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印度人對北京很著迷把中國當作榜樣

據美國《紐約時報》8月31日報道，印度媒體上充滿了中印兩國互相比較的文章：印度公司高管將中國企業視為發展的標杆;政府官員將中國視為威脅、夥 伴以及榜樣。出生在中國、為《印度快報》撰稿的經濟學家裴敏欣(Minxin Pei)說：“印度人對中國很著迷，但中國人似乎對印度很少關注。”

對此，裴敏欣說，大多數中國人對印度的發展和改變漠不關心，因為他們更喜歡將中國與美國和歐洲做比較。他曾在中國組織有關印度話題的會議，但卻 很難找到足夠了解印度問題的中國專家。北京一家服裝店老板劉毅(Liu Yi)認為：“這很正常，因為中國經濟很特殊。如果說中國的發展曾有一個榜樣，那也應該是美國或英國。”

劉毅說，在發展的階梯上，中國正抬頭看向美國，現在它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比中國更大的經濟體，而印度經濟隻到中國的“肩部”，印度是世界第九大經濟體。中國 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除美國外最大的出口市場。因此對於印度來說，中國處於發展階梯的更高的位置。主管國家安全的內政部長帕拉尼亞潘·齊丹巴拉姆 (Palaniappan Chidambaram)說：“盡管人人都在談論趕超中國，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與印度相似的是，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文明史，人口超過10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的一些理論，幫助中國比印度提前十年完成了向更開放、更具競爭力經濟模式的轉 型。此外無論從哪些領域對比，中國都領先印度。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麵遙遙領先，軍事實力更強大，對教育和大學投資更多，印度在英語方麵有曆史優勢，但中 國正迎頭趕上。

印度為什麽落後於中國?

印度模式與中國模式是學術界喋喋不休的話題。西方人認為印度一定會超過中國。究竟孰是孰非?本文為你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

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印度與中國的可比性最大：兩國都屬文明古國，都是人口眾多，都幅員遼闊，都經曆過殖民入侵，新中國成立於1949 年，印度獨立於 1947年。兩國後來都選擇過計劃經濟和經濟體製改革。總體上，印度在60年前的起點略高於中國，因為中國在1949年之前，連續經曆了百年戰亂。而印度 則相對穩定，1947年的印巴分治是該國近代史上的最大衝突，造成了數十萬人死亡，千萬人流離失所。印度的種族、宗教、語言、民族等問題要比中國複雜。 1940年代末，兩國的人均收入(印度略高)、預期壽命、識字率等主要發展水平的指標都比較接近。但兩國屬於完全不同的文明，也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製度 和發展模式，最後兩國發展的結果也大不相同。

總的來說，中國在國家現代化方麵已經遠遠地走在印度的前麵。從世界銀行等機構公布的2007年的統計數字看，印度的經濟規模大約隻有中國的三分 之一、外貿規模隻有中國的四分之一、吸引外資規模隻有中國的十分之一、糧食產量隻有中國的一半(盡管印度的可耕地比中國多)，印度人均壽命比中國整整少 10歲，境外遊客人數少於中國的二十分之一。高速公路裏程、奧運會獎牌總數、婦女地位、貧民窟狀況等方麵，兩國情況完全無法比，印度比中國差太多了。

從“透明國際”2008年的評估來看，在一百八十多個國家中，印度的腐敗程度排在第85位，高於中國的第72位。從耶魯大學2008年公布的綠 色指數(EPI)來看，印度排在第120位，低於中國的第105位。西方總覺得“民主”的印度應該超過“不民主”的中國，不少印度官員和學者也信以為真， 認為隻要有了那個“優越的政治體製”，印度就會比中國做得好，其實印度在絕大多數可比的領域內都落後於中國，而且差距還很大。

印度從1947年獨立以來所走過的道路大概可以這樣概括：在政治方麵，從獨立至今的絕大部分時間內，印度實行了西方民主製度;在經濟方麵，從 1947年到1990年，印度實行的是一種官僚控製的計劃經濟和公平優先於效率的政策，但印度沒有放棄過私營經濟，所以印度今天仍然有很多老字號的私營企 業，有些已經做得很大。總體看來，在這段時間印度經濟增長緩慢，速度徘徊在3%～3.5%(被譏諷為“印度教徒增長率”)，結果社會公平、正義等目標也沒 有很好地實現。

印度從1991年開始了經濟改革，鼓勵私營企業的發展，大力吸引外資。這之後印度經濟增長一直比較迅速，連續十來年保持了接近8%的增長率，在 軟件、信息、服務外包、製藥等領域內裏取得了長足進展，也有不少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但這些產業創造的就業機會不多，所以印度社會始終未能解決廣泛存在的 貧困問題，印度人口中仍然有3億多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

當年英國首相丘吉爾不相信在印度這麽一個落後的地方能搞民主製度，但今天這個製度在印度已經基本穩定下來，印度不少學者說，如果印度沒有現在這 種民主製度，印度國家的統一都無法維持。這個製度使不同的民族、宗教、地區、社團等在政治上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使他們能夠實現自己利益的表達，從這個意 義上來講，這是印度政治製度所取得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又是不全麵的，其最大的弱點在於印度政治製度雖然讓各方表達了自己的利益，但卻無力有效地整合不同的 利益，結果成了無休止的“黨爭”和政治傾軋，無法形成一個現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無法克服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最終導致印度現代化事業步履艱難。

印度政治製度的落後才導致了印度全麵落後於中國。西方主流學者硬是說印度代表了先進的政治製度，這是有悖於常識的，也有悖於中國人“實事求是” 的價值觀，就像皇帝的新裝，不懷偏見的人一眼就能看穿。印度政治製度造成了哪些問題呢?

首先，它無力真正廢除種姓製度。印度教信奉自然崇拜、萬物有靈和輪回轉世。印度教衍生出來的種姓製度包括了婆羅門(負責宗教祭祀)、刹帝利(負 責國家行政管理)、吠舍(從事工、農、商等)和首陀羅(從事所謂汙穢職業的人)四大種姓，在此之外還有地位最低的“賤民”，這幾大種姓還可以進一步細分出 幾千個亞種姓。由於種姓製度在印度根深蒂固，無所不在，使得印度社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之一，人從一出生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1947 年確立的印度民主製度雖然從法律上廢除了種姓製度，但在更深的層麵，特別是人的意識層麵、信仰層麵和實際生活層麵，這種製度及其影響仍根深蒂固，嚴重束縛 了印度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種姓製度本身是印度教教義的一部分，而印度民主製度無力推動任何實質性的宗教改革或社會改良，也無力衝破高種姓人對這種改革的阻 擾和抵製。更有甚者，隨著印度特色民主體製的演變，民粹政治與種姓製度結合的趨勢愈演愈烈，使印度民主的品質進一步惡化。

中國與印度的一個基本差別就是：雖然兩國都存在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但絕大多數中國人相信通過自己誠實的奮鬥，可以改善自己的命運，而在印度就 很難，低種姓者大都不會去思考這個問題。印度獨立都六十多年了，但是在印度農村的很多小學裏：高種姓的孩子有小木凳坐，有課本念，有小石板寫字;低種姓的 孩子坐在地上，沒有課本，沒有石板。雖然印度法律上早已廢除了種姓製度，但這些學校裏的校長、教員和學生都是印度教教徒，大家會覺得這樣做很自然，低種姓 的孩子自己也覺得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印度教裏，賤民信徒去寺廟裏上香，隻能逗留在印度教廟宇的外麵，不能進入廟宇。

現代化首先就要求消除貧困，實現最起碼的機會均等，但印度在這個方麵的成績與中國相差很大，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高種姓的官員不熱心解決低種姓人麵 臨的疾苦和歧視。高種姓的人，包括大批的政府官員，從不與低種姓的人握手，怎麽能指望他們為低種姓者的利益而努力奮鬥。在鄉村，政府發給窮人的一些補助票 證，也會被當地其他種姓的人“截留”，低種姓人一般也不敢去問。低種姓人往往自己認命，認為自己的貧困就是因為祖上積德不夠，所以也沒有社會進步所需要的 那種進取意識。

印度的確有不少致力於廢除種姓製度的非政府組織，他們做很多事情，如自己辦學平等對待不同種姓的孩子，精神十分可嘉，但當整個印度政治體係都無 法真正動員起來解決這一類問題的時候，他們的工作也隻能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印度政府為了消除種姓製度也做了不少事情。例如政府部門和公立學校都給低種 姓的人保留了位子，申請政府機關和學校的職位，都要填上種姓，因為你可能因此而得到照顧。但在實踐中這些措施都改變不了種姓製度無處不在的事實。你可以隨 便問10個印度人，有沒有可能在今後三十年內消除這種醜陋的製度，9個人會告訴你“做不到”。這麽大一個賤民群體沒有真正解放，印度怎麽實現現代化?

其次，既然印度的政治體製無力推動消除種姓製度，自然也無力推動婦女的真正解放，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印度獨立都六十多年了，但印度基本上還是一 個父權社會，婦女的地位遠遠低於男子。從中國去印度訪問，就會發現婦女可以從事的工作比中國少很多，雖然在大城市裏白領階層中女性有一定的比例，但在絕大 多數的旅館、餐廳、商店、銀行裏，女職員人數都大大低於男職員，女企業家、女商人更是鳳毛麟角。農村的情況就更為嚴重了。婦女的文盲率遠遠高於男人，就業 率則遠遠低於男人。印度傳統中，婦女出嫁要向男方支付昂貴的嫁妝，雖然當年甘地主張男女平等，但印度從來沒有進行過實質性的婦女解放運動，每年因嫁妝不足 而被活活燒死的婦女成千上萬。時至今日，包辦婚姻、童婚等現象仍然廣泛存在。婦女地位低下，嚴重阻礙了印度婦女智慧和能力的發揮。雖然印度政壇有英吉拉· 甘地、索尼亞·甘地這樣的重量級人物，但與巴基斯坦的貝·布托夫人一樣，這不是說明這些國家婦女地位高，而恰恰說明了這些國家的民主品質有問題：普通民眾 仍然對名人的配偶或後代有一種盲目的崇拜，南亞地區民主製度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家族政治。

第三，它也無力推動真正的土地改革。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本人當年曾希望推動土地改革，但他所依賴的國大黨代表的是控製印度土地資源的高種姓大地 主階層，這個階層又左右了國大黨龐大的農村票源，尼赫魯最後也隻能妥協，把土地改革這個問題交給了邦一級的政府和議會，而邦議會曆來都是大地主階層的囊中 之物。印度各級議員中很大比例都是地主的代表，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南亞國家的情況也類似，這使得任何真正的土地改革方案在議會裏很難獲得通過。此外，英國 人給印度留下的法律體係又包括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等法律，這也使土地改革更加難以展開。

正因為如此，印度有大量的無地農民，約占印度農村人口的一半以上。印度也進行了一些有限的土地改革，如政府把無主土地分給了部分農民，但得到土 地的農民，往往由於家庭成員過多，分到的土地麵積過小而無力進行規模經營，最後就把土地轉賣了。按照印度的習俗，土地是傳給兒子或兄弟的，而男人往往喜歡 進城找報酬更高的工作，留在農村的婦女經常無力耕作，最後也把土地賣了，賣回的錢用來準備出嫁的嫁妝，這也是印度農民失地的一個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不解 決土地改革問題就無法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印度訪問，隻要隨意看一看當地的農田和莊稼，就知道印度的田間管理和水利建設的水平大大低於中國，印度糧食 產量隻有中國的一半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它解決不了腐敗問題。西方政治理論一般認為靠西方民主製度可以有效地遏製腐敗，但在發展中國家實行西方製度的國家腐敗問題仍然非常嚴重， 印度就是一個例子。我的一個印度學生對我說： “和印度政府部門打交道，很像去印度教廟宇拜神，你要學會做出一整套世界上最複雜的動作，懂得什麽時候要跪下、什麽時候要趴下、什麽時候要躺下、什麽時候 要念經。申請一個護照出國要經過十幾個人，排幾天的隊。最後大家都想辦法花錢去買通關係，這些都是公開的秘密。”

為什麽印度采用多黨競爭製度，腐敗卻有增無減呢?原因很簡單：在一個經濟文化教育落後的國家，政客用錢直接買票或間接買票 (例如收買黑社會，然後控製票源)如家常便飯。孟買貧民窟裏黑社會可以呼風喚雨，使貧民窟成為一大批腐敗政客的穩定票倉。黑社會還與政客勾結，從事毒品買 賣，不僅收買了很多政府官員和非政府組織，而且可以控製選票。印度議員受賄情況也非常嚴重，2005年12月12日印度《今日播報》電視台曾播放一組偷拍 的畫麵，記錄了11名印度議員與假扮成遊說公司代表的記者進行“現金換質詢”的交易，畫麵中有的議員正在把成卷的錢直接裝進自己的口袋，有的則先把錢數點 完，然後對“遊說公司”代表的要求滿口答應。2004年選出的印度議會中，近四分之一的當選議員居然都有犯罪記錄，包括涉嫌強奸、殺人和縱火，有的候選人 當選時還在監獄裏服刑。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2007年4月27日報道，根據印度《社會觀察》組織的統計：印度538個議員中有125個受到刑事犯罪指 控，其中一半如果判刑的話，都會在五年以上。這又與印度司法製度有關，印度司法係統辦案效率極低，而且是冠冕堂皇的“無罪推斷”，這些嫌疑犯可以繼續活躍 在印度的政壇上，該報認為這個情況是印度政治體製中難以治愈的“癌症”。

印度經濟能否超越中國?

上個世紀90年代初，中印兩國人均GDP處於同一水平，但是到了90年代末期，中國人均GDP卻是印度的兩倍，從而把印度甩在後麵。因此，很多 研究中印經濟的學者，都認為印度的經濟表現遠遠不及中國。

印度曾經以管製而出名，政府對市場活動進行實施超級管製。不管做什麽，都是樣樣要許可證，事事要審批，社會腐敗程度直追當年巴拿馬。到了 1991年，印度改革，廢除了許可證，開放了市場。這個改革的背景就是，拉吉夫·甘地被刺，當年70歲並準備退休的拉奧就這樣被推上印度總理職位的。這場 改革之後，印度私營經濟得到迅速的發展。

當年，印度搞“民主製+計劃經濟”的模式，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把它稱之“印度綜合症”。審批製度讓印度並沒有真正意義的私有製，因為經營權都是 政府那裏。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周其仁教授在分析印度的文章時提到，“凡是資產規模200萬美元以上的印度公司，無論什麽所有製，其主要的經營決 定，甚至董事會成員資格，都要得到政府認可。”這種做法，就等於變相剝奪個人私有財產。畢竟，完整的產權包括一係列的權利，否則就是產權殘缺。

經過的“拉奧革新”，印度在自由的經濟政策和製度、金融自由化等方麵遠遠走在中國的前麵。現在，私營企業成為印度核心的優勢。印度幾乎每個工業 領域都由大的私人企業把持，但是中國情況卻是相反。據《我們向印度學什麽》一本書提供的資料，“入選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強榜單的企業是在營收、利 潤、資產和市值方麵的綜合得分處於前列的上市公司。就印度而言，2010年來自該國的上榜企業共有56家，而2008年隻有27家，其中一大半為私人企 業。實行經濟改革前，印度隻有兩家國營石油企業被列入世界公司500強。2003年安巴尼的信誠工業公司以產值113億美元被《財富》雜誌列入世界 500強的第482位，是印度私營企業上榜的突破。”中國兩大巨頭利潤相加起來已經超過這500家民企的淨利總和。民企500家中，“最賺錢的民企”為杭 州娃哈哈集團，2009年實現稅後淨利87.8億元。2009年，中國移動(00941.HK)淨利1151.66億元。

金融這個領域，印度敞開大門的時間遠早於中國。黃亞生教授在《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提到，“1998年，印度政府允許國外投資者擁有本國 銀行40%的股份，是之前的兩倍。但目前中國允許本國銀行中的外資股份仍限定在20%。截至2003年，外資銀行占到了印度本國銀行資產的8%。而在 2002年年底，外資銀行卻隻占到了中國本國銀行總資產的1.7%。花旗銀行在中印兩國的情況就很好地說明了它們之間存在的顯著差異。截至2000 年，花旗銀行在印度的總資產達到了358億美元，而在中國卻僅為25億美元。同年，所有外資銀行在中國的資產總額為340億美元，僅相當於印度一家外資銀 行(即花旗銀行)所擁有的資產額。”

很多學者看到印度基礎建設落後中國，就很斷然認為印度落後中國，這種看法是很片麵。比如，經濟自由度方麵，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是領先印度 的，但是現在是印度領先中國了。這幾年，中國卻搞起來管製，這是印度以前的老路。印度在對合約和法律的執行效率遠遠比中國要高，交易費用接近香港，低於新 加坡、澳大利亞等相對發達國家。私產保護方麵，印度遠遠超過中國。

勞動力方麵，印度遠遠比中國有優勢。2020年之後，中國勞動力將出現嚴重短缺。盡管到時印度人口數量是世界第一，但是老年人數量仍然是中國第 一。2007年，印度GDP突破一萬億美元。但是有關預測，2011年即將突破2萬億美元。

盡管中國基礎設施方麵走在印度前麵，高速公路、高鐵等交通工具都很先進，但是中國卻要麵臨製度成本的困境。中國法治環境方麵，還是很落後，這必 然製約著將來的發展。由於中國推行計生政策，導致出生人口迅速下降，從而造成未來勞動力短缺。在這方麵，印度卻擁有大量勞動力，將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國家。

最近10年裏，印度經濟實現了8%左右的平均年增長率。未來幾十年，印度將會維持高增長。但是中國沒有一套很好法治製度，政府對市場幹預隨意很大，這導致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有很大不確定性。因此，中國經濟很有可能被印度趕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