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認清反對思想倒退、堅持改革開放的重要性，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中國經濟體製改革雜誌社與《南方周末》在京舉辦紀念《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發表30周年座談會，北京知識界人士100餘人出席，40多位學者發言。與會者效法30年前解放思想運動，大鳴大放，高調炮轟中共弊政，並大膽向中共建言。
堅守徹底否定文革底線
在座談會上，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原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警告，近年來，有人想利用文革，再搞文革，必須守住決議通過的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人民日報》評論部原主編馬立誠持有相同觀點。他指出，一直有一股政治力量要求為文革平反，用文革手段解決當前中國麵臨的問題。今年上半年，這股思潮借勢而上，達到高潮。如果縱容其發展，將對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禍害。
當年曾參與4,000老幹部對決議草案大討論的法學家郭道暉認為，這個決議導致兩個消極後果：一是被文革餘孽利用來鼓吹複辟毛時代；二是被保守派利用新的“凡是”來抵製評毛和推進政治改革。
因六四事件被免職的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江平認為，目前有兩個謬論要狠批，一是穩定壓倒一切論；一個中國國情論。過分強調了中國的特殊性，就會忽略人類的共同理念。而共同的憲政、法製、人權的理念才是最重要的。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今年七一講話指出，反腐敗關係黨的生死存亡，對此，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表示，治理腐敗隻能用法治、公民自下而上監督的方式，采用文革暴民運動的方式以及新加坡高薪養廉的方式均無效。
改革需要勇氣 不能擊鼓傳花
至於中國的政治現狀，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周為民認為，中國正處於從生路退回到死路的危險，這種危險一方麵來自主張倒退的思潮和行為及其對社會的蠱惑，另一方麵來自在這個問題上曖昧、搖擺、消極、無所作為的傾向。另一名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也指出，中共對於現代民主政治國家製度建設問題還缺乏清晰的認識，深化政治改革還沒有擺到日程上來。
1981年，中共就提出，一旦現代化實現了，高度民主就成為黨追求的主要任務。
《炎黃春秋》總編輯吳思指出，這個政治目標至今未實現。現在，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基本實現工業化，但主要任務是維穩，而不是高度民主。
中國表麵歌舞升平，實則充滿內憂外患。作為與會者之一，解放軍紅人劉源的幕僚、中國稅務雜誌社原社長張木生早前表示，“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了”，“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對此，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在座談會上呼籲，進入深水區的改革，要有一種擔當，需要勇氣，而不是得過且過，擊鼓傳花。馬立誠表示，隻有用民主、憲政的辦法解決矛盾，才是中國惟一的出路。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於建嶸認為，要用人類最基本的政治文化建設更加進步和文明的中國，需要明確公民最為基本的權利是“民主、自由、人權、平等”的普世價值。
中國律師協會憲法人權委員會副主任陳有西則強調，中國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改革需要頂層設計，全麵設計，政治改革要從司法改革突破，養成政治家和全體人民都尊重司法的環境。
針對國內外熱議的中國模式，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認為，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是：一是政府主導，二是受控市場。所謂模式是定型的東西，如果把政府主導、受控市場作為中國模式，就會影響改革的深化，轉移改革的方向。
中國思想界兩派激烈交鋒
近年來，中國思想界左、右陣營的交鋒越來越激烈，左派以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網站為堡壘，右派則以市場化媒體為陣地。或許是迫於壓力，會議主辦方之一《南方周末》目前沒有任何有關座談會的報道。而烏有之鄉已經發表多篇文章，批判座談會“名為紀念、實為顛覆”，與會者“幾乎全是全盤西化派的主力”。
官方媒體則保持沉默，中國網絡電視台網站8月30日刊登了陳有西的發言全文，這是唯一的例外。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則在8月29日發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文章警告，要對敵對分子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進行“堅決鬥爭”。
中共明年將召開十八大，這次座談會是否將影響中共決策層和中國前途，與會者有不同看法。在接受英國媒體采訪時，《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認為，這隻是知識分子論政，但他希望很多人的聲音能形成一種力量。丁學良則比較樂觀，他認為，大部分與會者都在重要的政策研究或檢驗政策落實的部門工作，在座談會上討論的問題，十八大之前都會被各個方麵討論，而中共負責任的領導人和官員一定會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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