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走近顧準 (2)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他甚至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鬥爭”諷刺挖苦，頗有微詞，當著許多人的麵說什麽“現在老和尚要認一下錯，也不可能了”。這就不但是“反黨”（頂撞上級部門）、“反蘇”（頂撞蘇聯專家），而且是“反毛”了。因為1957年5月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麽！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後，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於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幹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誌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作黨的領導，隻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這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於別的幹部沒在他那裏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幹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幹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盡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於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於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麽個“像”呢？還不是平時說話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裏怎麽想嘴巴就怎麽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讚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幹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什麽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幹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麽改革農具和磨子？這也是一場蠻幹！”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幹！”全然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麽“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麽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擔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願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麽“入閣以後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麽話！什麽叫“盆景”，什麽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製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麽，又把自己當成什麽人？如此胡說八道，不下拔舌地獄才怪。

要命的還不在於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開河，更在於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麽！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隻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打打你的氣焰。這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

他哪裏知道，整人可並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麽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低頭認罪”，至少也做“低頭認罪”狀。再起碼，沉默，不吭氣，什麽也不說，哪怕少說兩句，總可以吧？然而顧準不。隻要有機會，他就說，而且還要大聲說，當眾說。1961年11月，顧準剛剛摘掉“右派”帽子，便麵對歡迎他的家人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麵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麵紅旗！”1964年，在批判所謂“張（聞天）孫（治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都一邊倒地慷慨陳辭，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準卻站起身來，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著大批判隊伍，鏗鏹有力地宣布：“我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著挨整！”結果怎麽樣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頭上。而且，因為他“態度惡劣”，這回定的是“極右”。

是顧準不識好歹不知厲害嗎？否。如果說“少年得誌”時的顧準，確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麽，在吃盡了苦頭並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後，他對自己言行的嚴重後果應該有著足夠思想準備。但在他看來，真理和人格比肉體更重要。因此他決不肯輕易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就是孤立嗎？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嗎？那好，幹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範。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麵的頭都快低到地麵了，其實，後麵的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啦！”

在“文革”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動權威”都緊緊夾著“尾巴”。不少人逢人就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起碼，也要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甚至衣衫襤縷，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麵。然而，在明港“五七幹校”，“罪行”最重的顧準，不但從不討好任何人，還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爛衫時，身著西方紳士的背帶褲，配西裝背心，戴玳瑁眼鏡，在眾目睽睽之中昂首闊步，一臉對人愛理不理的神態。顧準的傲氣、傲骨，並不因多次的批鬥和毒打而有所收斂。

顧準“出格”的事情還很多。“文革”初期，當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顧準卻隻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而且，親手貼到布告牌上後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攏的眾人。如此公然對抗運動，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沒有一身正氣一身傲骨一身虎膽，豈是做得出來的？當然，為了“活下去，並思考”，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裏，顧準也曾違心地寫過“認罪交代”，但這決不意味著他是可以任意欺侮淩辱的。

比方說，他可以承認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卻斷然不肯承認自己在勞動時“偷奸耍滑”。其實“偷奸耍滑”雲雲，原不過是“革命左派”為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胡亂找的借口；而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則是為了表示自己“階級鬥爭觀念強”，時時都在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這類批判會，是最沒有道理可講的。

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開，以誰為靶子，用什麽做借口，都往往隨心所欲，心血來潮，無非顯示“革命左派”有權任意處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來，“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說你“偷奸耍滑”，那還是輕的。然而顧準都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他一生正直認真，從來就不知道什麽叫“偷奸”什麽叫“耍滑”，憑什麽要認帳？不認帳，那就打。打也不認，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顧準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但是，麵對法西斯淫威，顧準卻死活不認這個鳥罪。當“革命左派”揪住他，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服不服罪”時，顧準高高地昂起頭來，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拚死態度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場的勞改隊員和幹校人員，都無不為之深深震撼。

這就不是傲氣，而是骨氣了。正是這錚錚鐵骨凜凜正氣，使我們一想到顧準這兩個字，就肅然起敬，心潮難平。

古人雲：“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顧準就是。他一身都是才華，而且都長在外麵。一身都是骨頭，而且也都長在外麵。在中國，一個人隻要有了其中一條，便幾乎注定不會有什麽好果子吃，顧準卻兼而有之。那麽，他不受磨難誰受磨難，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三 顧準不是錢鍾書 

其實，也並非所有像顧準這樣既有才氣又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會落到他那種下場。

比如錢鍾書。

錢鍾書也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鬥，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鍾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麵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鍾書或略遜於陳寅恪；論“才”，則錢鍾書略高於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

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鍾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遊刃有餘，而且兩方麵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鍾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裏麵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於有“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

錢鍾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裏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於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麵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

錢鍾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誌點名要你去的！”錢鍾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鍾書卻一點麵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鍾書，又算什麽！當年批鬥“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鬥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幹麵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無畏縮惶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準何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