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媒體人、作家司馬平邦在“世界危機背景下的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經過整理，有刪節）稱，近兩年，無論自由派也好，左派也好，一直在談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政治體製改革是什麽東西，到現在為止真正有效的就是重慶的這種方式。
文章認為，政治體製改革可以首先在政府內部，打黑就是由政府內部開始的，自己對自己割肉。對這個腐肉動刀子，這就是一個政治。在政治目標上，重慶政治目標的改變就是唱紅，之所以唱紅能夠引起這麽多人好多主流媒體的反感，是因為它調整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目標。
另外在政治基礎上，重慶現在要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標就是中國政治基礎回到了老百姓，這也是重慶政治體製改革的一部分，現在要說政治體製改革由哪些方麵來改，由誰來改，為誰來改，這都是重慶在回答的問題。重慶是做非常實在的政治體製改革，現在政改這個詞已經完全虛擬化，要麽有人把政治體製改革完全顛覆了，變成政治體製革命，要麽就是拿出實實在在的方法。
現在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地方政府，沒有人拿出實實在在的方法。所以說，中國老百姓為什麽不信政府說的話，因為政府沒有說出方向，而不是方法不好，自由、民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提法不對就沒有意義。在這一點上，重慶最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文章指出，媒體上說重慶的打黑是“黑打”，也不是沒有疑惑的，但是人們確實看到很多貪官汙吏打掉了，看到很多黑社會打掉了。人們看到重慶的天空潔淨了。這一點點征服了很多人，尤其是老百姓。因為中國老百姓需要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中國的政治家，可能不一定是借鑒重慶的方法，但是得有一點是得做實實在在的事，不能老喊空口號。現在中國的政治家口號喊得特響，而且所有的口號與所有的實現差距太遠，每年的人大、政協、黨代會的新聞發布會都提得非常好，都很感人，但最後還是讓人失望，沒有具體方法。重慶拿出的是具體方法，這方麵是有建設意義的。
另外，改革開放三十年是致富，現在重慶是在治貧困，治理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遺留下來的陰暗，貧窮就是社會的陰暗，社會不足的角落。他在治貧，他在這方麵是提出一些方法的，比如，他提出消滅三大差距，消滅城鄉差距、消滅地區差距、消滅貧富差距，其實最主要一點也是最終一點就是貧富差距。
文章最後呼籲，現在重慶麵臨的困難可能是中國麵臨最頂級、最尖端的困難，應該由全國的力量來解決，而不是由重慶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尤其在輿論上的合法性，在各種各樣的合法性上。包括城鄉統籌啊，打黑等方麵的困難。打黑現在也麵臨困難了，因為有的人抓不到，重慶打黑了，但全國沒打黑。城鄉統籌不一定是解決重慶本地人的問題，也可能解決的是到重慶工作的外地人的問題，這些問題靠重慶自己的力量解決確實很難的。
自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007年底主政重慶，推出重慶模式以來，重慶模式就在海內外引起激烈爭論。在北京學者舉辦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座談會次日，烏有之鄉第三次舉辦重慶模式研討會，並在9月5日發表長達萬言、題為“世界危機下的重慶模式與中國未來”的研討會紀要。前不久，就在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爭議愈演愈烈的時候，烏有之鄉曾恫言重慶模式若失敗中共將下課，還曾發文表示，重慶模式的成敗事關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廣東模式導致中國麵臨亡黨亡國的邊緣。作為社會改良方式的重慶模式，如果因利益集團阻礙失敗，中國很可能麵臨一場混亂、動蕩、革命。有評論指出，對這種混合了中國、古巴、朝鮮的“重慶模式”，中央高層似乎並無共識，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人對重慶的唱紅打黑迄今並無正麵表態，民間評價更是兩極，在十八大上，薄熙來的命運將決定“中國特色”會否演變成“重慶模式”。
文章認為，政治體製改革可以首先在政府內部，打黑就是由政府內部開始的，自己對自己割肉。對這個腐肉動刀子，這就是一個政治。在政治目標上，重慶政治目標的改變就是唱紅，之所以唱紅能夠引起這麽多人好多主流媒體的反感，是因為它調整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目標。
另外在政治基礎上，重慶現在要追求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標就是中國政治基礎回到了老百姓，這也是重慶政治體製改革的一部分，現在要說政治體製改革由哪些方麵來改，由誰來改，為誰來改，這都是重慶在回答的問題。重慶是做非常實在的政治體製改革，現在政改這個詞已經完全虛擬化，要麽有人把政治體製改革完全顛覆了，變成政治體製革命，要麽就是拿出實實在在的方法。
現在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地方政府，沒有人拿出實實在在的方法。所以說，中國老百姓為什麽不信政府說的話，因為政府沒有說出方向，而不是方法不好，自由、民主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提法不對就沒有意義。在這一點上，重慶最有積極進步的意義。
文章指出，媒體上說重慶的打黑是“黑打”，也不是沒有疑惑的，但是人們確實看到很多貪官汙吏打掉了，看到很多黑社會打掉了。人們看到重慶的天空潔淨了。這一點點征服了很多人，尤其是老百姓。因為中國老百姓需要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中國的政治家，可能不一定是借鑒重慶的方法，但是得有一點是得做實實在在的事，不能老喊空口號。現在中國的政治家口號喊得特響，而且所有的口號與所有的實現差距太遠，每年的人大、政協、黨代會的新聞發布會都提得非常好，都很感人，但最後還是讓人失望，沒有具體方法。重慶拿出的是具體方法，這方麵是有建設意義的。
另外，改革開放三十年是致富，現在重慶是在治貧困，治理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遺留下來的陰暗，貧窮就是社會的陰暗，社會不足的角落。他在治貧，他在這方麵是提出一些方法的，比如，他提出消滅三大差距，消滅城鄉差距、消滅地區差距、消滅貧富差距，其實最主要一點也是最終一點就是貧富差距。
文章最後呼籲，現在重慶麵臨的困難可能是中國麵臨最頂級、最尖端的困難，應該由全國的力量來解決，而不是由重慶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尤其在輿論上的合法性，在各種各樣的合法性上。包括城鄉統籌啊，打黑等方麵的困難。打黑現在也麵臨困難了，因為有的人抓不到，重慶打黑了，但全國沒打黑。城鄉統籌不一定是解決重慶本地人的問題，也可能解決的是到重慶工作的外地人的問題，這些問題靠重慶自己的力量解決確實很難的。
自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2007年底主政重慶，推出重慶模式以來，重慶模式就在海內外引起激烈爭論。在北京學者舉辦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座談會次日，烏有之鄉第三次舉辦重慶模式研討會，並在9月5日發表長達萬言、題為“世界危機下的重慶模式與中國未來”的研討會紀要。前不久，就在重慶模式與廣東模式的爭議愈演愈烈的時候，烏有之鄉曾恫言重慶模式若失敗中共將下課，還曾發文表示，重慶模式的成敗事關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廣東模式導致中國麵臨亡黨亡國的邊緣。作為社會改良方式的重慶模式，如果因利益集團阻礙失敗，中國很可能麵臨一場混亂、動蕩、革命。有評論指出，對這種混合了中國、古巴、朝鮮的“重慶模式”，中央高層似乎並無共識，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等人對重慶的唱紅打黑迄今並無正麵表態，民間評價更是兩極，在十八大上，薄熙來的命運將決定“中國特色”會否演變成“重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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