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寫給中國的一封信：我熱愛這個國家

原題《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寫給中國的一封信：我熱愛這個國家》 編者按：在《旅程：布萊爾回憶錄》序言中，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說，他的回憶錄像是一封長信，“收信人就是我熱愛的這個國家”。如果這樣比喻的話， 他為中文版撰寫的長達8頁的前言可以稱之為“寫給中國的一封信”。布萊爾說，“它是一個外來者對於中國及其未來的觀點。至少，它可以告訴中國讀者，西方人 如何看待他們”——在這個意義上，這封“信”值得一讀。 認識中國：中國的力量和麵臨的挑戰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中國，而今重來，眼前的變化讓人難以置信。我所說的變化無關經濟增長，也無關摩天大樓，而是指中國國民的麵貌。遙想當年，中國 單調沉悶又缺乏信心，而今，這個國家生氣勃勃，充滿自信。 1997年，作為新任英國首相，我主持了香港回歸中國的儀式（正文也提到了）。讓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東道主中國人對國家的熱愛和自豪。東道主告訴我， 他們會一直銘記我為香港回歸中國所作的努力。事實的確如此。 2008年，我出席了北京奧運會，當時的場麵極為壯觀。世界上有許多人對中國所知甚少，對於這些人來說，中國似乎忽然間登上了國際舞台。整場盛會完美 無瑕。不過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成千上萬的誌願者，他們彬彬有禮，舉止謙恭，竭力展示中國最好的一麵。 記憶中，不同的時期浮現出不同的中國，但有兩點始終不變：持續的進步，永遠的驕傲。對於每一個外來者，中國都有太多值得了解的地方。 寫這篇前言，我的內心懷著深深的謙卑。現在，我會定期前往中國。這是一種享受。這個國家和這裏的國民令人讚歎。然而，每次重來，讓我感觸最深的並非對 中國更加熟悉，而是仍然存在的廣闊的未知領域。每一次探索都讓我想要更加深入。我始終意識到，還有太多東西尚待了解。 於是便有了這篇簡短的前言，它是一個外來者對於中國及其未來的觀點。至少，它可以告訴中國讀者，西方人如何看待他們。 我們先從一個矛盾開始，它以雙重方式引起了許多混亂。中國對自己的定位是發展中國家，事實上中國也的確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期敞開國門以來，中國 的進步極為顯著，在整個人類發展史上堪稱史無前例。絕對貧困人口的數量減少了五億，貧困率由百分之六十五降至百分之四。即使參照國際貧困線，貧困狀況（尤 其在農村地區）得到如此改善也是非凡的成就。 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國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並且躍升為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的消費品、耐用品生產國：這些改變了中國的經濟麵貌。這也意味著，中國在世界 經濟體係中的角色改變了。隨著金融危機席卷西方，八國集團迅速增容為二十國集團，中國的領導地位也得到了明確的承認。 然而，中國的力量本身很容易蒙蔽視野，讓我們看不見中國人如何看待自身：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在我們眼中，中國是新興的力量，她自信、豪邁，意誌堅 定。的確，中國人對自己所取得的成就無比驕傲。但他們也知道，貧困在中國還沒有完全消除，貧困人口仍然為數眾多；知道北京和上海並不能代表整個中國，正如 紐約和華盛頓不能代表美國；知道與進步同樣驚人的，是相伴而生的焦慮。 矛盾就在這裏。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力量，中國人看到的則是中國麵臨的挑戰。領導層的注意力指向了國內，原因當然在於，中國麵臨的挑戰與人類曆史上任何 謀求發展的國家所麵臨的挑戰同樣巨大。 更何況，我們都關心結果。中國如何發展，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並且走向遠大前程，這會深刻地影響我的孩子們，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塑造了我這一代人 的憧憬與情感。對於我們的世界觀來說，這將是一個全新的維度。 政治改革：和平又穩定的進步 我們需要的是穩妥、可靠的漸進，不需要也不想要出現混亂，陷入動蕩。對“失控”的畏懼不僅來自那些有根有據地預見到失控前景的人，它同時也是一種真正 的擔憂：如果失去堅強領導，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國度該何去何從，遵循什麽樣的原則？ 正是在這樣一個充滿著不確定因素的世界上，中國領導層對穩定的強調才應該得到理解。他們知道，中國必須變革。事實上，在短短二十年間，中國已經發生了 急劇的變遷。然而，即將到來的轉變才是最為劇烈的，這一點他們同樣清楚。表象之下是密切的探索與激烈的爭論，想弄清怎樣才能既實現轉變又不至於影響穩定， 而維持這種穩定對他們、對我們都有好處。 話雖如此，政治中還有一個永恒的托辭：每一種政治體製都是獨特的。已經記不清有多少次，這個國家或者那個國家的人對我說：“我所麵臨的情形不同，這個 國家很獨特。”這樣的話幾乎總是錯的：在世界上，的確有一些國家實現進步的經驗是普遍適用的。中國規模龐大、國情複雜，這些都很獨特，但我想，上述經驗在 一定程度上仍然適用。 如前所述，我提出這些想法時心裏滿是謙卑。它們是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經驗，中國必須作出判斷，看看這些經驗是否能為己所用。 顯而易見，中國政治製度的改革需要時間。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中國已經排除了“文革”的餘毒，重整旗鼓，表現出新的氣象。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應對繼續 變革的壓力，這種壓力隨著國家日益繁榮必然會浮現水麵。多數中國人都看重穩定，認為穩定是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內容。但是隨著新的社交媒體、出行方式和互聯 網的出現，中國的新興中產階層必然會要求更多的話語權和其他權力。 中國有一個優勢可以利用。對於共產黨來說，隻要在吸納黨員和章程規定方麵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聲音，並且最重要的是與新興中產階層互動，它就能不斷地與 人民保持接觸。換句話說，黨的發展成了政治改革的核心。如果再與權力下放 ——包括在地方上對於某些職位實行直接選舉——相結合，就能提供漸進的道路，走向更多的政治開放並承擔更大的政治責任。 最重要的是，它讓人民看到，和平又穩定的進步之路是存在的。我關注的焦點在於強化黨的能力，讓它成為這個過程的創造者，而不僅僅是調控者。中國的領導 層是睿智的，既有聰明才智又有創造能力，足當此任。 惠及所有人的經濟繁榮：中國的第三條道路 中國麵臨的經濟挑戰包括兩個方麵。一是應對宏觀問題，重新調整以促進消費，管理貨幣，並避免經濟過熱或投機泡沫。所有這些方麵都很棘手，要求格外小 心，並且要求具有高度的智慧。但它們屬於是非問題，也就是說，它們是必須作出的判斷。這樣的判斷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都不會決定中國的經濟模式。我感 興趣的在於後一個問題。 中國麵臨的挑戰，是要提出一種意識形態，它秉承1949年以來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之根，同時又允許自由企業的繁榮發展。尤其是，在市場與對社會平等的要 求之間存在著緊張關係——我們對此都不陌生。當前，隨著對金融危機的後果深入思考，這種緊張關係正在撕裂西方社會，尤其是歐洲。 歐洲的論戰焦點在於金融危機如何發生以及如何走出危機。觀點總是趨向於兩極：一方為歐洲傳統的社會模式辯護，另一方則聲稱這種模式已經不堪重負。從現 在的情況來看，那些在政治上處於右翼的變革派正在贏得這場論戰。高赤字使人們對支撐這種模式的高稅收心懷恐懼；另一方麵，人們又普遍認為，“市場”已經失 敗了。不過，左派似乎認為解決之道在於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這同樣不得人心，因此，即便是市場失敗也沒有將公眾推向左派陣營。 我仍然相信第三條道路的政治主張，這是我本人以及克林頓總統在執政期間提出的。它的精髓並不是簡單地在國家與市場之間尋找平衡，而是將兩者結合起來， 利用雙方的力量結成同盟。這是讓私營經濟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私營經濟是任何成功的經濟體係的必要元素，政府會在其中通過物質支持為窮人提供機會，讓他 們能夠踏上功成名就的階梯。我想，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來說，這樣的第三條道路意義尤為重大。 如果人們看到富有的精英誌得意滿，轉回頭卻看不到改善自身狀況的希望，問題就來了。換句話說，不平等本身並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沒有同等的機會去尋求成 功。 因此，在我身為英國首相的十年期間，我們關注的焦點就在於如何改善機會。答案是：不要阻止人們致富，應該致力於為窮人或弱勢群體改善自身狀況消除障 礙。要這樣做，我們就不得不徹底改造革新性的政策，並且對福利和公共服務體係進行改革。此前，這些體係在結構上高度整體化、“一刀切”，既笨重又官僚。在 當今世界，麵對今天的技術，這樣的結構已經無法發揮作用。於是很自然地，那些具有負擔能力的人便離開體係，自行購買現代服務。不平等由此產生。 發展中國家的可能性就在於在公共服務與福利體係方麵重蹈我們的覆轍。尤其是在教育領域，從世界上所有國家來看，什麽體係可行、什麽體係不可行是一目不 然的。最有效的，往往是公私合作體係。 對於中國來說，這其中有些方麵肯定是適用的。社會動蕩的最大風險來自經濟發展的失衡。然而，其解決之道並不在於叫停蓬勃的商業企業和私營經濟，而在於 放開體係，向那些由於教育機會或其他原因被拒之門外的人敞開大門。這才是現代的社會政策。放眼世界，凡是遵循此道的國家，運行都很順暢。在英國，將公私競 爭引入醫療衛生領域使醫療輪候名單大大縮短。今天已經很少有人懷疑，在醫藥領域，社會化體係和私營體係的審慎混合（即使是由國家部分持有或注資）能實現效 率與公平的最佳平衡。 與此類似，不僅是英國，北歐國家和美國的教育改革經驗都表明，一種區別於傳統的公立中小學製度的體係最為有效。在英國，與一般的公立學校相比，民辦學 校項目的成就增長快了三倍。 在養老金方麵，政府和公民個人將共同負擔，正如在福利方麵，重心已經從無條件的費用支付轉向了幫助個人提高技能、實現就業。 當然，和其他方麵一樣，中國所麵臨的挑戰也遠為艱巨。但是，發生的事情多數都是地方性的，在地方層麵，挑戰更為可控。中國許多省份的人口與歐洲中等麵 積的國家相當，這樣就有機會去嚐試和檢驗新的體係，跳過西方國家的問題。 和諧的社會發展：道德、價值觀和文化 社會繁榮不能僅憑物質進步。每個成功的社會都必須努力擴大機會，這是當然的。但是，當核心價值觀將人們凝聚在一起，當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被注入對他人 的責任感，當齊心協力與互相幫助對家庭的維係極為重要時，這樣的社會也最為成功。 沒有經濟發展，沒有整個國家全麵繁榮的前景，中國絕無可能發展和諧社會。但是，中國又不能僅僅通過經濟進步來保證穩定的未來。社會的凝聚和同心同德， 有賴於共同的目標感、共同的價值觀，以及一種共同認識：有必要用能夠容納所有人並肩站立的共同空間來平衡多樣性。 我們已經忘記，在西方世界，這樣的共同空間是曆經數個世紀才獲得的，並且通常伴隨著艱難的鬥爭。中國沒有如此好的條件，能通過如此漫長的征途來實現融 合。在高速發展容易引起自身壓力之時，能夠撕裂整個社會的民族分裂、宗教分裂與政治分裂，都是中國所承受不起的。問題於是再一次變為：中國如何讓民間社會 自由表達，不斷成長，而又不開展威脅社會統一的各種運動？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信仰與宗教往往提供了這種統一的基礎；盡管宗教信仰已經有所衰落（歐洲當然也是），猶太教－基督教的價值觀還是得到了繼承，在今天 仍然塑造著我們看待社會責任的方式。社會發展的此種元素並不僅僅存在於神性層麵，它也有非常實際的反映。我們有誌願奉獻的傳統。我們有數量龐大的公民社會 組織，它們在地方性社區中發揮著黏合功能；它們不僅有所作為，而且所作所為的方式是政府所無法做到的。廣大的慈善捐贈網絡由此形成。 因此對於中國來說，發展進程中的主要挑戰，就在於如何創造這樣一種文化與機製，來促進非政府的民間責任與服務。公開表明宗教信仰的中國人仍然隻是少 數，盡管按照官方的數據，中國有比歐盟更多的穆斯林，有比英國更多的新教徒，以及一億以上的佛教徒。當然，在此之外還存在源自孔子的整套哲學傳統。儒教雖 不是宗教，但在道德意義和人類同情心方麵，它與一般宗教中的許多價值都不謀而合。 繁榮的藝術與文化當然也會促進這樣的社會和諧，使人們更加意識到精神性和超越性的事物。如果我是中國思想的引路人，我會重點關注如何獲取社會目標和社 區目標這些紐帶，並且細加分析；我會促使中國的青年更多地理解自己的哲學傳統和精神傳統，會幫助尚且稚嫩的民間社會團體找到自己的位置，茁壯成長。 對中國哲學傳統和精神傳統的理解是有益的。這樣，人們眼中的中國就不是六十年曆史演變的結果，而是涵蓋了四千多年甚至更久的曆史積澱。 過去三十年已經見證了數百萬的中國人第一次實現了成功之夢。我懷著樂觀的心態，展望著中國曆史的下一篇章。 （原文約7000字，限於版麵篇幅，本報發表時有刪節，標題和部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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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尼 is a war criminal. -2544- ♀ (0 bytes) () 09/14/2011 postreply 06:1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