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 落基山人博客
現在很多人推崇中國的私有化進程，認為，中國隻有全盤私有化，那麽中國經濟才會真正的市場化，和高效率化，也就可以更好的發展，並能真正的廢除腐敗的溫床。但問題是，中國的私有化真的能解決一切的問題嗎？包括解決市場化，效率和腐敗嗎？
西方的一切製度，政治經濟甚至文化製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化的基礎上的，因此有如此的發展，那麽中國學西方，學什麽？當然要學根本，就是要全盤私有化，包括將 中國的土地私有化，國企私有化，大學和教育私有化，礦產資源和能源私有化，鐵路公路航空私有化，也就是說，要將中國還沒有私有化的地方都徹底的私有化，這 樣中國才可能進一步發展。
這些觀點聽起來很振奮人心，但是中國真的在徹底私有化之後，就一切都好了嗎？筆者持懷疑態度。
現在在中國和西方，其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什麽，或基本的社會力量的分布是什麽，筆者認為，中西方的基本社會結構和力量分布都是三大部分，一個是資本集 團，一個是政府，一個是百姓，在這三方之中，政府是站在中間的，是調節資本集團與百姓之間關係和利益的，同時，政府也會受到資本集團或百姓集團的製約和壓 力，這三方是要形成適當的平衡關係的，而一旦這種平衡關係被打破，那麽，社會就會有大的動蕩或麻煩。而其中的資本集團，按其構成，一般還可以分為土地資本，工業企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政府方麵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分別，但不僅僅是行政一個層麵，西方的國家可能是立法和司法有獨立權，但中國一般是合一的，因為中國是一黨獨大。
就中國曆史來說，也是有這樣的三個方麵的，就是資本方，政府和百姓。在古代中國，土地資本在資本集團的三部分裏麵占有絕 對優勢，工業企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不太發達，宋代除外。因此， 政府那個時候，調節資本方與百姓方，一般都體現在對土地和土地資本的控製，但那個時候，中國的土地資本是私有和國有或皇族占有共享，企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也 是如此，就是私有和國有都占一定的比例，隻是，有的時候，私有方麵會成為主體部分，但在開國的時候，經常有國家的授田製度，如漢代和唐代，甚至明代的開 荒，以保障老百姓手中有一定的土地資本。因此問題就來了，大土地資本方一般都有較強的實力，能影響甚至控製政府的政策，因此，一旦大土地資本與政府合謀， 來共同對付百姓，那麽一般就會發生平衡失效，社會就會發生大的動蕩，原因是三足變成了兩足，當然不會平衡。因此，那個時候，中國的官方一般都會盡量抑製土 地資本方的土地兼並，不讓其坐大，尤其靠諸子均分的承繼辦法，將大土地資本分化成小塊土地資本。
1949年以後的共產黨政府，在調節資本方與百姓的關係的時候，其方法是將土地資本收歸國有，也就是政府將土地資本控製住，同時也將企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統統都控製在國家手中，這樣，結果是三方關 係，變成了兩方，即超級政府和百姓。因此，這個時候的表現方式是平均，均貧富。也就是國家用超級占有的方式，來達到均貧富的目的。隻是，這種方式的平均， 不是如西方的用稅收和二次分配的方式來控製和調節，而是用國家占有資本來保證百姓的利益，但其缺點是效率低下，還有可能成為窮平等。
1979年以後的三十年改革，國家將超級占有放鬆了，慢慢將土地資本的使用權放手，也將大部分的企業資本放手，隻是金融資本沒有放開，還基本控製在政府手中。因此，中國又重新形成了資本方，政府，與百姓的三個方麵的關係。
西方的的三者關係，其平衡辦法是靠稅收和二次分配的辦法，也就是政府對資本方的控製，靠稅收和二次分配，以便對百姓一方進行一定的補貼，也就是高福利，以此 來達到三方的平衡關係，而政府之所以能對資本方進行一定的控製，一方麵是靠百姓手中的選票，百姓一般能力有限，基本沒有辦法控製資本方對立法和政府的操 縱，因為資本方有錢，而百姓沒有，資方可以利用手中的錢操縱立法和政府，因此，百姓唯一有的就是手中的選票，用這個選票來對立法和政府可能的偏袒資本方的 趨向進行一定的控製。隻是，選票也有被操縱的時候，這個時候，還有輿論，遊行，罷工等方式，甚至暴動的方式，來表達民意。
而在目前的中國， 當改革的結果是重新形成了資本方，政府和百姓三者的關係時，百姓一方現在還沒有選票，而輿論，遊行，罷工等方式的合法性還沒有被承認，因此中國政府現在非常容易被資本一方操縱，包括對立法的操控，隻不過現在資本一方還不是太強大，僅僅在土地使用權，企業資本方麵，有相當的實力，而土地所有權，金融資本還在政府手中，企業資本有一部分也在政府手中，包括資源交通電信等，因此，資本一方，尤其是私人資本和權貴資本一方對政府的控製還有限。
如果將來，中國開始將私有化進行到底，那麽，其結果就是土地資本，企業資本，金融資本都掌握在私人和權貴手中，那麽，那個時候，資本方就可以靠手中的錢完全控製政府和立法，政府與資本方合二為一，三方變成了兩方，這個時候，百姓就是受欺壓的一方，政府的調節功能喪失，社會必然會發生動蕩，而百姓之所以不能對政府和資本方有所製約，是因為百姓手中沒有選票，也沒有輿論，甚至沒有遊行，罷工的權利。而這個時候，政府也不會出台對資本方的高稅收和二次分配的政策，以補貼百姓。不要說徹底私有化以後，就是現在，中國政府喊了多少年的教育經費達到GDP的4%，但從來就沒有實現過，這就是政府出台的法律經常被資本方和政府自己給變形，而百姓的力量很弱。那麽在徹底私有化以後，百姓就會完全喪失對資本方和政府的影響力，隻有暴動造反一條路了。目前中國如果走徹底私有化的道路，將是非常危險的一步。
也因此，在百姓還沒有靠選票，輿論，罷工或其他方法來對付資本一方的超級能量的時候，政府手中還是要有相當的權利，也就是有控製土地所有權，控製部分國有企業，還有國家金融資本的能力，也因此可以有能力對越來越強大的私人資本，權貴資本方進行一定的調節和控製，將資本方與百姓的關係平衡化。
中國曆史上的曆次農民起義和大的社會動蕩，都是由於土地資本一方與政府合流，百姓喪失了監控政府和資本方的能力造成的。曆史的經驗值得重視。而中國的百姓對 政府的監控，一般靠科舉上去的官員來實現的，也就是靠儒家思想和官員的出身來達到一定的製約，但中國每個朝代末世的科舉，一般都腐敗了，不能反映民意，因 此百姓的監控權力喪失，最後也導致朝代的更替。
西方百姓的選票監督和新聞輿論監督，有的時候也有問題，就是如果資本方和利益集團有能力操控選票，包括操控輿論新聞和操控國會的話，那麽選票的監督功能也會喪失，或有的時候，百姓根本沒有投票的興趣，認為不過都是那麽幾個人罷了的時候，選票的監 督功能也會喪失。其結果，都是社會的三足鼎立變成兩足，社會必然崩壞。
因此，中國未來發展的可能模式是，繼續保持政府手中要掌控一定的資本，也就是土地資本，企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政府要當好中間人和調節人的功能，同時，在適當的時機，放開百姓的權利，也就是給百姓選票，輿論，遊行，罷工的權利，來對抗私人資本，權貴資本方和政府本身的超級權利，在這種前提之下，才可能進一步私有化。如果不能，那麽最好就是維持現狀，不過度放開私有化的進程。也就是，要開放，兩頭都要開放，否則寧可不做。如果僅開放一頭，勢必平衡被打破，社會動蕩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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