。“我發現他再不讓我擁抱他，離得遠遠的，而且你要是出現在他和他的朋友當中，會讓他覺得很丟臉。” 在台灣，曾有記者問安德烈，如果龍應台現在20歲，她可能成為你的女朋友嗎？安德烈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可能！”
傷感無奈的龍應台想重新“找回”兒子。於是，她向安德烈建議，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兩人的思想，並以專欄形式在報刊發表。讓龍應台“嚇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條件是：“你不要再打那麽多電話‘騷擾’我。”
此後，龍應台開始了和兒子艱難的書信溝通。“必須是我寫信給他，先要寫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寫完之後，還要用英文寫一遍，把英文的給他，他用德文回複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裏，我還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續。”
龍應台與安德烈的通信最終集結成書，《親愛的安德烈》於2008年出版。“這不是親子書，而是將我的挫折展現出來，這是龍應台的受傷筆記。”
四顧蒼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龍應台，離婚之後再次客居他鄉，這次是香港。作家柏楊生前曾說：“龍應台有許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輕時會幹的事，大概每個有誌之士都要經過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進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麵往裏看，我認定，龍應台的軌跡大致也如此。”
柏楊一語成讖。在經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後，現在的龍應台，愈發溫情。她寫作生死筆記《目送》；她越來越喜歡把父母掛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這個畫麵：完成博士學位後，她回台灣教書。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她。可父親並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後，父親爬回車內，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之後，龍應台看著父親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她還站在那裏，一口皮箱旁。
幾十年後，當龍應台目送父親的棺木緩緩滑向火葬場的爐門時，她也終於慢慢地了解，“所謂父女母子一場，隻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龍應台越來越孤獨，然而，她也越來越篤定。她說，曾經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現在信了；曾經不相信色即是空，現在信了；曾經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隻能一個人做。有些關，隻能一個人過。有些路，隻能一個人走。”即便四顧蒼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龍應台也會勇敢麵對，素顏修行。
龍應台：我沒有一個出色的角色
從《野火集》到《目送》，你寫作風格變化的原因是什麽？
龍應台：我發現在解釋龍應台寫作風格發展時，中國大陸和海外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大陸有一種聲音——當初寫“野火”的人，怎麽越寫越小了，怒目金剛怎麽變成兒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剛好相反。海外反而會說，龍應台從小變大了，以前你是針對社會現實去寫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暫的、表麵的，真正接近生命本體的，其實是《目送》這樣的寫作。在這兩種不同的態度裏，我覺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層信息。
《親愛的安德烈》中，在大陸最流行的文章是《給河馬刷牙》。能否講講背後的故事？
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時，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學生。本可以搭同一輛車去學校，但卻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關係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個人到陽台上去。我在那裏坐了一會兒，長手長腳的安德烈就出來了，開始抽煙。他突然開口，“如果我將來變成一個非常普通的人，你會不會對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話很震撼我。之後我寫信告訴他，對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樂。如果每天為錢的數字起伏而緊張而鬥爭，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
家庭這個概念一直貫穿在你寫作當中，家庭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麽？
龍應台：家庭是你的來處，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個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那麽幸運，有時候家庭也是一個最充滿壓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徹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東西上，連家庭也幫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個角色做得最為出色？
龍應台：我沒有一個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時候，我做母親做得最好，但孩子長大之後變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麵對，所以才寫了受傷筆記《安德烈》。我作為妻子更失敗。作為女兒，很晚熟，雖然也會帶父母看戲，帶他們散步。隻是根本不懂什麽是老，什麽是死。等到從父親那兒學到什麽叫老，什麽叫死之後，再回頭照顧老了的母親，我發現我比以前會了一點，但仍是一個學習非常非常慢的女兒。
作為事業女性，當初你決定生孩子時有過艱難的選擇嗎？
龍應台：一點沒有。我迷戀小孩，我可以白天寫《野火集》，晚上給孩子哺乳。當月光照下來，我坐在黑的房間裏喂奶，我覺得這才是人間一等一、頂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體當中有一個硬的龍應台，似乎也有一個很柔軟的龍應台？
龍應台：我一直覺得，每個人身上都同時存在著陰和陽、硬和軟、剛和柔的元素。對我而言，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件事，跟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完全協調的。你往往是為了懷裏喂奶的那個嬰兒他將來的幸福，你會去橫眉冷對千夫指；你往往是因為心中有愛，才會去做怒目衝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獨，又是如何與它相處？龍應台：任何形式的創作者，不管是作家、畫家還是導演，孤獨都是創作的必要條件。我不知道大陸熟不熟悉聖嚴法師，有次和他聊天，我們談到人在天地之間終究是無所憑依的孤獨。你真能麵對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這世間，沒有什麽可以附著依托。（記者 蘇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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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
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四顧蒼茫的龍應台越來越孤獨，但她卻走得越發篤定。
龍應台有太多的標簽。作家、思想家、社會批評家、學者、教授。這個台灣女子，既彪悍，又溫柔，有大抱負。年輕時活得像唐朝女子，熱烈豐富；今天，完成新書《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風輕雲淡，重重滄桑在臉上，遮不住。
妝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領白襯衫，粉貝殼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來北京參加《目送》見麵會的57歲的龍應台，正當時。有禮、世故、聰明，絕不口無遮攔。回答問題，字斟句酌，小心翼翼，於無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話題。
她對社會積極進言，橫眉冷對千夫指，有萬丈豪情；對兩個兒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則是慈母情深，費心與他們溝通，在一次次熱臉碰上冷屁股後越挫越勇。龍應台身懷所有職業女性的喜與悲，隻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獨。
永遠的插班生與陌生人
也許，龍應台的孤獨是在她未出生時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車站。
火車馬上要開了，一歲的龍家長子龍應揚在奶奶懷抱裏，他的媽媽——24歲的江南少婦應美君今天要來接他。
半年前，為與駐守廣州的丈夫、國民黨軍官龍槐生團聚，美君抱著應揚離開家鄉浙江淳安。戰亂時的火車擁塞不堪，就像個大罐頭，塞得滿滿。弧形的車頂上人們用繩子把自己綁著，一過山洞就會有人掉下來，死在滾滾車輪下。想到車裏已有幾個孩子、老人暴斃，美君臨時決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車，將懷裏的嬰兒交給鄉下的奶奶。
在廣州半年，美君眼見了太多的生死離散，她決心無論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帶出來。
隻是，時隔半年後，衡山火車站，應揚卻遠遠躲在奶奶後麵，死活不肯跟這個陌生的女人走。
火車要開了，應揚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猶豫了。她應該冒著孩子被擠死的危險，把他塞進火車？還是等戰爭過後再來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縮回來。縮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千鈞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後一秒做的決定是，好吧，留在鄉下。
火車開動的一刻，美君像貨物一樣被人從車窗塞進去，一歲的兒子在車外看著她。此後，美君再見自己的長子，已是38年後的1987年。亂世裏，任何一個一刹那的決定，都是一生。
應美君與丈夫龍槐生後來隨戰敗的國民黨軍隊來到台灣，生下了女兒，取名 “龍應台”。
2009年1月，龍應台和67歲的哥哥應揚坐在船上。“我們在一條湘江上，這個老人跟我父親長得真像，一口湖南鄉音。我問我哥，你後來怎麽想媽媽？他說，他的腦海裏總有那樣一幕：有一個在動的火車，一個短頭卷發的女人在車窗裏麵。他說小時候隻要一聽到火車要出站了，就沿著田埂喊著媽媽拚命追。他心中，任何一個在車窗裏短頭發的女人都是媽媽，而媽媽永遠在一輛跑的火車上，在離開的火車裏麵，永遠追不上。”
作為台灣“外省第二代”，龍應台在給大兒子寫信時冷靜分析自己的身份：“終其一生，也是沒有一個小鎮可以稱為‘家’的，我是永遠的插班生、陌生人。”
龍應台永遠記得，父親在世時最喜歡讓女兒陪他去劇場聽《四郎探母》。每次看時，父親的眼淚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淚的又何止父親一人。“四周盡是中年兒女陪伴而來的老人家，有的拄著拐杖，有的坐著輪椅。他們不說話，因為眼裏還有淚光。少小離家老大失鄉的人們從四郎的命運裏認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許那時，龍應台也再次認清自己這個“台灣外省人”處境的殘酷和荒謬。時代之劍切斷了她和傳統、宗族的連接，使她懸在半空，永遠無所憑依。
溫柔母親被刺傷
身份是尷尬的，但龍應台從小就是個有大誌向的人。在台灣苗栗苑裏長大，家境雖貧困，龍應台卻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掛在嘴上。1974年赴美國求學，龍應台獲堪薩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學成歸台後，她拿起手中筆，掀起了一場文化大風暴。
這場席卷兩岸的“龍卷風”，最初是由雜文集《野火集》開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灣出版，21天內再版24次，每五個台灣人就擁有一本。當時的台灣，累積了多年對體製的不滿，批判的聲音暗流洶湧。隨著龍應台點燃的這把“野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站到了明處。龍應台在威權的禁忌與被容許的底線之間，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間，贏得掌聲。
“《野火集》是在絕對的天真中寫出來的東西。我覺得任何還會去寫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龍應台保持清醒。
“龍卷風”正勁時，龍應台隨德國丈夫舉家遷居歐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間，她一邊繼續寫著那些如刀光劍影般銳利逼人的時評文章；一邊以慈母之愛完成了溫暖動人的《孩子你慢慢來》。
客居他鄉十三年，龍應台覺得作為母親自己收獲頗豐，可作為知識分子，自己卻在下沉，因為“離開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險”。偶爾回台灣，她拿著紅酒，看著淡水河，眼淚流不停。異鄉寂寞，龍應台想要有所作為卻不能，對社會的進言就像放空炮彈，講得激烈，但畢竟遙遠。台灣著名文化人蔣勳說過她，“你是一匹狼在那邊叫，沒有人和你去對叫，那才是荒涼。”
轉機是在1999年。龍應台應馬英九邀請離開歐洲，離開兩個孩子，回到台灣出任台北市第一屆文化局長，為期三年。“龍局長”走馬上任的背後，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馬英九是先找到蔣勳，請他擔任文化局長。蔣勳知道龍應台的雄心壯誌，極力向馬英九推薦了龍應台。龍應台說，那次的回歸她帶著“準備身敗名裂”的心情。
龍應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說她幹不長。李敖甚至說“龍應台連三個月都幹不了”。但她卻謹小慎微、步步為營。如今回頭看，龍應台自認這段公務員經曆讓她獲益匪淺：“隻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時，我隻能看到一個鍾表它的兩個指針是怎麽走的。成為官員，有實際經驗的時候，我就知道齒輪是怎麽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這時，再退出評論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長的三年，龍應台一天一通電話打給兩個孩子。除了表達親情，還有尋求慰藉。可她記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話，“拿起聽筒，他問我，‘你喝了牛奶沒有？’我愣了一下，說我喝了。他說，‘你刷牙了沒有？你今天功課怎麽樣？’”龍應台意識到，兒子是在用這樣一種方式對母親的關愛表示抗議。本想從孩子身上找尋溫暖的她，倍感“傷害”。
2003年，連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要求龍應台再做一屆文化局長，但龍應台卻堅決辭職，重歸學者作家生活。她說自己那時忽然有種感覺，“很怕贏得了全世界，卻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龍應台離開歐洲那年，大兒子安德烈十四歲，臉上有嬰兒肥。辭任文化局長時，安德烈已經是十八歲的青年，談了戀愛，有了駕照。“我發現他再不讓我擁抱他，離得遠遠的，而且你要是出現在他和他的朋友當中，會讓他覺得很丟臉。” 在台灣，曾有記者問安德烈，如果龍應台現在20歲，她可能成為你的女朋友嗎？安德烈斬釘截鐵地回答，“不可能！”
傷感無奈的龍應台想重新“找回”兒子。於是，她向安德烈建議，以通信的方式交流兩人的思想，並以專欄形式在報刊發表。讓龍應台“嚇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條件是：“你不要再打那麽多電話‘騷擾’我。”
此後，龍應台開始了和兒子艱難的書信溝通。“必須是我寫信給他，先要寫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寫完之後，還要用英文寫一遍，把英文的給他，他用德文回複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裏，我還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續。”
龍應台與安德烈的通信最終集結成書，《親愛的安德烈》於2008年出版。“這不是親子書，而是將我的挫折展現出來，這是龍應台的受傷筆記。”
四顧蒼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龍應台，離婚之後再次客居他鄉，這次是香港。作家柏楊生前曾說：“龍應台有許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輕時會幹的事，大概每個有誌之士都要經過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進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麵往裏看，我認定，龍應台的軌跡大致也如此。”
柏楊一語成讖。在經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後，現在的龍應台，愈發溫情。她寫作生死筆記《目送》；她越來越喜歡把父母掛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這個畫麵：完成博士學位後，她回台灣教書。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她。可父親並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後，父親爬回車內，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之後，龍應台看著父親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她還站在那裏，一口皮箱旁。
幾十年後，當龍應台目送父親的棺木緩緩滑向火葬場的爐門時，她也終於慢慢地了解，“所謂父女母子一場，隻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父親的逝、母親的老、兒子的離，龍應台越來越孤獨，然而，她也越來越篤定。她說，曾經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現在信了；曾經不相信色即是空，現在信了；曾經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隻能一個人做。有些關，隻能一個人過。有些路，隻能一個人走。”即便四顧蒼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龍應台也會勇敢麵對，素顏修行。
龍應台：我沒有一個出色的角色
從《野火集》到《目送》，你寫作風格變化的原因是什麽？
龍應台：我發現在解釋龍應台寫作風格發展時，中國大陸和海外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大陸有一種聲音——當初寫“野火”的人，怎麽越寫越小了，怒目金剛怎麽變成兒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剛好相反。海外反而會說，龍應台從小變大了，以前你是針對社會現實去寫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暫的、表麵的，真正接近生命本體的，其實是《目送》這樣的寫作。在這兩種不同的態度裏，我覺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層信息。
《親愛的安德烈》中，在大陸最流行的文章是《給河馬刷牙》。能否講講背後的故事？
龍應台：在香港大學時，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學生。本可以搭同一輛車去學校，但卻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關係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個人到陽台上去。我在那裏坐了一會兒，長手長腳的安德烈就出來了，開始抽煙。他突然開口，“如果我將來變成一個非常普通的人，你會不會對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話很震撼我。之後我寫信告訴他，對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樂。如果每天為錢的數字起伏而緊張而鬥爭，很可能不如每天給大象洗澡，給河馬刷牙。
家庭這個概念一直貫穿在你寫作當中，家庭對你而言意味著什麽？
龍應台：家庭是你的來處，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個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那麽幸運，有時候家庭也是一個最充滿壓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徹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東西上，連家庭也幫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個角色做得最為出色？
龍應台：我沒有一個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時候，我做母親做得最好，但孩子長大之後變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麵對，所以才寫了受傷筆記《安德烈》。我作為妻子更失敗。作為女兒，很晚熟，雖然也會帶父母看戲，帶他們散步。隻是根本不懂什麽是老，什麽是死。等到從父親那兒學到什麽叫老，什麽叫死之後，再回頭照顧老了的母親，我發現我比以前會了一點，但仍是一個學習非常非常慢的女兒。
作為事業女性，當初你決定生孩子時有過艱難的選擇嗎？
龍應台：一點沒有。我迷戀小孩，我可以白天寫《野火集》，晚上給孩子哺乳。當月光照下來，我坐在黑的房間裏喂奶，我覺得這才是人間一等一、頂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體當中有一個硬的龍應台，似乎也有一個很柔軟的龍應台？
龍應台：我一直覺得，每個人身上都同時存在著陰和陽、硬和軟、剛和柔的元素。對我而言，橫眉冷對千夫指這件事，跟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完全協調的。你往往是為了懷裏喂奶的那個嬰兒他將來的幸福，你會去橫眉冷對千夫指；你往往是因為心中有愛，才會去做怒目衝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獨，又是如何與它相處？龍應台：任何形式的創作者，不管是作家、畫家還是導演，孤獨都是創作的必要條件。我不知道大陸熟不熟悉聖嚴法師，有次和他聊天，我們談到人在天地之間終究是無所憑依的孤獨。你真能麵對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這世間，沒有什麽可以附著依托。（記者 蘇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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