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優勢背後麵臨五大困境
中國模式不可能簡單地被不具備同樣曆史路徑與“前結構特點”的其他國家複製，也不可能被簡單仿效
原標題：中國模式麵臨五大困境
中國模式源於特定的曆史路徑
從政治與社會的關係來說，中國模式實際上就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由特定的曆史路徑，而自然形成的“強國家—弱社會”的關係模式。由於曆史路徑不同，文化傳統與政治生態不同，它區別於東歐模式、南歐模式、拉美模式、更不同於歐美發達國家的社會模式，它並非人們按某種理念人為設計的結果，而是改革開放的中國集體經驗，在不斷試錯過程中，適應環境變化而形成的曆史產物。
更具體地說，首先，改革開放實踐中，執政黨保留著強勢的執政資源，其次，社會領域中的個人，地方與企業又在市場經濟中獲得了競爭的自主性。第 三，國家的力量使社會發展限製在一定的範圍以內。社會自主發育受到國家有力的督導與管控。久而久之，改革三十年後的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就形成這樣一種 特殊的“強國家—弱社會”關係結構。(這裏指的強弱是指這兩者的相對關係而言，並非指國家具有無限的能力。)這種結構在政治社會學上，也可以稱之為“後全 能主義型的威權發展模式”。
中國模式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這種在不斷適應環境的“試錯反彈”過程中形成的中國模式，為什麽在經濟上有突出的效績?從強國家模式的結構上來考察：在市場經濟導向下，國家一 方麵允許社會中的個人、企業與地方等微觀細胞具有了追求自身利益的積極性，另一方麵，又利用全能主義時代形成的動員能力，來整合資源，通過資源與人力低成 本的優勢，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家“大公司”，讓各個省、地方成為各有自身利益的子公司，有學者稱這種結構是“行政聯邦主義”，也是這個意思，這種中國模式， 在世貿組織的遊戲規則下，在外向經濟中發揮了競爭優勢。尤其是，在西方各國與發展中國家普遍陷入“民粹主義——福利主義”困境的條件下，中國這種經濟發展恰恰具有“權威整合——個體競爭”的集群優勢。
如果了解了中國模式形成的曆史路徑與“前結構”特點(例如，繼承了革命的全能主義政治資源遺產，來維持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動員)那麽就可以理 解，它不可能簡單地被不具備同樣曆史路徑與“前結構特點”的其他國家複製，也不可能被簡單仿效。中國的強勢國家承續了革命國家的強力機器，用以保證國家在 市場經濟條件下對社會的有效管控，這更是其他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拉美國家難以仿效的。就這一意義而言，中國模式是非常獨特的，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認為其他國家可以如法炮製中國模式，是一種膚淺的皮相之論。
有人認為德國模式比中國模式優越，這完全可能。但這樣的比較沒有實際意義，因為兩者完全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德國模式也以德國特有的的文化與傳 統為條件，並由其特殊的曆史路徑而形成。德國的國力與富裕程度，使國家在保障社會福利方麵有更多的資源與條件可以運用。而中國則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脫離本 土條件去仿效外國再好的模式，也隻能是東施效顰。
中國模式的五大困境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強國家—弱社會”體製雖然在發展初期具有高效率整合社會資源的優勢，但隨著社會發展，其劣勢也同樣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概括而言，中國模式有五大困境。
“腐敗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體製下，社會對於國家製衡能力就相對弱化。官僚腐敗與相當一部分官員的 反法製的自利行為，難以通過社會製約來糾正，在某些官員權力範圍內，社會反彈往往被解釋為不穩定因素來予以抑製。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管控的“強國家體製”來 抑製社會對他們的抗議與反彈，久而久之，腐敗治理就發生許多問題。
“國富民窮困境”。國家官員或機構與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相結合，利用政府強大的稅收能力，從社會中汲取資源，而社會本身對國家財富集中缺乏足夠的製衡能力。其結果直接導致社會消費嚴重不足。經濟拉動困難，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國有病困境”。在體製內有一種強有力的觀念，認為國企是國家安全與體製安全的命根子，任何強化並向國企利 益傾斜的政策，從政治穩定的角度來說，都被認為是大方向正確的。國企的“非經濟思維”(即從政治角度來考慮問題與決策)的特點，使社會上對“國進民退”風 潮產生憂慮。“國有病”的最大的隱性負效應，是自身效率遞減與整體經濟運行的低效性，一些壟斷性的國有企業無須激發創新意識與提高效率，它們可以輕而易舉 地通過“炒房”而從社會獲得巨利，一方麵是“大眾勤勞不致富”，另一方麵，民營企業掙錢越來越難。
“兩極分化困境”。一方麵，有權勢的政府官員與權力保護下獲得巨大利益的企業家，形成壟斷性的分利集團，雙方結成權錢交易的互利關係。他們在圈地中取得了巨額利益，另一方麵，高房價又使中產階級與普羅大眾財富積累困難，這就形成中國模式下的兩極分化。
“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在“強國家—弱社會”模式下，由於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 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建設方麵，受製於行政化官僚約束，社 會利益多元化不能通過公民社會來調節。行政官僚“保姆”對文化教育的強控製，也勢必對社會的原生態的文化創造力產生消極影響。
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群體性事件與社會衝突，強勢國家可以利用督導性國家的強勢資源，通過行政與經濟手段，以“花錢買穩定”的方 式，來抑製矛盾，這樣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然而，由於弱社會不能為解決問題提供“多元整合”機製，來幫助國家解決各種矛盾，矛盾可以延遲爆 發，但不會消解，隻會不斷積累。一旦再次爆發，國家仍然可以通過同樣的辦法來“擺平”問題，維穩成本越來越高，社會矛盾會越積越多。久而久之，就會導致一 種路徑依賴與惡性循環。如果社會矛盾不能通過“高頻率低強度的爆發”方式來化整為零地解決，那麽，它們就會通過“積零為整”方式來個總發泄，中國將陷入 “低頻率高強度”爆發的危機與困境。
發展“多元整合”，舍此中國沒有其他道路
我認為，從治本的意義上來說，需要不失時機地培育、發展公民社會，通過公民社會來發展國家“一統整合”之外的另一種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機製，那就 是我所謂的“多元整合”，即讓公民社會來幫助國家維持社會穩定，用以化解社會矛盾、減輕國家威權作為唯一整合功能實施者的沉重負擔。這種“多元整合”包括 公民教育的發展，公民社會的發育，公民理性的培植。國家不應該是公民社會的對立麵，而應該是培育公民社會的園丁。公民社會形成的文化與人才將有利於社會的 下一步的民主轉型。在保持執政黨執政地位的曆史連續性與正當性的同時，保持政治穩定下的社會多元化，從多元化的成果中來吸取政治穩定的社會資源，使中國可 以漸進地走出威權主義，走向民主政治。這是中國模式最好的發展前景。 (作者為上海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政治學教授，複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資料鏈接：
“四隱憂”
莊俊舉認為中國目前存在諸多隱憂：一是當前經濟發展是高消耗、低產出。二是整體環境不容樂觀。三是金融風險。四是社會兩極分化、城鄉差距在加大。
“改革不足”
張維為指出“中國模式”還是衍生出不少嚴峻問題，例如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育不足;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
“多重危機”
汪曙光指出，當今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總體特征是曆時性問題的共時性承受，表現為沉重的人口基數與資源匱乏、經濟發展與環境資源、傳統與現代、經濟 與道德、公平與效率、貧富分化與對立、科學理性和人文精神分裂等現實矛盾與衝突的共時展現，而且這些危機相互關聯、影響、疊加。
“五大瓶頸”
常修澤認為“中國模式”麵臨以下問題：(1)資源短缺、環境惡化是首要“瓶頸”。(2)金融領域的“基因”滋生金融市場風險。(3)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帶來社會矛盾。(4)政治體製改革滯後、權力資本化問題不容忽視。(5)未來還麵臨若幹不確定性。(資料整理鄭雲天，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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