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顧聖嬰及“張迷”瞻仰的285弄

 

　　（ＺＴ）傅雷，顧聖嬰及“張迷”瞻仰的285弄

　　　　　　　　　　　　　　　　　　　　　　　　　　　　　　黃石

　　江蘇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長的一豎通向江蘇路和愚園路，短的一橫通向鎮寧路。長短線條的交叉處就是28號，張愛玲的後媽就曾經在此居住。木兄拍的一張照片，將弄堂的短線條全部收於鏡中，盡頭正對28號，那種寧靜和安逸，仿佛按動了Replay鍵，突然回到從前。不少人來尋蹤，拍張愛玲相關的畫麵，包括《張愛玲地圖》描述285弄的文字和照片大都隔靴搔癢，不得要領。而木兄隻是逸筆草草按下快門，居然抓住了魂魄。

　　據房產檔案記載，這一排小洋房建於1925年，50年代還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塊空地，連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種菜，甚至有人養羊。因為是一條死弄堂，洋房的槍籬笆非常低矮，也沒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隻需把奶瓶放在花園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郵遞員、送魚蟲的鄉下人，幾乎看不到再有誰來。周圍有數株大桑樹，屆時桑子滿頭，紫得發黑，又大又甜。在桑樹底下，曾經出現過蛇，我親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籠子將一條蛇抓走了。

　　50年代中期一場台風，將弄堂最後一堵牆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風夾著一聲巨響，房子也抖動起來。第二天，我看到後門以外是一地碎磚，另一個世界。仿佛大幕拉開，看到的是完全不熟悉的場景。牆後的人家住得這樣破，這樣爛，還有草頂房子。那些人試探著到這條花園洋房弄堂張望，以後，他們的孩子有些成了我的同學。

　　這些同學聰明透頂，常常使我自慚形穢。他們會創作一種“回文”，讓人上當。比如：“紙頭亂糟糟”，倒讀變成了“搔搔卵頭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讀成為“爸爸的卵子大”。他們會讓女老師倒讀，在得手以後全體哈哈大笑。不過這批人大都沒有逃脫4050的下崗命運，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輩好到那裏去。

　　當年的熱鬧是一陣一陣的。58年的時候，弄堂有些不對勁了，一幫子人來拆所有建築上的鐵器，鐵門、鋼窗上的鐵柵欄、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鐵柵欄移門幾個大漢都扛不動，用氧氣瓶燒，好不容易拆下來。據說是拿到上鋼廠去煉鋼了，我隻知道上鋼廠是在很遠的地方。

　　弄堂裏的空地上，不知道哪裏來的人也開始煉鋼，挖一個坑，砌什麽高爐，就在花園洋房旁邊生火，窮燒，後來停了，一堆亂磚不了了之。每家還要貢獻一種粉，就是將沙鍋搗碎，搗成粉末，說是國家煉鋼要的。

　　煉鋼的事說沒就沒了，花園洋房周圍開始建工廠，我一直不清楚人們對花園洋房是否有著強烈的排斥心理。工廠就蓋在花園洋房旁邊，車床對著家裏的客堂間，搪瓷廠的煙囪在人家頭頂天天撒煤粉。這不是一幅漫畫，也不是大楊浦某個地方，這是60年代愚園路上海西區最最上流社會的社區發生的事情。

　　60年代初期，285弄麵目已經一天世界，鐵柵欄拆光了。破汽車放在弄堂裏，機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變成汽修廠，安定坊也堆滿電動機。洋房的汽車間沒有汽車了，辦起了生產組，老阿姨在裏麵糊紙盒。馬路上拉勞動車的“大潑勢”女人到洋房弄堂來找地方小便，就往綠化後麵一蹲。臨近省份的饑民開始來弄堂要飯。後來糧食供應出現問題，副食品也出問題了，家家在花園裏種菜養雞。以前的太太們見麵，總是談談麻將台上的手氣，現在開口問：“拿屋廂的雞出蛋了伐？”報紙上開始宣傳山芋的營養，大米不能全額供應，要部分換成山芋。弄堂開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級裏的“貓狗”、“小寶”去偷，用鉛筆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後，這兩人成為職業“三隻手”，先後判刑。

　　某些人對花園洋房和南京路是極端對立的。當年有一張非常出名的照片反複刊載，一隊軍人推著一長串糞車從國際飯店門口走過，意欲何為？當然大有深意。這絕不是本雅明對攝影的論斷所可以解釋的：“從消逝的東西中看到一種新的美。”糞車和現代商業文明，和曾經是燈紅酒綠的地方“衝撞”，暗示對“人欲”的最後的一次蕩滌，就要山雨欲來。

　　江蘇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鐵，傅雷的房子就在對麵，再拆的話就要輪到它了，今天它還在。

　　285弄弄口正對著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邊是大翻譯家傅雷的家，一邊是基督教惠慕堂，車床搬進去，教堂裏行車吊車戳天戳地。我的同學就是牧師的兒子，（牧師離特務還差一點點）我覺得他一直很自卑，從來沒有開心過。

　　表麵上，傅家的花園裏，月季花芬芳吐豔，這是傅雷煮字生涯裏最最熱衷的事情。其實傅雷的家已經風雨飄搖，傅聰乘出國鋼琴比賽，“逃脫了”，這是弄堂裏經常被議論的事情。

　　一個女同事秦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裏，她家裏是軍人。“文革”中，掃地出門的人家房子空關，部隊的家屬住進去，傅家類似。我乘機進去看看，廚房五六家人家在用，有點亂，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體麵的，留下硬紮的料理台，煤氣灶老式的。每個房門高暢，很高很厚的深色門套。樓梯沿牆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護壁板。

　　這個樓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給三樓先生的臥室搞衛生，推開門，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經沒有任何氣息，朱梅馥用白被單將自己吊在鋼窗的橫杠上。消息傳出去，戶籍警察左安民趕來，發現書台上有一個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鄭重其事，上麵附有一紙，“此包由朱人秀會同法院開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經過請示，包裹被打開，裏麵有幾個裝著錢物的信封，以及一封書寫清晰的遺書，這封遺書在一些地方發表過，但不顯著，相比《傅雷家書》，影響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並不反黨，自己多餘以外，還譴責自己教育出一個叛徒（指傅聰出國未歸）。

　　有兩點是提到保姆：舊掛表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六百元存單一張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她是勞動人民，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故受累。

　　一個小信封裝有現鈔五十三元五角，傅雷寫明：作為我們的火葬費。

　　9月2日，夫婦往生的那天，朱梅馥對阿姨說：“菊娣，衣物箱櫃都被查封了，我沒有替換的衣服，麻煩你到老周（煦良）家給我借身幹淨的來。”她不要讓自己死得太難看。

　　據法醫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兩小時，她看先生服毒後，慢慢剪開被單，打好結，怕一腳蹬開時弄出動靜，用棉花胎墊好方凳，走了。

　　他們之前的遭遇，與許多人大致相同，批、鬥、侮辱、抄家，花園裏的月季花被連根拔掉。

　　傅雷是泰鬥，是應該像菩薩一樣供起來的呀！

　　我看《約翰•克裏斯多夫》的時候經常渾身發抖，我對於他筆下的“真勇主義”既愛又怕，他糾正了弄堂對過一個從未謀麵的少年對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長、友誼、異性、死亡。

　　那天我正好十五歲，我的生日，無法忘記。我要我母親回憶那天我是怎麽過的，她實在想不起來。

　　我還記得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後麵一個討人喜歡的女同學家裏“開小組”（按照老師的編排，幾個人一起做作業），那個時候的284弄（安定坊）真安靜啊，小洋房之間的樹密不透風，微雨，綠得透出油來，忽然飄來植物的氣息，介於香與不香之間。塗過柏油的牆籬笆被開滿白花的枝蔓壓彎了竹梢，整條弄堂，寂靜無人。但是誰知道，就在白花的後麵，傅雷在喘息，兩年後便自我了斷。

　　愚園路往西一點點，1088弄103號，顧聖嬰，也是自我了斷，死期是1967年2月1日。

　　不重複關於批鬥、耳光、開煤氣的事情，不講她父親顧高地羈押於青海，這些網上都可以查到。

　　傅家和顧家深交，傅雷為顧聖嬰介紹過鋼琴老師，傅雷夫婦的死，肯定給顧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樣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小朋友陸小燕追逐打鬧，突然捂著腿高叫：“痛煞了！”旁邊的小朋友說她“裝腔”，小燕叫得越來越厲害，送到愚園路749弄的原區中心醫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騰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頭（現定居紐約）兩個十來歲的少年陪著。

　　淩晨三點左右，救護車呼嘯而來，抬下來三副擔架，髒兮兮的帆布擔架，放在急診室的地上，那時中心醫院急診室是老洋房的客廳，天冷放一個燒煤的鑄鐵爐子取暖，鐵皮煙道在天花板下繞半圈。擔架上兩女一男，已經氣息全無。阿尼頭那年16歲，從小練小提琴，老師是交響樂團的，知道音樂界的許多事情，他認出了躺在擔架上的是顧聖嬰。旁邊大人們也在議論：……顧聖嬰，顧聖嬰。弟弟回憶起來，顧聖嬰麵孔雪雪白，頭發塌在了地上。片刻，醫生寫好死亡鑒定，三副擔架由護工推到太平間去了。這就是顧聖嬰在公眾麵前的最後一次露麵。接下來的事情，報道裏回憶，三具屍體匆匆燒了，骨灰沒有留下來。三個人是，媽媽秦慎儀、弟弟顧握奇和顧聖嬰。

　　弟弟回憶1967年2月1日淩晨所見，還說起，那個男的抬進來的時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觸目。天很冷，沒多久，人就呈僵硬狀態，那年，顧聖嬰二十九歲。

　　

　　1989暮秋，我見到年邁的顧高地。他已經八十高齡，他活下來，是因為他一直因潘漢年案在服刑，前難躲過後難。孤老頭子已經沒有親人。和我一起去見老人的還有同事王美女（現定居巴黎），我們是通過一個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顧高地的。

　　愚園路的房子早就變成七十二家房客，顧高地落實政策後，被聘為市政府參事，雖是閑職，他有這個資格。他年輕時候是19路軍蔡廷鍇的參謀，一度蔣介石也器重他，他與潘漢年等過從甚密。顧高地移居在離愚園路不遠的興國路41弄2號303室，與興國賓館相對。這是在老洋房之間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層火柴盒，與興國路的風格有點不合。

　　推門進入的時候，聞到一股強烈的貓尿味，我擔心美女同事做掩鼻狀，刺激老人家，還好，什麽事都沒有發生。屋子裏養了一群貓，顧高地手裏還抱著一個，好高的個子，很瘦，屬於小頭一類，灰色中式棉襖，更顯老人皮膚蒼白。他目光柔和，話語清晰，帶無錫口音的上海話。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講任何痛苦的話題，我們權當陪老人說說話。那天陽光很好，客廳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於沒有裝修，但很整潔。一架舊鋼琴，老人說是女兒用過的，還有一些舊琴譜，也是歸還來的九牛一毛，連同顧聖嬰的幾張照片，放在玻璃櫃子裏。最有價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臨死時翻製下來的，波蘭政府拷貝，獎勵給顧聖嬰的。

　　我們談下來，知道老人在政府裏領一份薪水，看病沒有問題，蔡蓉曾女士是熱心人，無償幫助老人，關心飲食起居。老人的願望是在此設置顧聖嬰紀念室，保存聖嬰所遺全部文物。我想，這裏實在是太簡陋了一點，顧聖嬰留下的東西也非常有限。我們陪老人坐了許久，臨走他送我們顧聖嬰的盒帶一套，兩盒，收錄女兒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幹。

　　走出顧老住地，美女問我：“數過他家裏幾隻貓了嗎？”

　　我說沒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說“三隻！”我頓時大駭。

　　1990年10月，我收到訃告，顧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1990年，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我見到了俄羅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顧聖嬰、劉詩昆的老師，50年代，兩個學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裏，學琴練琴。我到汾陽路音樂學院的專家樓裏找她，那時專家樓就是校園北麵的一棟舊洋房，穿過自行車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後麵，找到入口。中蘇專家恢複往來，學院將這位與中國鋼琴教育關係密切的老太太請來。她和畫報上典型的俄羅斯老太太沒有區別，矮，微胖，滿頭銀發，大花圍巾披肩，和藹可親，談話很愉快，她喜歡中國學琴的小孩子，專程來輔導。最後，說到顧聖嬰，老太太落了眼淚，哭得十分傷心，她拿出一本相冊，很多顧聖嬰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鋼琴旁，有些在花園裏，還有在演出場合，有不少和劉詩昆一起的三人照。顧聖嬰的死訊，她是在“文革”結束，中蘇重修舊好後才知道的，她說她失去了女兒。她難以想像輕盈瘦弱的顧聖嬰年紀輕輕的走掉了。

　　《色•戒》拍竣，張愛玲家庭的陳年往事大概也會被人撈起來講講。

　　285弄的門牌是算在江蘇路上的。老底子這條弄堂綠茵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一場台風把弄堂最末的一堵牆刮倒以後，後麵的一條江北棚棚弄堂就突然和花園洋房鼻頭碰鼻頭。從此285弄就沒有什麽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全部是獨立的花園洋房。雙號從2到36，再加39、41、43三個單號。“文革”抄家，幾乎隻隻門牌號頭翻箱倒櫃。39號有兩家的批鬥印象深刻，一個是舊上海警察局長宣鐵吾的秘書，小學同班女同學的爸爸，洋瓶底眼鏡，鬥的時候縮得像隻蝦米，脖子上掛滿步槍槍栓，那些鏽跡斑斑的東西是從院子裏挖出來的。另外一個是鍾先生，我母親這樣稱呼他，老頭抽雪茄，困難時期給鄰居做衣服，就在花園洋房客廳裏，鍾先生悶頭量、裁，兩個白淨的老婆婆踏縫紉機。鬥鍾先生，兩個老婆婆是陪鬥，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狀，一個老太身體有疾，一隻手掮不起來。原來她們是一對，是鍾先生的大小老婆。

　　285弄28號近來常常會被提起，是張愛玲筆下的膿包弟弟張子靜，一個紅鼻頭瘦老頭。

　　張愛玲把弟弟描述成一個窩囊廢，也許加重了他的廢物傾向。 張子靜一直在郊區的中學教英文，退休後沒有方向，一直也沒有女人。後來有心人協助，張愛玲後媽身後的這間十平方多一點點的房子因此給了他棲身。玻璃窗都用報紙糊了起來，一隻古董級的黑白電視機“霎發霎發”。張子靜一件灰灰中式棉襖，抄著一隻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換一瓶低價的葡萄酒。

　　那時候，已經有張迷來瞻仰28號，有些台灣張迷，由圈內人帶著，恍恍惚惚的，走進285弄，以為有什麽靈異出現，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還在，一派衰頹。那些人多多少少給了張子靜一些錢，讓他過得好一點。

　　28號這幢房子在285弄裏有點不合流，其它小洋房風格顯著，細節還可以略觀一二，28號平實許多。方方正正，沒有什麽凹凸，三樓帶坡頂，是吳征家的。整幢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灘大亨虞洽卿，後來給美國人開私人醫院，40年代陸續有人搬進來。其中包括張愛玲的父親和後媽。

　　我們都叫老太太姑姑，張愛玲將後媽描述成一個惡婦，她的文字力量太大，無以辯駁。其實姑姑是一個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對她用高雅一詞，尚覺無力。姑姑極有風度，麵容端莊，皮膚是那種幾代人過好日子積累下來的白皙。孤身一人，卻把日子過得穩穩當當。和鄰居合用一個保姆，衝衝熱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歡弄堂裏乖的小孩，把他們叫來，給他們吃蜜餞，糖果，衝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給她的信，寫著“孫用蕃收”，我很納悶，女人怎麽有這樣的名字。那是寄賣商店寄來的，說某件裘皮大衣已經出手。

　　知道張愛玲和姑姑的關係，是交關年以後的事了。她已經不在人世了。

　　文革一開始，285弄立刻湧進來許多勞動人民。搶房子，有的軋在汽車間裏。有些人極其猥瑣，其中有一個我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話來理解，就是留下、餘下、節約的意思。“挺半泡”每個月的水費電費都是一度，摳門得嚇死你。給他這個綽號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隻放半泡，還可以“挺半泡”。

　　從那時候起258弄敗的速度加快了。張愛玲的後媽——姑姑的院子28號也開始搬進搬出，來的比走的都要惡。

　　姑姑的身體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來越少。她一直是靠變賣家產來維持。早先，姑姑的房間雖擠，家私都是吃價錢的老貨，座鍾、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觀，連盛芝麻糊的碗盞、調羹都要甩新天地T8幾條橫馬路。有一個時候抄家物資寄賣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這點東西也三鈿不值兩鈿。

　　再後來，在弄堂裏碰到姑姑，我不敢認她了，她已經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著怪怪的東西，用一點點餘光看人。手裏的士滴克（手杖）依然是老貨。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認不得姑姑了。”她說。

　　“認得認得，姑姑你好嗎？”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講的還是標標準準的北京話，非常標準，不是那種胡同串子的京腔，偶爾帶幾分蘇州音。她走路的姿勢也變了，像一隻斷腳蟹，也沒有人扶著。

　　她死在1986年，後來才知道，姑姑的父親孫寶琦做過民國外交部長、總理。她嫁給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已經30多歲了，抽鴉片，不育。張廷重當時還有19處不動產，金元券時候聽了蔣經國的話，交出硬通貨和貴金屬，結果一路敗下來，到住進285弄28號，幾乎光光了。

　　28號的這間房子裏死過三個人，上海話說起來就是，張愛玲拉爸爸，張愛玲拉後娘，張愛玲拉阿弟。

　　張愛玲的父親張廷重死在這間房間裏，1957年某日，隱約有一點印象。周圍的人突然神色怪異，小孩子擠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擠在前麵的人說：“死掉了，死掉了。”又有人說：“看，看，給死人換衣裳了！”屋裏傳來聲音：“壓一壓，壓一壓，讓肚皮裏東西吐出來。”安靜了一陣，突然隻聽得“大腳瘋”娘姨拍手拍腳大叫起來：“老爺升天了！老爺升天了！”張廷重的確氣絕了。

　　“大腳瘋”娘姨是湖州人，喜歡用篦子沾水，將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了絲蟲病，一條腿很粗，人家不敢當麵叫她“大腳瘋”，隻是暗裏這麽稱呼。後來，收屍的三輪摩托開來，旁邊的車鬥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個從來沒有賺過一分錢，卻揮霍掉許許多多錢的人，就這樣走掉了。“大腳瘋”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儀式。

　　我為什麽要寫這些不愉快的事，讓人產生這條路上冤魂多的感覺。我想有些事情確實是非常偶然的，也許在中國、在上海、在一條街上、在一個時間段裏，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災，不是瘟疫，不是異族入侵，而且都是橫死，偶然。有些人是國寶級的，我們不可能像造汽車一樣把他們造出來，他們幾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們中間的，人的典範。而因為我們暴戾、我們粗鄙、我們輕信、我們妄執一念，以為真理，他們就這樣，帶著極大的冤屈，帶著奇恥大辱，帶著絕望和決絕，離我們而去。另有一些平常人，也在這個時間段裏，匆忙結束自己的生命，沒有任何可見文字的記錄。愚園路608弄我的朋友，出色的牙醫世家的一員，親眼看到對麵陽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歲。說起老太婆著地的聲音：“潑”，像沙鍋落在水泥地上發出的響聲。這個“潑”一直印在他的腦子裏，也印在我的腦子裏，無法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