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騷亂反思 老歐洲確實病得不輕

中評社  2011-08-18

持續了十餘天的倫敦騷亂雖然已經趨於平靜，但事件對英國的影響卻是深遠的。騷亂不僅嚴重損害了英國溫文爾雅的傳統形象，而且也讓倫敦這座國際大都會為之蒙差，明年的倫敦奧運會也因此蒙上了一層陰影。據英國廣播公司的統計，大騷亂導致超過2250人被捕，逾千人被起訴，另有百餘名警察在與騷亂者的對峙中受傷。麵對這樣的局麵，首相卡梅倫站在唐寧街10號門口無奈地承認：“英國病了。”
 
英國到底患的是什麽病呢？這裏麵既有直接病因，也有深層病因。就前者而言，英國社會的族裔隔閡是個重要原因。與美國相比，英國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的程度更低。這次騷亂事件的直接起因即與此有關。8月4日晚，一位名叫馬克.達根的黑人青年因被警方懷疑與黑社會有牽連而被攔截。

攔截過程中，警方稱是達根率先開槍擊中了警方無線電裝置，並被警察開槍射殺，但後來證明擊中裝置的是警方自己的子彈。達根之死在當地人中“激起了衝天怒火”。事發地托特納姆本來就是倫敦失業率最高的地區，居民對倫敦警方長期以來有區別地對待特定人群——特別是黑人和少數族裔——強烈不滿，事件迅速激起大規模騷亂。

但族裔問題遠非問題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原因。調查顯示，參與騷亂的人員不僅有少數族裔，白人青年也為數甚多。據英國廣播公司對警方逮捕的1600人進行統計，這次騷亂事件中15至24歲之間的年輕人占據69%。這裏麵，顯然有更深層的社會原因。這次騷亂事件的首發地托特納姆所屬的哈靈蓋區是倫敦著名的貧困區，這裏有大量的年輕人長期失業，有一萬名以上居民隻能依靠政府失業救濟金生存。在托特納姆，每出現一個職位招聘，就會出現54名應征者。這樣的環境為騷亂提供了豐厚的社會土壤。從更深一層背景上說，經濟低迷則是導致這一狀況的根本原因。

在西方主要經濟大國中，英國從金融危機中走出的步伐最為緩慢。目前英國的經濟複蘇仍處不穩定狀態，今年二季度GDP增長率僅為0.2%，較一季度下降了0.3個百分點。因為經濟低迷，卡梅倫政府去年上台以後，采取大幅削減公共開支的政策，以減少巨額財政赤字。但新政策不僅導致民眾福利減少，而且也使青年人——特別是身處社會底層的青年人——工作機會匱乏。這部分人的不滿情緒早已淤積良久。一件小事引發大規模騷亂事件，實際上是具有必然性的。

事實上，英國的病症在歐洲國家中具有普遍性。近年來，全歐洲都呈現出病態症候，群體性事件不斷湧現。去年的9月29日被媒體稱為歐洲的“大罷工日”。這一天，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時、希臘等國均爆發了規模不等的罷工和示威活動。而在10月19日這一天，全法國有數百萬人舉行了大罷工。去年希臘政府破產後，為了換取國際社會的援助，希臘被迫實行財政緊縮政策。此舉導致約10萬名希臘民眾舉行抗議活動。今年7月，數以萬計的西班牙人從全國各地匯聚到首都馬德裏，加入“憤怒大遊行”，抗議政府經濟緊縮政策和高失業率。

看起來，老歐洲確實“病”了。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長期以來，歐洲社會經濟政策的最大特點就是高福利。歐洲人也一直為其享受到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感到驕傲和自豪。但這樣的政策卻造成了歐洲經濟的低效率，歐洲人也養成了悠閑懶散的生活習慣。在歐洲生活過的外來人大都感歎，那裏的生活真消閑，在很多小城鎮，上午十一點前人跡難尋，問個路都要等上一會兒。外人常有這樣的感覺，歐洲人最熱衷談論的話題就是休假，經常盤算著去哪兒曬日光浴，去哪兒衝浪，去哪兒爬山。

結果，歐洲的貧富懸殊雖然不像美國那樣大，但明顯沒有美國經濟那樣的創新和活力。過去，歐洲靠著吃老本——利用其在教育和科技方麵的優勢在國際市場上也能與美日三分天下，但近年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興起，歐洲僅存的優勢日漸式微。在新一輪的全球化競爭中，老歐洲明顯落下陣來。而沒有經濟實力作後盾，高福利的社會保障當然也就難以為繼。政府的財政狀況平時尚且捉襟見肘，遇到金融危機這類災難性的事件，壓縮公共開支也就是必然的事了。但另一方麵，過慣了福利日子的歐洲民眾，對此卻不願接受。民主製度下公眾本來就對政府的要求甚高，一旦遇上點導火索之類的事件，社會發生群體性事件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總結倫敦騷亂的教訓時，英國首相卡梅倫11日說，政府正研究今後發生騷亂時是否關閉微博客或社交網站，阻止騷亂者利用這些社交網絡工具串聯。卡梅倫還從美國請來了退休的前警務高官做治安顧問。但問題是，這些都是“堵”而不是“疏”的辦法。隻有提升經濟創新能力，增加社會財富，減少社會積怨，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點，不僅是英國，也是全歐洲麵臨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