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窯洞裏出來的總書記：建黨近90年沒犯過大錯的日本共產黨（圖）

 

　　　日本共產黨：建黨近90年沒犯過大錯

　　　　　　　　　　　　　　　　　　經濟觀察報　　俞天任

[導讀]日共不但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持反戰立場，戰後還是堅持這個立場，從反對越南戰爭開始一直到現在反對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既反對美國主謀的戰爭，也反對蘇聯或者俄羅斯聯邦所策劃的戰爭。

 

　　　　　　

　　　　　　　　　　　（資料圖）野阪參三在延安

 

　　一個政黨總會犯錯誤，哪怕一直是沒有執政經驗，隻管動嘴不管動手的在野黨，也有說錯話、支錯招的時候。但凡事都有例外，這個世界上就有一個在建黨以後近90年的曆史中沒犯過什麽大錯的政黨，它就是日本共產黨。

　　日共成立於1922年7月，比中共正好年輕一歲，但卻是現在日本各政黨中最年長者。日共從成立開始就一直在努力反對當時日本的大地主大財閥政治，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反對戰爭，從而在戰前一直是非法存在。

　　日共的總書記德田球一就從1928年開始一直坐了18年牢，而另一位領導人野阪參三隻能遠走他鄉，大半個戰爭時代都是在延安的窯洞裏度過，直到麥克阿瑟占領了日本之後日共才成為了合法政黨，而且在1946年戰後首次選舉中還得到了五個席位，到1949年的大選時，日共的議席增加到了35席。

　　但這就引起了日共和斯大林之間的衝突，1950年1月6日，共產國際情報局突然發表了一篇論文《有關日本的形勢》，開始了批判日共領導人的“右傾投降主義”和“議會鬥爭”路線。禍不單行的是，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麥克阿瑟可不管共產黨的內部鬥爭，認為既然在打朝鮮戰爭，日共就肯定是第五縱隊，於是和日共翻了臉，把日共領導人都剝奪了公職，實行預防式逮捕。就是說雖然還沒有抓到你犯罪的真憑實據，但是為了預防你犯罪，先把你抓起來再說。到了1952年還幹脆製定了一個《破壞活動防治法》來專門對付日共。這下野阪參三和德田球一就隻能再次遠走中國。

　　德田球一後來在1953年10月14日客死北京。兩年之後的1955年9月13日在北京召開了有3萬人參加的大型追悼會，劉少奇主祭，毛澤東親自題字“德田球一同誌永垂不朽”。

　　對日共的限製措施一直到1955年簽訂舊金山和約日本獨立之後才得到解除，日共也再次放棄了斯大林強加給他們的軍事方針，確認了“議會鬥爭”的行動綱領，這樣在1956年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匈牙利事件沒有給日共帶來什麽很大的困難，日共受過斯大林打擊這件事反而證明了日共的先見之明。

　　一來是日共長期被蘇共打壓，二來是日共在曆史上和中共一直有密切關係，所以在中蘇兩黨發生矛盾和衝突的時候，日共很自然地就站在了中共一邊。1964年左右是中日兩黨關係最好的時期，那時在日共成員中有一個學習中文的熱潮，甚至流行用中文來讀自己的名字，但是兩年之後，這個最好的友人居然變成了中共“四大敵人”之一。

　　1966年7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提出存在四個敵人，“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宮本顯治修正主義集團和佐藤榮作反動內閣”。背後的原因是，1966年3月份訪華的日共議長宮本顯治在上海拒絕了毛澤東親自提出的要求日共在中蘇論戰中明確支持中共的要求。這樣日共也就成為了和蘇美比肩，甚至比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內閣更加危險的敵人。中日兩國共產黨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在此之後的8月份，日共從北京撤回日共駐華代表以及《赤旗報》的駐華記者，但日共駐華代表以及《赤旗報》的駐華記者在首都機場遭到紅衛兵圍攻，被毆打致重傷，這樣兩黨之間的關係完全斷絕。

　　這種關係的斷絕對於日共不是什麽壞事，在中國的“文革”消去了神秘的光環而暴露出那隻是一次對於本民族的拷打和搶劫之後，日共再一次以“高瞻遠矚”的目光而為人敬佩。

　　要知道當時在日本連一部分自民黨議員對中國“文革”都頗有讚詞，更不要說社會黨等左翼政黨了，唯一從來沒有同意過“文革”的就隻有日本共產黨。

　　在朝鮮問題上也是這樣，在中國“文革”開始之後，日共也停止了和朝鮮的交往，在朝鮮綁架日本公民的疑惑露出水麵之後，和一貫支持與朝鮮改善關係的社會黨有著血緣關係的社會民主黨和民主黨在不少場合下很被動，但是一開始就支持追查朝鮮綁架事件的日本共產黨和此事卻無關係。

　　日共不但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太平洋[7.70 -0.26% 股吧 研報]戰爭持反戰立場，在戰後的政治活動中還是堅持了這個立場，從過去的反對朝鮮戰爭，反對越南戰爭開始一直到現在反對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既反對美國主謀的戰爭，也反對蘇聯或者俄羅斯聯邦所策劃的戰爭，在日本能夠如此旗幟鮮明地長期一貫堅持反對戰爭立場的政黨就隻有這麽一個。

　　日本共產黨為什麽能夠始終如一地在重大問題上采取正確立場？長期以來曆任日共書記局長、委員長和議長，繼德田球一、宮本顯治之後的日本共產黨第三代領導人不破哲三日前出版的回憶錄《時代的證言》也許能夠提供一些答案。

　　不破哲三是日本一位很典型的經過一高進入東大的學曆貴族，但這位16歲就參加了共產黨的精英最後還是拒絕了主流社會的邀請而在共產黨內幹了下來，連續11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日共區別於其他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日共領導層一直是由知識界精英所組成的，現在的日共書記長誌位和夫是東京大學畢業，早期的河上肇、宮本顯治等日共領導人也都是東京帝國大學的畢業生。這種現象的由來是因為原來的東京帝國大學是一個連特高警察都插不進手去的特區，即使在戰時，東京帝大裏仍然可以公開地研究馬克思主義，所以東京帝大的畢業生們多少有點左傾，起碼對馬克思主義並不陌生，出幾個共產黨員是理所當然的。

　　不破哲三的回憶錄除了本人的經曆之外，有很多非常珍貴的資料，他是為數不多的現在還在世的見過毛澤東的人，而且就是那次有名的宮本顯治對毛澤東說“不”的會談的見證人。

　　此後國際形勢不斷變化，尼克鬆和田中角榮的訪華，使得美國和日本政府不再是中國的敵人，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領導人也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緩和中蘇之間的緊張關係，但直到1997年，中國曾經的四大敵人中，有一個日本共產黨依然戴著“敵人”的桂冠。

　　實際上早在1985年中共就曾經通過羅馬尼亞共產黨向日本共產黨表示過恢複關係的建議，但日共方麵不肯讓步，堅持要中共認錯並中止和反日共組織的聯係。一直到了1997年底，對外聯絡部部長戴秉國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時明確地把“中日兩黨關係正常化”作為1998年的任務之一，這樣才有了中日兩國共產黨的關係正常化。

　　由於日本所處的特殊位置，在戰後兩次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直接戰爭，韓戰和越戰中，日本都起到了美國直接軍需基地的作用。很多人都對反戰的日共在這兩次戰爭中是如何行動的感興趣，在不破哲三的回憶錄中都有提及。

　　日共始終能夠柔軟地根據形勢而改變自己的主張。日共除了在上世紀70年代宣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之外，在2004年還放棄了“先鋒隊”的概念，理由是所有黨派都是平等的，不應該存在“領導黨”的概念。

　　日共的這種柔軟性是經過痛苦的挫折得到的。本來日共的支持層還應該更加大一些，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反對日美安保協定的鬥爭中，日共拘泥於蘇共對於所謂“托派”的態度，認為指揮運動的托派分子，自覺地和運動畫了一條界線。從而喪失了一代知識青年的信任，而當時的知識青年到現在基本上還是各行業的重鎮，日共說話缺少影響力的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接受了那個教訓，在進入上世紀70年代之後，日共開始相當務實起來。現在不少即使在選舉時不投日共票的人也認為日共是日本政治中不可缺少的一支政治力量。有過這麽一件事：在1979年，日共具體測算了在鬆下公司流水線上工作的女工們每天所做的動作，發現這些動作的頻度已經超過了生理科學所給出來的極限，生理學專家們甚至否認人能夠那麽動作，但是鬆下公司生產線上的工人愣是做到了，這才是生產線工人肩周炎、肌鞘炎等疾病發病率高的原因。在共產黨把這件事情遞上國會之後，國會通過了有關保護工人勞動強度的法律，當時的自民黨首相大平正芳甚至在國會食堂就餐時特地到不破的桌子邊上來向不破致謝，說：“你的質問太好了。”

　　但是在豐田公司推廣其“看板式管理”的時候，日共的反對意見就沒有人聽了。日共認為豐田的看板式管理是一種極為自私的管理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實際上僅僅是從豐田公司自身的利益出發，利用豐田公司在產業生產鏈的優越位置強行要求其他零部件提供商以及加工廠家將一部分利益切割給豐田公司的行為。如果聽任這種管理方式繼續的話，豐田公司的利潤會大幅增加，但其他零部件提供商和加工廠家的利潤會大幅度減少，最後影響全社會的經濟活動活力。

　　但這次日共的建議未被采納，反而被其他政黨譏笑為“落後於時代”。事實上標誌著日本經濟停滯的日本中小企業的衰落現象確實開始於豐田公司開始推廣“看板式管理”的時期。當然日本中小企業的衰落是否和“看板式管理”有直接聯係現在在日本還是一個爭辯的話題，但“看板式管理”在日本開創了一個企業的宗旨僅在於利潤，企業的社會貢獻被忽略不計的思維方式，正是這種思維方式才導致了日本產業空洞化這一點現在則也是日本學術界的共識。

　　在這次民主黨內閣出現之後，日本共產黨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提出了“成為建設性的在野黨”的綱領，表示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到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之中去，這個改變的思想基礎其實從不破哲三的這本回憶錄裏也能找到。不破哲三對於日本經濟在幾乎20年中始終處於停滯狀態的解說是因為現在的日本政壇除了日共之外幾乎可以成為“全員執政黨”，這樣政治對於資本的幹預和監視功能就完全消失，資本能夠在毫無拘束的前提下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才是日本經濟缺乏活力的最大原因。

　　雖然日共的黨綱已經被再三地修改，但是和日本社會的現實依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在看得見的將來日共成為執政黨的可能性是沒有的。但是決不能從不可能成為執政黨這一點而否認日共存在的意義，事實上正是有了日共這種“萬年在野黨”的存在，才保證了一種能夠對執政黨實行監督的製約機製的存在，但這種製約機製能否真正發揮作用則需要日共自己進一步的努力和其他執政黨對在野黨的尊重了。

　　要了解那個風雲變幻波瀾壯闊的年代，了解那個年代中的日共和中共，了解日本議會政治的運行，讀一下不破哲三的這本書很有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