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提前下課，動畫專業的學生都去聽John Lasseter的講座，我差點讓我的大兒子Alex也去（要是他知道汽車總動員的導演來了，還不瘋了？！），可惜“魏美人”畢業了，助教卡麗今天不來，我不能把個男孩子放人體教室裏等下課，就算了。其實我自己對動畫沒有什麽興趣，與其去湊熱鬧，不如“冷冷清清”寫幾句博客再回家。
周一是我最忙的一天，要教五個小時，到七點。但是，今天我提前一個小時就放了大家，就有空了。其實人有得冷清實在是一種自由，隻有到我這樣的年齡才有體會。本來是有個女的，打聽我有沒有空教她中國書法，在今天，嗬嗬，我腦筋也不動就說NO! 我現在理解為什麽找老年人辦事一般都難一些，因為他們更需要休息啊。象今天來的這位John Lasseter先生，一定一直比我有壓力，找他的人一定千倍於我啊。
我突然發現一個道理，如果說年輕人屬陽性，那麽老年人就屬陰性；如果說活躍的人屬陽性，那麽不活躍的人就屬陰性；如果說在追求的難看的男人屬陽性，那麽被追求的美麗的女人就屬陰性，這樣推導下來，即使是好看的或應該稱作英俊的男人，如果老是給人追逐，也一定呈現出更多的陰性來，那是多麽不幸啊！怪不得很多讓女人迷戀的男人到頭來發現是搞同裏麵的女性角色，因為壓力太大，實在是給廢掉了。
再說開去，那些大器早成成為人們崇拜對象的人，往往也呈現陰性特征，如周郎。早期意氣風發的創業者，一般後期都會變得優柔寡斷，瞻前顧後，如老蔣。按照老子的說法，這叫“抱雄守雌”，就是即使心懷大誌，事業有成，也必須遵循陰柔水德，謙遜待人。但我想說的是，這個“抱雄守雌”可能不僅是主觀態度的選擇，更是自然的心理和生理規律，應該珍惜我們自己的相貌平平，大器晚成，至少這樣可能讓我們狂妄一下，陽剛片刻。存在的，都是公平的。
很多人就不解了：“是不是說得太武斷了？難道被女人愛的男人就容易陰起來？不一定吧。”我說：真的就是那麽一回事，被一個女人愛了不一定就“陰”了，但是被很多女人愛了的“情聖”，一定會被“陰”得很難得子，這就是皇上雖然三宮六院，不修煉不行，有時候連子嗣也沒有。
但是這不是我今天要討論的事，我想談的是正事，關於政治的事，以我的“陰陽政治學”的方法···我認為，國家的元首，從他執掌權力的那一刻開始，根據他得到政權的方式，就可以推斷出他的政治分格。
政治風格可以是陰的，也可以是陽的。陰的代表保守的，處於守勢，有時候表現出怯懦；陽的代表進取的，進攻性的，有時候表現出強暴。我不是說前者就是負麵的，後者就是正麵的，隻是說，他們有不同的傾向性。我們總是看到曆史上的開國之君往往會一舉定乾坤，統一天下，稱霸世界，而繼任者往往很難維持社稷太平，守不住疆土。雖然開創事業的君王往往學問有限，出身低微（和君王的地位相比），但是在能力上卻遠高於派了全國最好的老師教育出來的尊為太子或皇子的繼任者。這不是偶然的，我認為是“陰陽政治學”的問題。
就拿三國說事吧，諸葛亮為什麽不能出祁山平天下，是由他的出身注定的。或者說，出了他的茅廬，以軍師的身份接掌部分以至於全部的軍權的方式是自然過渡的，陰性的，雖然他做到和曹操之於漢朝一個級別的丞相和侯爵的地位，也同樣直接執掌軍權，但是他的實際地位還是不能和後者相提並論，因為輔佐永遠就隻是輔佐。而司馬懿在和他較量的時期，政治地位雖然遠不及他，卻也和曹操一樣，以陽性的方式在曹魏勢力中爭奪自己的一席之地，雖然艱辛，他不得不直接提拔和培養軍隊中的親信嫡係，自己的仕途好幾次大起大落，但他和他的兒子們在和諸葛亮的爭鋒中占據著體力和精力上的優勢，雖然處於戰術的守勢，但是在策略上又勝似攻勢，每次蜀軍占不到便宜，就必須全身退入關中 —— 這樣的反複，直到諸葛亮油盡燈枯，這完全就是陰陽宿命的結果。
不說古代，現代的政治領袖，以其出身和登極權力高位的方式，也可以得到一樣的分野。有的人，亂世出英雄，自己“槍杆子裏”出了政權，如毛澤東，有的人在政治風浪中上上下下，如鄧小平，他們都是自己贏得的權力，他們屬陽性政治家。但是更多的領導人是因為更老一代的賞識被提拔和指定的，他們一般都有嬌好的容貌和謙遜的作風，他們是被欣賞的，被好感的，他們的權力是被傳的，他們屬陰性政治家。對他們來說，“抱雄守雌”當然是他們進階最重要的守則。
再說西方政治中被選舉的政治家，他們幾乎全部是陰性政治家。他們是群眾心中的明星，也是被欣賞，從而被選舉的。另一類的西方政治家，（除了二戰時期的納粹元凶）隻有特殊時期因為特殊的時代需要，以強力進行改革或“新政”的政治家，才可能是陽性的政治家。如丘吉爾，如羅斯福。雖然從一個政黨交接到另一個政黨的政治製度的某種“顛覆性”，可能保持了政治家的陽性成份，而民選政治從基本麵上說，就是要取悅於民眾的觀感，是孔雀開屏式的政治表現的結果，是陰性的表現。西方政治的政黨輪替和時代性訴求，時不時裹挾著幾個強力人物的出現，但是，大多和平時期，文明的正常時期，出道的政治家多是平庸的人，我在“庸人政治家”一文中有說到這樣的情況，事實上，特殊時期，必須以“非正常人”或“病人”來救國，也是這樣的道理。陰性政治家的典型組合是奧巴馬和希拉裏，奧巴馬贏得選舉的成功，主要是依靠討人喜歡的年輕有活力的形象，因為這樣，奧巴馬在做任何事的時候，都首先要考慮別人對他的看法或對非洲裔美國人的看法，而不是解決問題本身。他得益於民意，也毀於民意。他到現在也沒有用心去搞明白美國經濟問題的症結，隻盼望再化下錢去可能改變別人對他的看法，為競選連任創造條件。至於希拉裏，我“庸人政治家”說過，她可能是好的學生，好的大學學生會幹部，她本人會贏得人生奮鬥的成功和別人對她的喝彩，她總是“正確”的，因為“不正確”在她的行政機構的領導下沒有機會證明另一種可能性的正確。
上善若水，陰性政治家主導世界可能是好的，他們不會引導大規模的武力衝突，雖然還是會多一些婦人的口角和躍躍欲試的挑釁，但都是沒有結果的。陰性政治家處理國際問題的方式是敏感，是緊張，是怯懦，是妥協。在國內政治方麵，不要期待他們會解決結構上的問題，他們隻會遵循前代遺留的規則以局部修補和道德宣示的方式去遮蓋和緩和矛盾。中國和美國，不要以為製度很不同，問題卻相仿，如果中美兩國都由著陰性政治家坐鎮，也許也是兩國人民的幸福；隻是但願不要偏偏哪一方出現“非正常”的陽性政治家。
當然，知道這樣的道理，就不必去追憶毛時代的強悍政治風格並哀怨於當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海問題的外交說法）的屈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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