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走近顧準 (4)

這當然不能怪顧準。當時，他也在千方百計打聽家人的情況，甚至在為家人攢錢攢糧票。但他被牢牢地管製住了，一點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樣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可惜這些情況子女們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頭的陰影。至少是，一邊是很少回家、卻不斷給家裏惹麻煩添亂子帶來災難的父親，一邊是受盡驚嚇、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親，做子女的站在誰一邊，將心比心，還不難理解嗎？

子女們毫不猶豫也別無選擇地站在了汪壁一邊。

汪璧的立場，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立場。汪璧也是個老黨員，早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黨領導的地下革命鬥爭。六十年代她幫顧準“銷毀罪證”時手法熟練動作敏捷，就因為她當年用這辦法對付過特務。對於這樣一個老黨員來說，黨的立場就是她的立場，黨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黨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當一個足以逼死人的兩難問題擺在她麵前時，她的內心世界就分裂了。

這個問題就是：要革命還是要顧準，跟黨走還是跟顧準走，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顧準？她當然是要革命的。顧準也要革命。這本來不成問題，他們是“革命夫妻”麽？問題是，一個人是不是革命，並不由他們自己說了算。顧準說自己是革命者，別人卻說他是“反革命”，而這些“別人”又據說代表黨。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樣，不知道該生還是該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樣，連“死路一條”都沒有（請參看本書《懺悔與做人》）。誠如顧準次子顧南之（高梁）事後回憶所說：“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走啊？”

汪璧一開始也想兩全。但即使她願意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難道讓他們也淪入萬劫不複的地獄黑牢？倒是作為父親的顧準想得“周到”。1966年，當他看到女兒的思想與自己尖銳對立時，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爽性與汪壁議定，今後就讓子女把他作為“反黨右派”來看待，讓子女和主流文化融為一體。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確保子女和自己劃清界線。由於同樣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決定。她隻是衷心祈望，“顧準能逐步向組織靠擾，而組織上則逐步諒解顧準，於是，一切又恢複常態。”

然而她盼來的卻是失望。顧準並沒有“逐步向組織上靠擾”，反而越走越遠；組織上也沒有“逐步諒解顧準”，反倒越整越凶，最後，連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樣的黨的最高層領導都被打倒，她一個“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屬”，又能有什麽指望？

汪璧自殺了。留下的是無法彌合的裂痕。

從六十年初開始便已和顧準“劃清界線”的子女們，此刻已再也無法理解他們父親，站在他們父親一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來他們已冷凍了十四年，已是“積重難返”。看來，顧準當年的決定實在是錯了！本來，顧準是可以爭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長女顧淑林，就“一向與父親平等地討論問題”，而且“善於思考，愛鑽研”，怎麽就不能好好談談？張純音也坦誠地對顧準說：孩子們今天對你的態度，你自己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你以前隻對他們說社會上那些‘正麵’的話，而我對孩子說真話。我告訴孩子，右派分子其實是受委屈的好人，還帶她去見了幾個右派。結果，張純音養育了咪咪這樣的好女兒。這個好女兒不但沒有和張純音“劃清界線”，還成了顧準的“女兒”。

然而轉念一想，恐怕還是不行。就算顧準和子女們說真話吧，他們能理解嗎？就連汪璧，其實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殺前對顧準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憑直覺相信顧準不是“壞人”，再就是還有改變情況的一線希望。至於顧準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讚同。但顧準是思想家。沒有顧準的思想，就沒有什麽顧準。不理解顧準的思想，也不會認為他是“好人”。再說，如果子女們理解並讚同顧準的思想，又該怎麽說話，怎麽做人呢？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要挨整；不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不願意。莫非在外麵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回家和顧準說“黑話”不成？那豈不變成兩麵派了？以顧準之正派耿直，又豈能把子女培養成兩麵派？

顧準同樣兩難。

這樣一想，問題就不在顧準、汪璧和他們的子女，而在於：為什麽一個社會隻準有一種聲音？為什麽一個人“一旦因為說出淺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於萬劫不複之地”（王元化《〈顧準全傳〉序》）？高建國說：“倘若要問當年毆打顧準的青年，為什麽如此殘忍？他們必定會說，顧準是頭上戴著幾頂帽子的壞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麽事實？他們卻從來沒有看見。”又說，許多人隻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至於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還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無需弄清也不許弄清”。我要問的是：難道帽子下的事實證明他是壞人，就可以毒打？難道當真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就該斷絕父子關係？

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顧準是那樣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斷絕父子關係，因為這違背了天理人倫；也不能任意毒打，因為這侵犯了基本人權。不能因為現在證明顧準當年思想是正確的，就來翻這個案！這仍然是以思想言論定罪，而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定罪依據的。如果因為顧準思想正確，就說當年不該打他，子女不該和他斷絕關係，那麽，如果明天又發現顧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是又可以給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從墳墓裏拖出來鞭屍三百，然後讓他的子女們登報聲明斷絕關係？不能吧？

時至今日，我們實在不能再那樣看問題了？為了確保顧準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大聲地說：思想言論的自由，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人都不得剝奪，也不能因為他的思想言論而給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論是錯誤的！

錯誤的思想言論當然要批判，但隻能是對等的討論，並必須保證對方的答辯權，也不能因此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動用私刑。把糧食燒了牛弄死了，當然要處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冊”，讓所有的人都和他劃清界線。這些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和人權常識，難道還要一講再講嗎？

五 做人實在是很難

文章寫到這裏，不禁感慨係之。做人，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呀！在顧準是家國難以兼顧；在他們的子女，則是忠孝不能兩全。難道就沒有一個可以通融的辦法，一條讓大家都能過得去的道路？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準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曆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準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準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麽“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相爭食，親眼看見一個個老百姓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談，又不能不談，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於知識分子尢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及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麵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幹什麽？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裏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