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為何被大眾文化惡搞？
後革命時期中國文化的一個奇特景觀，就是對革命文化和紅色經典的惡搞。雷鋒作為革命文化的經典符號，也難逃厄運。如果說後革命時期精英知識分子從新啟蒙的立場（比如個性解放、個人利益的合理性）等角度反思和質疑了雷鋒精神，其話語方式是嚴肅的、理性的；那麽，在大眾文化、消費文化領域，雷鋒形象和其他革命文化一樣出現了疑似“複興”思潮：通過一種戲說、惡搞、無厘頭的方式使得雷鋒形象再度流行，但這種流行同時也是另一個意義上的祛魅（因此人們稱其為“後流行”）。
在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迅速膨脹的後革命時代，革命文化（包括各種革命語錄，革命口號，革命故事，革命人物，以及其他與革命相關的符號，如綠軍裝，紅領巾，紅纓槍，紅旗等等）作為可以利用的文化資本，迅速地被商業化的大眾文化挑選、使用和消費，形成了曖昧的革命文化疑似“複興”熱潮。與80年代精英知識分子領導的對革命的反思不同，90年代以來，特別是到了21世紀，革命文化的疑似“複興”熱潮通過惡搞等方式對疑似革命意識形態進行了疑似的解構。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時尚。[1]
2001年，雪村的音樂《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憑借網絡傳播迅速成為熱門歌曲，紅極一時。歌中唱到：“老張開車去東北，撞了/肇事司機耍流氓，跑了/多虧了一個東北人，送到醫院縫五針，好了/老張請他吃頓飯，喝得少了他不幹，他說：/俺們這旮都是東北人，俺們這旮盛產高麗參/俺們這旮豬肉燉粉條，俺們這旮都是活雷鋒/俺們這旮沒有這種人，撞了車了哪能不救人/俺們這旮山上有針蘑，那個人他不是東北人/翠花，上酸菜！”這首歌本來創作於1995年，反響平平，但經過後期製作的flash動畫和網絡傳播而迅速流行起來，它模擬演繹了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活雷鋒。但與官方建構的雷鋒形象不同，它把“雷鋒”這個政治道德符號和“高麗參”“酸菜”“豬肉燉粉條”等日常生活中的俗語並置，仿佛雷鋒精神也是與高麗參、針蘑、豬肉燉粉條類似的一種東北特產，與吃喝等俗事混同在一起，造成了去政治化的反諷效果，頗得王朔開創的痞子文學與大話文學之精髓。[2]這在仿佛“肯定”雷鋒道德的同時解構了“雷鋒”這個術語原先所包含的神聖政治意義。其演唱的風格、聲調、方式，當然也和革命時代的革命歌曲格格不入，帶點痞子氣，帶點調侃味（其效果類似孫國慶用搖滾方式唱《南泥灣》）。
更有意思的是，網民還通過對雪村此歌的戲仿，編出了各種版本的《美國人都是活雷鋒》，其中比較流行的是這個版本：“俺們那旮都是美國人，俺們那旮全球有駐軍，俺們那旮不吃麥當勞，俺們那旮都是活雷鋒，俺們那旮沒有這種人，撞了機了哪能賴別人……翠西——上沙拉。”[3]
2003年2月，在紀念毛澤東“向雷鋒同誌學習”題詞40周年之際，沈陽吉尼斯工作室把雷鋒的兩項“士兵之最”遞交了英國吉尼斯總部，認為雷鋒是被創作譜寫成詩歌、曲藝、歌曲最多的士兵和雷鋒是被冠名最多的士兵。[4]有人就此評論道：“讓‘雷鋒精神’去衝擊‘吉尼斯之最’，且不說違反了雷鋒‘不事張揚’的品性，嘩眾取寵的‘做秀’恰恰是‘雷鋒精神’在社會認同空間中‘空洞化’和‘形式化’的產物；吉尼斯是一種帶娛樂性質的世界紀錄，且不說將雷鋒與這些紀錄並提顯得多麽不嚴肅，雷鋒精神成為‘展覽’和‘觀賞’的‘吉尼斯之最’才是最值得痛心和反思的——雷鋒的‘尊嚴’和‘榜樣意義’受到了現代社會的挑戰。”“雷鋒精神‘吉尼斯化’折射出的是‘好人’在我們社會中的認同危機，價值認同的‘調侃化’、‘世俗化’和‘娛樂化’是如此的輕佻，‘吉尼斯’解構的不僅僅是尊嚴，還有許多國人曾經引以為豪的品質。”[5]可惜作者沒有對雷鋒娛樂化的深層原因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2004年5月，盛大網絡遊戲公司推出了曆時半年自主研發的教育遊戲《學雷鋒》，遊戲規則要求玩家在遊戲中要糾正違規行為，要幫助弱勢角色，不斷地助人為樂，才能提高等級，最後在天安門得到毛主席的接見。如果不阻止違規行為，不及時給需要幫助的人以幫助，就會扣掉生命值，直到遊戲結束。遊戲開發者稱：希望青少年以娛樂的方式來學習雷鋒所代表的傳統美德，讓當下的學生體會到幫人的快樂感，並認為在遊戲中也能夠學習雷鋒精神。
也是在2004年，一篇關於雷鋒的著名網文廣為流傳，題目為《1962：雷鋒VS瑪麗蓮·夢露———螺絲釘的花樣年華》，作者肖伊緋（背景不詳）特別注明：茲以此文紀念“螺絲釘”論誕生40周年。此網文通過一些互不連貫的片段，把雷鋒、螺絲釘、瑪麗蓮.夢露、海德格爾、豔遇、電影《花樣年華》等組合在一切，透著夢魘一般的詭異。可以說是想象奇特，別具匠心，也可以說是莫名其妙，不知所雲。總之是非常後現代。
2005年，網絡歌手王蓉的專輯《芙蓉姐夫》裏，有一首名為《我學雷鋒好榜樣》的歌曲（把芙蓉姐姐和雷鋒放在一起本身就非常反諷），用RAP的形式唱出了在後革命時代對雷鋒精神的“呼喚”：“學習雷鋒好榜樣，你是我的熱愛我的偶像，助人為樂你代名，感慨你的軍大衣補丁摞補丁/學習雷鋒好榜樣，你的故事伴隨我的成長，要做永不生鏽的螺絲釘，你的精神什麽時代都一樣”，“說起雷鋒相信沒有人會沒感覺，每個人心裏都有真善美的呼喚。隻是環境變了觀念變了，雷鋒精神在發展，為比爾為自己為了大家行方便/現在人做人做事講究信譽目標遠，吃虧是福絕對是金玉良言，今天你為他任勞任怨多做一點點，明天關鍵時候大家一起來數錢。”做好事的目的已經不是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而是是大家一起發財（“一起來數錢”）。雷鋒精神複興的疑似特點在此暴露無遺。
還有一些半色情的笑話，也在利用“雷鋒”這個符號。如TOM網的一則題為《雷鋒》的笑話說，有一個學校男女廁所相鄰，有一次一女生上廁所忘帶手紙，正在發愁的時候男廁所隔壁遞了一卷紙過來。女生嚇得花容失色，問：“誰？”一男聲回答說：“雷鋒。”這個故事中的雷鋒顯得很曖昧，他好像是在做好事，但是好像又是一個居心叵測的色狼：一直在跟蹤、窺視女生，否則怎麽會知道她此時正缺手紙？
2006年，寧波一家保健品公司在其生產的安全套包裝盒上，印製了雷鋒手持《毛澤東選集》、身背鋼槍的照片，並以毛澤東“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題詞為背景。此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引發社會的一片嘩然，雷鋒生前的戰友聯名上書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要求國家有關部門追查，以捍衛雷鋒形象[6]
此外還有網民戲謔式的“雷鋒的20條死因”也風靡網絡：“雷鋒是幫人太多累死的”、“雷鋒是由於駕駛技術不好死的”、“雷鋒是看了樓主的帖子後被氣死的”……最後還有人又加上一條，稱“雷鋒是看了這個網絡笑話之後笑死的！”[7]
對雷鋒的惡搞，爭議最大的要數2006年“炒作大王”鄧建國要拍網絡電影《雷鋒的初戀女友》之事。對於此事，雷鋒生前的戰友致信鄧建國，希望他能夠慎重考慮，並認為“不管是誰要娛樂和藝術地，或者遊戲地對待雷鋒，不管是什麽形式，都是我們堅決發對的。因為，雷鋒的曆史不應該無端地改變，把雷鋒當初娛樂或者遊戲的載體，注定對學習和弘揚雷鋒精神有負麵影響，而且對雷鋒不公。”[8]最終，國家廣電總局下文封殺。電影雖然沒有拍成，但網民仍然沒有放過雷鋒，人們從《雷鋒日記》裏尋找蛛絲馬跡並進行加工，把雷鋒和大他3歲的黃麗（王佩玲）之間的關係命名為當下流行的“姐弟戀”。[9]
對於網絡上風靡的惡搞雷鋒，人們的意見分歧很大，眾說紛紜。有人擔心，時下某些對雷鋒進行不加節製的“惡搞”、“消解”的做法，“恐怕不僅會傷害到雷鋒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時也會損害到與雷鋒成長經曆有著密切關聯的那部分人，更會將雷鋒在人們心目中所占有的位置破壞殆盡。”[10]其實並不是所有惡搞都帶有對雷鋒的明顯敵意，更沒有像啟蒙知識分子那種通過理性反思否定雷鋒的政治訴求。[11]在大部分雷鋒的後流行現象（除了安全套上的雷鋒）中，無論是作者的政治意圖，還是文本的客觀效果，其實都是晦澀不明，它們的最正確形容詞或許就是“疑似”：疑似複興，疑似消解，疑似冒犯，疑似弘揚等，……還可以舉出很多很多。[12]通過惡搞，或許會產生一種獵奇的快感，或因觸犯革命時代政治禁忌而來的快感，但它和精英知識界對雷鋒精神的嚴肅認真的理性反思話語是完全不同的。它似乎更加可怕地透露出一種愛誰誰、無可無不可、何必認真的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態度。
有些所謂走得“比較遠”的惡搞，比如《雷鋒的初戀女友》，把雷鋒頭像安置在避孕套上，等等，給人的感覺似乎革命已經恍如隔世，早已成為死去的神話，誰都可以上來撒屎撒尿；但是時不時冒出來的、來自意識形態主管部門的禁令（比如官方對《雷鋒初戀女友》的封殺，以及對其他惡搞革命文化的封殺，比如薛榮的那個惡搞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的同名小說）又分明提醒人們，其實革命時代也並不是那樣遙遠，也遠非什麽可以隨便捏的泥菩薩。
惡搞革命文化雖然也體現了大眾文化一貫的快樂原則，但與其他類型的惡搞或大話不同，幾乎所有惡搞革命文學或紅色經典走得比較遠（至少是官方認為走得比較遠）的作品，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批判、查禁、處罰。[13]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當鄧建國傳言要拍網絡電影《雷鋒的初戀女友》時，立即被國家廣電總局下文封殺。
在後革命時代的大眾文化中，革命時代的政治-道德符號就這樣和我們處於不即不離、不遠不近的微妙關係中。一方麵，雷鋒早已不再是人們心中不可撼動的國家意識形態表征，官方也不試圖完全封殺非官方媒體對雷鋒（以及其他革命文化）的商業化、大眾化利用（包括戲說），但與此同時，雷鋒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是一個無法公開否定、也不能惡搞得太“過分”的官方化榜樣人物。正是在這樣的後革命語境中，開始流行對於革命時代政治文化遺產（包括雷鋒）的一種犬儒主義態度：既然在那些表演化、裝飾化的儀式性場合不能公開反對、批判、對抗雷鋒和雷鋒精神，那我就在網絡世界用不正經方式和那個過於正經的雷鋒叔叔玩玩、惡搞一下總可以吧？
這種犬儒式態度的流行，不僅有現實的根源，而且有曆史的原因，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在分析“痞子文學”——其實也是惡搞、大話——的時候說道：“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比如江青和林彪擺出了多麽神聖的樣子演出了多麽拙劣和倒胃口的鬧劇。我們的政治活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麽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到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的！”[14] 也就是說，革命時代國家意識形態所建構的價值、理想、信念、原則——它們的話語特征就是“崇高”——之所以在後革命時代遭遇惡搞，人們之所以采用大話的方式來“躲避”而不是直接對抗宏大的革命敘事、崇高理想，不僅僅是因為後革命時期依然存在的意識形態控製，也因為這套宏大的英雄敘事曾經殘酷地耍弄和欺騙了大眾，這才有了其被惡搞的命運。[15]
總結網絡惡搞事件，我們發現，涉及普通人、普通事或非革命經典（如《西遊記》）的惡搞，盡管也是秉持調侃嬉戲態度，但仍然有可以生存的空間，然而一旦以惡搞的方式觸及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那部分“革命”遺產，情況就立刻發生了變化，它不僅要受到國家審查製度嚴格得多的製約，同時還會引發一部分受眾的強烈不滿和輿論的強烈抨擊。這說明，在後革命時代，國家意識形態一方麵希望通過新的方式來繼續發揚革命傳統以維護其權威的延續性，另一方麵又對革命文化的消費進行製約；而從革命時代成長起來的廣大受眾，一方麵在市場化時代對逐漸消失的理想主義與道德主義懷有曖昧的懷舊，另一方麵，又在享受觸犯禁忌的快感的同時，秉持思想慣性對惡搞革命文化表示不滿。[16]這就使革命文化在後革命時代始終處於一種矛盾、曖昧、尷尬、撕裂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