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東京審判"：陌生的曆史背後的故事(圖)

 

　（ＺＴ）　揭秘"東京審判"：陌生的曆史背後的故事

　　　　　　　　　　　　　　　　　　　　　　　　　　　　(來源：新華網)

 

1948年2月24日，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在東京法庭宣讀對日本戰犯板垣征四郎的起訴總結。

 

　　2005年夏秋，問起向隆萬東京審判曆史的人越來越多。

　　2006年，電影《東京審判》上映，那段曆史第一次以這樣生動的方式呈現給大眾。令向隆萬和其他東京審判的親曆者及後人遺憾的是，由於史料不足，拍攝匆忙，片中情節與實情不符之處不少。比如日本右翼分子暗殺中國法官梅汝璈、小和尚充任“南京大屠殺“的證人、中日記者談戀愛等情節，實是無中生有；還有一些庭審情況也和史實有出入。向隆萬越發覺得，揭開這段曆史的真實麵貌已刻不容緩。

　　退休後，向隆萬雖仍身兼交大學委會委員、教學督導組組長等職，還要撰寫通識教材《數學賞析》，每年秋季要給本科生上課，但畢竟閑暇時間多了些，他開始認真思考收集史料之事了。

　　向隆萬和親友商議此事，有人反對：“你既非曆史學家，也不是法學專家，況且這是國家的事情，個人力量畢竟有限，不要浪費時間和精力吧。 ”還有人建議他向國家申請資助，開展專項研究。可向隆萬很清楚，作為非專業人事，這不現實。不過，也有人支持他：“這樣的事情，中國檢察官的後人不做，還有誰會去做？ ”還當即讚助了數千元“研究經費”，令向隆萬備受鼓舞。

　　最支持和理解他的，是妻子蔣馥，上海交大經管學院的教授。每次遠赴各地查找史料，她總是伴在身旁，和向隆萬一起出謀劃策。

　　當真著手了，向隆萬才體會到事情有多難。

　　那是曆時924天的審判，開庭次數達818次，419名證人出庭，庭審記錄有48412頁。而且，國內的第一手史料幾為空白……

　　其實，先後擔任國際檢察處翻譯官和中國檢察官辦事處秘書的高文彬教授，曾對向隆萬提起過，當年他們嘔心瀝血，雖然工作量已經很大，仍然堅持每天將庭審記錄整理存檔，兩年多下來，資料裝了兩大箱。回國時因為飛機裝不下那麽大的箱子，高文彬就隨同向哲浚特意從日本橫濱坐船將箱子運回國，一式兩份的資料一份交給了南京國民政府，一份送到了高文彬和倪征?噢、鄂森、裘劭恒等許多東京審判成員的母校東吳大學法學院。可惜的是，如今這兩份極為珍貴的史料都已不知所終。

　　無奈之下，向隆萬隻能向國外求助。

　　得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家檔案館存有完整的東京審判庭審記錄和許多聲像資料後，他和妻子於2006年、2007年、2010年春夏先後三次自費前往當地。

　　當站到堆積如山的史料麵前時，向隆萬才第一次真切體會到什麽叫“大海撈針”。別說一卷一卷地看錄像、一頁一頁地翻記錄了，僅僅查看索引卡片就算得上是一項浩大工程，況且他們隻有兩個人……

　　不可能收齊全部資料，就先從與父親相關的找起。在寫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捕捉到父親的名字後，他就借來那卷錄像帶，架好自己帶去的“傻瓜”攝像機，一邊放一邊錄，把影像拷貝下來。一些錄像中的聲音效果很不好，他就不斷核對庭審記錄，直到找到錄像中的那段，事後再自行配音。

　　那一次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查找資料，為了節省開支，向隆萬和妻子借住在新澤西的一個朋友家裏。哥大位於紐約市曼哈頓，每天早上，朋友先開車送他們到附近火車站，他們轉坐1個多小時的火車去紐約市中心，再乘地鐵到哥大；晚上，又坐火車回來，朋友再開車去接。在華盛頓期間，也是住在馬裏蘭的友人家中，每天乘地鐵和班車到美國國家檔案館、國會圖書館等處。

 

　　7年間，奔波不計其數。

　　每一次奔波，都讓他離那段曆史的真相更近一步。

　　1946年5月3日，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同盟國，在日本東京開設由美、中、英、蘇等11國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發動二戰的元凶之一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

　　庭審正式啟動前，當時身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的向哲浚由時任國民政府委員、著名法學家王寵惠推薦，受命組團赴日。當時並未指定他為檢察官或是法官，而是任他選擇。曾經留學美國的向哲浚深知此次審判將遵循英美法係，對戰犯先行無罪推定，這麽一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極其重大，如果不能在緊迫時間內提供有力的人證物證，法官量刑和判決就處於“無源之水”的尷尬境地。於是他毫不猶豫地選擇當檢察官，把重擔壓在了自己肩上，同時推薦清華學弟、著名法學家梅汝趝擔任中國法官。

　　1946年1月，向哲浚率先到達東京，直到1948年7月庭審結束進入判決書起草階段，他才離開。他是中國檢察團中最早抵達、最後離開的人。

　　審判曠日持久，光是起草起訴書，就花了4個月時間。然而，算上初期準備階段，在前後長達3年的時間裏，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其中檢察官團隊人數為13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自始至終沒有超過10人。要知道，當時前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而日本28名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竟多達112人。與此同時，此次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此次戰爭中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而當時，蔣介石政府的心思早已在內戰上，對東京審判很少過問，整個審判過程中的各項決定，多數情況下，代表團都必須自行抉擇並承擔後果。

　　時間緊迫，人手奇缺，大多數成員對英美法係不熟悉更缺乏實踐，加之抗戰期間國內沒有條件也無意識收集日本侵略罪證，而日本投降前後又迅速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搜集證據極為艱難……困難和壓力一重疊著一重。

　　了解到這些情況後，看著黑白紀錄片裏，父親穿一身西裝在法庭上淡定從容，慷慨陳詞，如此正義凜然又風度翩翩，向隆萬被深深震撼了，這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父親的另一麵。

　　向隆萬還專門放了一段偶爾翻拍到的錄像給記者看，錄像中，日本律師清瀨一郎正在念著1931年大阪商會的報告，說中國東北存在“反日活動”，向哲浚坐在一旁用同聲傳譯耳機聽著，突然表情就嚴肅起來，清瀨一郎發言還未結束，他就毫不猶豫地站到了話筒前，代表檢方，嚴正拒絕日本律師的所謂“證據”。

　　向隆萬告訴記者：“我是家裏最小的兒子，出生時父親快50歲了，印象裏，他總是慈祥儒雅，溫和謙恭，我從來沒見他和誰紅過臉。錄像裏的父親太讓我意外了，他是那麽不容侵犯，他是那樣神聖地代表中國人站在曆史裏。 ”

　

　　最終，這17位代表完成了一項又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他們將日本戰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認的1937年“七七”事變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整整向前推算了近10年。

　　他們說服了“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證明土肥原賢二在策劃“九一八”事變和建立“偽滿洲國”過程中的罪行。最終，溥儀整整出庭8天，創下了單人作證最長時間的記錄。

　　他們再三堅持，終於得以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的有關罪證，在十幾年的檔案資料中夜以繼日地搜索有力證據。

　　他們在審理“南京大屠殺”案時，拿出了堆積一尺多高的證人證詞和證據材料，其中包括千方百計搜集來《曼徹斯特衛報》駐華記者伯烈當時的報道、南京外國僑民在日記中對日軍暴行的大量記述及現場拍攝的照片。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尚德義、伍長德、陳福寶，目擊者紅十字會負責人許傳音、美籍醫生羅伯特·威爾遜、牧師約翰·馬基等8位中外證人到庭作證。當始作俑者鬆井石根在這些證據麵前仍強行抵賴時，向哲浚亮出了1937年12月10日有鬆井石根親筆簽名的進攻南京的命令，令其無言以對。

　　在庭審進入辯論階段時，向哲浚及時找來熟悉英美法係、說了一口漂亮英語又擅長辯論的倪征?噢當首席顧問。參與策劃和實施了“九一八”事變的板垣征四郎提出了長達48頁的書麵證詞，而倪征?噢則根據日本禦前會議文件、內閣會議文件、密電、動員令等重要證據一一反駁，直到板垣無話可說。由倪征?噢擔綱的反詰盤問持續了10天，日本戰犯的辯護防線被徹底摧毀。

　　最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判全體戰犯有罪，並處東條英機、板垣征太郎、土肥原賢二、鬆井石根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判決書的開頭這樣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 ”判決書宣讀了整整7天。

　　這些是可以見到的成果，然而在向隆萬這個“門外漢”整理的東京審判圖表中，赫然羅列著“東京審判的遺憾”：日本天皇及皇族逃脫審判；由於美軍幹預與“交換”，日本使用細菌武器、化學武器的罪行被掩蓋；不少戰犯逃脫了應有的懲罰；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思潮沒有徹底清算……

　　“雖難以完美，卻已拚盡全力。”這是向隆萬在反複閱讀了大量史料後，對中國代表團充滿敬意的結論。

　　也是因為經曆了這三年孤獨的戰鬥，回國後，代表團的主要成員都脫離了國民黨政府。

　　解放前夕，向哲浚拒絕了國民黨政府授以的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司法院大法官等要職和撤離上海的機票，匆匆租下銅仁路一套僅40多平方米的住房安頓下來。後來，他先後在複旦大學、上海財經大學等校任教，退休時是英語教授，並沒有沾法律本行的邊。對此，向隆萬從未聽他說過半句怨言，他也很少向人提起東京審判的經曆。老人在銅仁路的房子裏一住就是38年，直到1987年病逝。

　　曾經有一位了解向哲浚經曆的朋友打趣地問：“向老，東京審判的檢察官有多大？ ”他隻答了五個字：“代表國家啊！ ”

　

　　越是走近這段曆史，向隆萬越是懂得珍惜。

　　對收集來的每份資料，他都極為審慎，仔細歸檔整理。對英語資料的翻譯，經過英語與法學專家兩次核對後，他才會安心。

　　在悉心收集、整理的過程中，向隆萬再次捧讀了母親周芳的回憶錄《良師愛侶憶明思》。父親病逝後，年屆八十的母親用針線將舊日曆裝訂成冊，在反麵寫下的對父親的回憶，筆跡娟秀，文字樸實。母親周芳出身名門，她的父親周震鱗是辛亥革命元老、孫中山和黃興的戰友，也是徐特立的老師，被毛澤東尊稱為 “太老師”。向哲浚和周芳結婚時的介紹人是章士釗先生，證婚人是程潛先生。直到耄耋之年，兩位老人還以“芳妹”和“一哥”互稱，時常寫些英文短信，互道祝福。 母親在2002年以93歲的高齡去世，兩位世紀老人都親曆了清末以來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他們的心路曆程就留在母親書寫的回憶錄裏。

　　向隆萬的努力沒有白費。

　　得知此事後，向哲浚曾經留學過的美國耶魯大學的列文校長、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的勞倫茨院長分別來函，對向哲浚為人類和平事業的貢獻表達了深深的敬意，他們以有向哲浚這樣的校友為榮。

　　2010年春，收錄了向哲浚在法庭上10次講話的英文原稿、中文翻譯，還有妻子周芳回憶錄的《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浚》一書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使這些史料首次與公眾見麵。

　　這本書的問世使得人們進一步了解我國在東京審判研究領域長期處於邊緣狀態的境況。目前，東京審判已知的基本史料達數十萬頁，日本對東京審判的異議和辯解此後數十年不斷，出版了包括學術類、通俗類各類專題書籍不下200種，西方學術界也出版了50餘種相關著作。而我國對這些史料大量缺失，對國外研究現狀了解甚少。雖然我國何勤華、程兆奇、宋誌勇等學者甘於寂寞，對東京審判做了很有價值的研究，仍不能和我國的地位相稱。

　　這本書在學界帶來一定影響。為填補這些空白，在教育部、國家圖書館、上海交大各級領導和國內外學者的支持下，今年5月，東京審判研究中心在上海交大成立，集聚史學、法學、國際關係等專業研究人員，啟動了真正的學術研究。

　　我們不該忘卻，東京審判是中國以國家的身份，在人類曆史長河中對公平與正義、生命與和平、未來與希望的一次追問，雖難以完美，卻充滿了重新走向光明的勇氣。

　　正如梅汝璈法官生前在日記中所言：“我無意去做一個複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曆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 ”

　　這也是在今天，我們依然應當找尋、還原這段曆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