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30多年經濟改革的得與失

來源: tianfangye 於 2011-08-27 10:33:35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6282 bytes)

看看就知道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ZT
天涯社區

談到中國當前的經濟形勢，大家基本都認同中國正在經曆一場比2008年金融風暴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這次危機對國家經濟的破壞性究竟有多大，又將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每個人的生活，大部分人都顯得十分迷茫，而對於未來中國經濟會走向一個怎樣的方向，卻出現了一種非常有趣的現象：大家的態度變得異常明朗，居然會有人認為我們將在未來的幾十年內趕超美國!我不知道持有這種論調的人真正是基於自己對外界的一無所知，還是認識到殘酷的現實後不得不通過臆想來安慰一下自己可憐的自卑情結。在這裏，我很想問這些人一個問題：中國人，你知道自己跟世界的差距究竟有多大嗎?不管你對中國未來的自信源自何種原因，我勸你走出國門看一看吧，不要像癩蛤蟆一樣整天坐井觀天地唧唧歪歪，走到現實生活中去看一看，親身體驗一下，外麵，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於你的臆想，不同於你的猜測。
當然，我也很樂意提供一些資料來使你清醒。

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與它的國際地位是掛鉤的，其他國家對你的認可，可以從簽證政策中窺見一斑。中國公民不管出於何種目的訪問這個地球上的任何一個國家幾乎都要簽證!就算總是不被我們看好的鄰居，自認為我們高他們一等的東南亞諸國同樣需要持簽證才能訪問他們的國家。

我們也可以拿最強大的、最引以為傲的製造業與世界做一番比較。我不知道這種驕傲從何而來，在世界倡導發展高科技和環保經濟的時候，中國在國際分工中被安排了最髒最累工時最長的加工生產環節非但不讓國人感到悲哀，反而還認為中國取代了日不落帝國昔日的“世界工廠”地位是一種榮幸，我們拿21世紀跟19世紀做比較，難道沒人覺得這是一件很諷刺的事情嗎?好，我們今天不討論這個，工廠總是需要有人來做的，那看看我們做的怎麽樣。Made in Thailand, Made in Malaysia等等幾乎Made in any country在國際貿易中都是比Made in China貴得多的招牌!而諷刺的是，與這些國家相比，中國工人工作的時間更長，工資更低。這就是我們製造業的現狀。

談到個人的經濟狀況，我更感到羞於比較，中國現在至少有60%以上的公民過著每天消費不足2美元的生活，印度尼西亞在20多年前曾是這種情況。

我們姑且不討論中國即將麵臨一場怎樣的經濟危機，危機的影響有多長時間，就以目前的情況來看，你憑什麽得出結論，中國會趕超美國呢?

是因為GDP嗎?好的，讓我們看看GDP給我們帶來了什麽。我不記得我們的工資已經有多少年沒改變過了，我們的收入似乎永遠都保持固定不變，但可笑的是，我們可憐的靠省吃儉用節約出來的一點儲蓄卻在一天天縮水，一百塊錢可以買到的東西越來越少。真抱歉我完全想不出一個正麵的國民生產總值對於百姓個人有益的例子。

而實際上，對於GDP的本質，John Perkins(《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的作者)已經有了最真實的解釋：

“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最終隻是讓少部分人，比如擁有一家公共設施公司的人受益，而其他的民眾則會背上沉重的債務。的確，這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是提高了，財富也確實是增長了，但是財富隻會聚集到少數人手裏，富人越富，窮人越窮。然而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這就是所謂的經濟增長。”

所以，中國這些年所謂的經濟高速增長的受益人群你明白是誰了嗎?這與我們普通老百姓完全沒有關係!

而美國，是一個藏富於民的國家，經濟發展追求的是全民富裕，其實，並不隻有美國是這樣，世界上的大部分國家在追求GDP增長的時候，優先考慮的還是民生問題，這就是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按照當前的發展模式，別說超越美國，我想我們可能很快就被我們的鄰居遠遠地拋棄。

改革開放以來國民財富的艱難積累和畸形發展

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增長最為顯著的時期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對於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弊端，大家的評價各不相同，讚揚和批評的都有不少人在，我個人傾向於後者----改革開放時確立的經濟發展模式綁架了國民財富的不斷積累。這是一個大的課題，我將分3節說明。
1.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融資渠道決定了後來的經濟結構
就像財富的多少是一個國家經濟實力的表現一樣，經濟的發展也是依靠資金的投入和使用來完成的。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在經曆了毛澤東執政時期各種各樣的經濟、政治、文化運動之後，國內來自各個方麵的矛盾在經曆了長年的壓抑之後集中爆發出來，其表現主要以經濟方麵最為嚴重：以1978年為例，盡管國民生產總值(即我們耳熟能詳最為當今政府所津津樂道的GDP)高達3624億元，自1965年以來年均遞增率達到6.8%，但廣大普通百姓的生活卻非常貧困(這與我們今天的情況多麽相似!)，而且財政赤字也非常嚴重(抱歉，無法提供具體數字)，中國經濟幾乎處於崩潰的邊緣，由此引發了中國共產黨上台後遭遇的最為嚴重的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在這種經濟，政治，文化都遭遇巨大危機的生死存亡時機，改革可以說是迫在眉睫的(如果它不主動發生，也必將被動進行)。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不管執政黨情願與否，改革最終還是發生了。

那麽改革究竟要怎樣改變和革新才能同時解決上述問題呢?

不管是在任何地方的任何時候，人最關心的問題首先就是衣食，這是維持生命的最基本要素，而要得到這些物資，就離不開經濟生活。而在計劃經濟的荒謬年代，執政者完全無視市場的供需關係，居然用政治手段強製分配，好像人的饑渴也可以由執政者掌控一樣。新的國家領導人上台以後，立刻將改革的重點瞄準了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經濟體製，鄧小平提出了一個與毛澤東執政時期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把中國的計劃經濟體製轉移到市場經濟上。

與計劃經濟呆板的配給製完全不同的是，市場經濟表現為活躍繁榮的商業活動。商業活動是以充足的流動資金做支撐的，而經曆了大煉鋼鐵、大躍進、大鍋飯、文化大革命這些“大”運動之後，國民財富幾乎被洗劫一空，而配給製發行的票據又幾乎驅逐了人民幣，在配給製結束後政府又沒有公平合理地解決這一問題，老百姓已經被折騰地筋疲力盡，誰還有多餘的資金來幫助國家發展經濟呢?

改革開放為日後的經濟發展遭遇另一個瓶頸埋下了第一個伏筆----融資問題。

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往往先從農業開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大多如此。糧食是人類進行一切生產活動的最必要物質，沒有了糧食，人類便不會存在，更談不上人類所建立起來的任何文明。人們對土地進行改良之後，土地的剩餘生產物多了，就可以更多地進行商品交換，交易的繁榮帶來了技術的改良，技術的改良促進了工業的產生和發展，這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這種發展模式也是最科學的，它保證了一個國家各個階層的人們財富都在增長，傳統的英國是這樣，新生的美國同樣如此(很多人都知道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第一大製造業強國，但很少有人提及，美國首先是第一大農業出口國，很多農作物的生產量同樣位居世界第一)。

與王朝時期的中國重農政策不同的是，共和國時期的中國發展經濟時非但沒有重農，反而還似乎淡漠了農業。毛澤東時期注重的是重工業，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和工業在GDP中的比例是1:7，工業在GDP中的比例隻有10%，到了1957年，這個比例變成了1:3和20%，到了1978年這個比例已經變成了2:1和40%。而改革開放後，中國更是確立了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製度(雖然最初的改革是從農業開始，確立了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

當然，不能不說，依靠農業的發展來緩慢積累財富一定是個漫長的過程，這不符合當時迫切需要經濟複蘇的要求，但在改革開放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也沒看到政府推出任何有利於發展農業的政策(近幾年才免除了農業稅)。
而至於中國的工業，在1958年完成“三大改造”後，公有製經濟占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這是利用國家權力對私人財富進行赤裸裸洗劫的最生動例子)。私人企業幾乎全軍覆滅，而國營企業又效益低下，改革開放以前，依靠工業積累財富幾乎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從上麵我們看出，無論是從事農業還是工業，中國普通老百姓都是一貧如洗，隻有執政者手中控製著這個國家的所有財富，在這樣一種狀況下，國家忽然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這就像在財富極端兩極分化的時候，國家忽然從土地國有製變為土地私有製，這必將導致大規模的土地兼並，奪地地主與失地農民生活將更趨向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極端。15-19世紀歐洲的圈地運動以及漢武帝時期中國的大規模土地兼並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改革開放大踏步向“市場經濟”邁進的背景下，為了滿足市場建立的融資需要，以及彌補國內資金的嚴重不足，“招商引資”成了一個非常時髦的詞。既然國內缺乏資金，政府隻能依靠向外國貸款，以及尋求外國資金來華創辦企業，中國主動把自己變成了一個債務國(美國是怎樣把地球上的一個個發展國家變為自己的債務國進而使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處處受製於自己的例子大家以及很熟悉了吧?)。外國財團攜帶中國最迫切需要的自己來到我們的國家，以低的可憐的成本生產製造符合他們國家市場的產品，而中國連談判的籌碼都沒有。

十五世紀以來的地理大發現將世界各個角落緊密聯係在一起，對外貿易空前活躍，這使得某些國家隻需承擔一個完成產業鏈中的某個具體環節就可以使國民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當然，這種經濟模式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這個國家的一切商業活動必將處處受製於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在 2008年的金融風暴麵前，沒有強大的內需做後盾的單純依靠外貿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顯得如此弱不禁風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然，中國的國家還是控製了一定的財富，國企的地位並沒有被外資奪走，這注定了中國財富金字塔的頂端必將由外資和國企構成。普通百姓的財富一直都是靠節儉積累出來的。因為在財富分配的最開始階段，他們就是被剝削者。

2.“讓少部分人先富起來”----財富不均合法化

這一直是一個讓西方學者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中國人怎麽就這麽容易接受了這種赤裸裸掠奪他們財富的政策?

其實這也是始終讓我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在此我想先插一個題外話。前幾天的時候我去貴州旅行了十幾天。談到貴州，我想大家對這個省份的印象多半的貧窮，沒錯，貴州的確相對貧窮，即便是省會貴陽，你都很難發現一台歐係車。但我去到貴州後，最讓我驚訝的並不是這裏的貧窮，而是信息的閉塞。當整個廣州都在討論通貨膨脹的時候，這裏的居民好像生活在一個完全與通脹沒有關係的世界裏：沒人關心物價怎麽漲(至少看上去是這樣的)。我在去織金洞的車上，遇到一位當地的市民，他恰好是在景區工作，我問他通貨膨脹這麽高，會不會對旅遊造成影響。這位朋友搖了搖頭，反問我通貨膨脹是什麽，我簡單做了解釋，他想了想，搖搖頭說： “好像沒有。”山嶺遮擋了人們的視線，也阻礙了人們的思維，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十分有限，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任何觀點幾乎都能接受：隻有你說得有道理，他們就相信你，說服他們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從貴州回來之後，再想到這個問題，我忽然有種茅塞頓開的感覺，閉關鎖國的中國人長期生活在天朝自大的自負中，對外界的思想一概抵觸，至今還把兩千多年前的思想論著奉為聖經，真不敢想象，如果現在一個歐洲人還在談論亞裏士多德或者柏拉圖，現在的歐洲會是什麽樣子。固步自封在本國文化中的中國人的思想幾乎純白如紙，他們對事物的判斷標準非常單純，這很容易被利用，被說服，在給他們描繪了一幅“先富帶動後富”的美好空中樓閣後，他們想都不想就毫不猶豫地相信了政府的承諾。
我們姑且不去評價人的自私和貪婪，但從這一經濟政策上來看，這一目標實現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先不要說中國，就以最為團結著稱的日耳曼民族德國人來說，至今西德與東德的差距明顯得還像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德國政府一直都在做很多努力，但兩部分發展的根本不平衡使得共同富裕這一美好願望很難實現，那麽你能指望一向喜歡窩裏鬥的中國人先富帶動後富嗎?這一政策的不合理性在於：它犧牲一部分人利益去幫助另一部分人。而曆史上有哪個既得利益者願意犧牲自己的財富去幫助別人呢?即便是慈善家恐怕最多也隻願意捐獻九牛一毛。然而，這個單純的民族卻接受了這種理論，認為先富帶動後富的美好願望是可以實現的，他們甘願看到有些人坐在空調房裏享受著家庭影院，而自己卻在幹旱的土地上為明天的晚餐而發愁(上帝啊，這是什麽邏輯!)。
並且，不可思議的是，這種財富不均表現在方方麵麵：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的發展不均衡，同一地區中一線城市與周邊城市的發展不均衡，同一城市中不同階層收入的嚴重兩極化……

這種不均衡所引起的蝴蝶效應成了我們今天社會問題的最主要來源：最讓大家深惡痛絕的戶籍製度，一個發展不均衡的國家存在嚴格苛刻的戶籍製度是一件非常合理的事情，如果沒有戶籍製度，所有的來自“後富”一族的人都會跑到“先富”階層的人的聚居區，這樣整個中國的人口全都爆炸性地集中在一兩個城市，這恐怕是一件極為恐怖的事!

一線城市的管理難題。一提起廣州，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髒、亂，這一點我非常同意。作為中國的一線城市，廣州的經濟發展在中國內地來說是最為繁榮的，這吸引了大批的外來打工者，眾多外來人口湧入廣州，就業，住宿，衣食，交通，醫療，生活垃圾排放等等等等問題都由廣州代替外來人員的家鄉打理，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量，於是出現了世界罕見的春運難題，不堪重負的公交地鐵，以及盜竊，搶劫等等社會問題。

二三線城市的公共設施配套問題。因為優先發展區都給了一線城市，資源，人才都離開了小城鎮，這裏的地方政府便沒有足夠支持公共設施建設與公共服務的財政收入，所以很多地方相應的生活配套設施都很不健全，比如學校，醫院，還有軟性的師資力量等等等等。

候鳥一般的人口大遷徙。正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人口大遷徙，年初的時候背井離鄉紛紛前往北上廣深，年末的時候再重歸故裏，但這種遷徙同樣引起了不少連鎖反應，比如留守兒童問題。

……

如果要逐條列舉這項政策帶來的社會問題，我不知道要到何時才能講完，但這種赤裸裸才將一部分人手中的財富強行分配給既得利益者的政策終究還是被接受了，並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這就好像一個麵容威嚴的武士對一個農夫說：“請你把你手中的金錢交給資本家!”然後這個農夫居然想都不想就照做了一樣。

3.架在國民經濟脖子上的刀

盡管生存環節依然艱難，但較之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國際政策終究還是開放了許多，尤其是幾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更吸引了一大批懷揣夢想的年輕人前往打拚，那個時候，新中國第一次出現了眾多的“理想主義者們”，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最為活躍的發展階段，原本處於財富分配鏈最底層的普通百姓們通過自己的不斷節儉，也積累了一定的財富，他們勇敢聰明，從一個個普通打工者成長為一個個企業家，並湧現了一批時代的代言人。

但不幸的是，共和製的新中國並沒有比以前的任何時代開明多少，當廣大老百姓的生活剛剛脫離貧困邁入溫飽的時候，一把把鋒利的刀卻陸續架在了剛剛開始發展的脆弱的國民經濟的脖子上。

地方政府步入土地財政的根源----分稅製改革。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後近十年的發展，逐漸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逐年增加，然而，在當時包稅製的政策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卻顯得與此不相對稱，而支出卻逐年遞增，甚至還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中央政府不惜以各種基金的名義兩次向地方政府借款，但這筆借款卻有去無還，中央政府公開表示不會償還。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怪現象：中國在幾千年的曆史發展中一直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但現在地方政府的財力已經明顯淩駕於中央政府之上，這讓國家領導人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危機感，如何改變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現狀，成為黨中央最為迫切的任務，分稅製改革就此誕生，在強硬派朱容基的領導下，這項政策終於在1994年開始實行。(有趣的是，國企和央企在國民經濟中占主體地位，改革實行後，盡管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但財政赤字並未改善。)
而且，這項體係本身就存在諸多的問題。

1.不公平。城鄉稅負不公平，內外資稅負水平的不公平。

2.再分配功能較弱。區域間的再分配不公平，社會保障功能弱化。

3.部分財政支出責任不清。

4.國內企業賦稅嚴重，而出口騙稅欠稅問題太多。

5.反周期財政政策的長期化。

從此，中央開始強行掠奪地方財富，地方政府隻能從魚肉百姓身上得到補償，分稅製改革之後，新的社會問題開始產生，社會矛盾激化。

失去了財政收入的大部分來源，而政府職責並未減少，地方政府不得不考慮其他可以滿足各項工作開支的收入來源，作為地方政府唯一可以掌控的最重要資源，土地財政被推倒風口的浪尖上，而百姓的生活從此苦不堪言。高價拍賣土地，暴利拆遷這些不法的合法行為層出不窮，為了取得高昂的土地拍賣費用，政府不管土地規劃的需要，而將土地賣給不是最合理的開發商，民眾負擔日趨加重，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加劇並產生了M型社會。與此同時，企業的生存環境也嚴重惡化。

當整個社會的財富在高速增長的時候，政府本應發揮的職能卻顯得完全跟不上節奏，福利製度就是如此，尤其是在通貨膨脹異常嚴重的今天，百姓對此頗有怨言。想想看，福利工程是地方政府的職責，而大部分稅收卻被中央政府抽走，在這樣的製度下，社會福利保障體係的建立怎麽可能不困難呢?這隻是分稅製改革間接造成的社會問題之一。

我們今天最為痛恨的就是高房價，我們先後罵了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認為是他們把我們的生活推向了水深火熱的深淵。但正是由於分稅製改革，土地財政才使得我們今天的房價是完全不受市場價值規律的約束!而且，隻要它存在一天，就不可能人為地主動刺破房產泡沫(這就是中國經濟不可能軟著陸的原因，隻能寄希望於不堪重負的市場在各種重壓下的大崩潰才有可能改變這一局麵)。

當然，分稅製改革帶來的惡果遠遠不止這些，它帶來的最致命的傷害在於將人民徹底趕到了政府的對立麵!從各大媒體的輿論中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和政府似乎已經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甚至有些盲從者認為，國家的大政策還是好的，隻是下麵的地方政府沒有執行好，比如依保障房為例，如果地方政府認真執行好這一目標，底層收入者的生活現狀的確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然而，這項政策是以犧牲地方政府的利益為前提的，中央政府並不會提供任何幫助，這必然會導致唯有以土地財政來彌補收入空白的地方政府的殊死抵抗，所以這項任務執行的艱難也可想而知。

分稅製改革對中國經濟的傷害已經是致命性的了，但這種傷害還遠遠沒有結束，國企同樣像一把利刃一樣時刻威脅著中小企業的生存。

我想我已經無需再說國企本來應該是做民企所不願意做的項目，為民企的發展提供保障之類荒唐的毫無意義的話了(我自己都覺得這有多蒼白和心虛)，我們來看看這一頭頭猛獸究竟做了什麽。
憑借國家政策的保護和先天的壟斷地位，國企的產品本身就以比實際價格高的多的市場價格出售，普通百姓已經為此付出了沉重的遠遠超過自身承受能力的高昂代價!然而，這些巨人並沒有就此放過我們，它們已經優先享有了一些資源，人才，稅收政策等等民企永遠無法企及的優惠政策，可惜這還遠遠滿足不了它們髒髒的胃口 ----近些年來瘋狂的國退民進幾乎要把民營企業逼上思路。
“如果說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一棵大果樹的話，那麽國企無疑是唯一的收獲者。”看到這一個個恃強淩弱的怪獸們，我不禁感歎，有這麽多架在國民經濟頭上的刀，那麽國民經濟的出路在哪裏啊?想來想去，我想不出現行政策中有哪一條是對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有利的，這簡直又回到了西漢末期：百姓有千種死法，沒有一條生路。嗚呼，哀哉!民生何其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