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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2011-08-14
倫敦的衝天大火、滾滾濃煙不僅震撼了深陷經濟危機的歐洲、美國，也同樣衝擊了萬裏之遙的中國。
今日的中國雖然貴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也是全球經濟體中表現最佳和最為健康：和西方發達國家比，我們早已擺脫危機，強勁增長，特別重要的是債務極低而且擁有巨額儲備，和新興國家比，我們的增速不僅最快，通貨膨脹又是最低。但中國依然不過是剛剛達到“中等收入門檻”的國家。人類曆史已經無數次的證明了，在這個階段，社會矛盾突出，極易發生社會甚至政治動蕩，除少數發達國家外，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未能跨過這個門檻。這也是為什麽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發展越來越迅猛，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但社會群體性事件愈加增多的曆史性原因。麵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執政黨的回應是“四個考驗”、“四個危險”，左派和右派雖然都把矛頭指向體製，但一個主張回到傳統社會主義，一個要求效仿西方民主製度。左派頗有些曆史倒退的主張自然在中國沒有多少市場，但右派則頗掀起陣陣漣漪。恰在此時，英國這一傳統而又發達的西方民主國家的首都倫敦發生的驚天騷亂，算是給右派之見提供了一個“佐證”，更算是給中國社會的大爭論提供了新的視角和參照。
其實西方自2007年進入危機時代以來，類似於倫敦式的衝突早已屢屢上演。比如希臘民眾的抗議也曾多次轉為暴力騷亂：燒毀銀行、攻擊警察，法國的大罷工也屢現民眾與警察的激烈攻防。就是英國，在此前以大學生為主的抗議活動中，也頻現暴力事件。但這些“零星”的暴力遠遠無法和今天的倫敦大騷亂（由於騷亂很快蔓延全國，實為英國大騷亂）相提並論。如果說中國出現廣東增城新塘鎮式的騷亂事件是由於我們處於中等發展階段，哪麽已經進入後現代發展階段的西方各發達國家何以也無法避免呢？如果說今天的英國是由於經濟危機，哪麽，2005年危機爆發之前，類似的大騷亂也曾在法國上演，而且不僅迅速在全法國蔓延，更極快地波及整個歐洲。這恐怕需要自由派群體動用其智慧進行解答，給個說法。
英國的這起騷亂是由一名黑人（達根）被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打死而引發的。警察的說法是他開槍襲警，警方自衛。但“謠言”卻是警察濫用暴力，將其無辜打死。但令人出奇的是，民眾竟都采信“謠言”，拒絕官方說辭，前往警察局抗議，並瞬間演變成暴力和大騷亂。這仿佛是中國錢雲會事件的翻版。隻不過中國質疑的僅僅是鄉鎮基層政府，英國可是質疑的堂堂首都警方。我們確實有一問：何以英國怎麽像中國基層政府一樣失去做公信力了呢？不是說西方民眾有充足的利益表達渠道和不滿的發泄渠道嗎？如果自由派把中國的騷亂歸結於民眾表達渠道的短缺，哪麽在表達渠道充足的英國，也出現這樣大規模的騷亂，嚴重性豈不勝過中國百倍？
當然英國警方是有點背，因為此前不久剛剛深深卷入震撼全球的“竊聽門”醜聞，倫敦警察局長和助理兩位一二把手都被迫辭職。這種和竊聽嫌犯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行為自然令公信力大損。隻是我們需要深層的思考一下：何以倫敦警方就能和嫌犯如此勾結呢？不過目前初步的調查結果也表明，公眾對警方的不信認是有道理的。他們已雖然承認達根沒有開槍，但卻聲稱是“無意誤導”了媒體，誤令媒體認為是達根開槍襲警。隻是有誰要為這個代價如此沉重的“誤導”負責呢？（原話：“我們可能在文字上使記者相信確實發生了交火”。“媒體報道中的分析和微博客上的質疑警示我們，我們可能無意中向記者提供了誤導性信息。”）麵對這樣的解釋（可能、無意、誤導），就要看英國的公民是否有中國公民同樣高的質疑能力了！
騷亂發生後，警方一度消極做為，包括首相在內的眾多高官依然在外度假，等到發現事態嚴重，才匆忙中斷度假，紛紛趕回處理。以致引發受害民眾的抗議和不滿（54%受訪者認為，卡梅倫在此次騷亂中領導不力，沒有及早控製局勢）。而得不到有效保護的倫敦民眾，甚至隻得自發組織起自衛隊，保衛家園。更有三名青年在保衛自己家園時，被蓄意撞死。這就是民選的、受到監督的政府的表現。當然這並非英國特例，還記得本世紀發生的巴黎酷暑、美國颶風釀成的慘劇嗎？特別是發生在美國奧爾良、由於颶風造成的大堤崩潰引發的悲劇----隻是引發，真正的原因在於預報、疏散和搶救方麵的失誤和低效。但大堤的問題，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被後來曾擔任法國總統的希拉克發現了。當時隻是一名赴美留學生的希拉克，來到奧爾良（傳統的法語區），立即發現這裏糟糕的大堤狀況，並預言必然釀成悲劇。然而，這樣一個旅遊而過、對水利並非內行的一個外國人，都能發現的問題，結果在美國本土硬是半個世紀過去了都沒有被解決（可能沒有發現，或者發現了也沒有人放在心上去解決），直至美國最常見（不是罕見）的自然災害颶風襲來鑄成震撼全球的慘劇和醜聞。這可能是民主社會的常態或者這種製度的成本。我們的台灣在蔣經國時期，還能有效應對頻頻發生的台風，但到了民主時代，一個（同時襲擊兩岸的）台風，就由於各級官員的懈怠和失職就能造成數百人死亡，一時間頗為轟動了全球。
倫敦的騷亂，冰凍非一尺之寒。它突出暴露了了英國的政治製度、經濟危機、財富分配、事實上的種族歧視、警察濫用暴力等深層次問題。比如，沒有足夠的選票，就不會被政治力量所關注，自己的利益也不會得到有效的保障。這往往令雖然擁有表達手段（即選票）的少數族群在失望之中走向絕望。在騷亂發生的托特納姆區發生，就是一個少數族裔聚集區。而這個區失業率（尤其青少年失業率）、貧困率、犯罪率極高，堪比今天的突尼斯、埃及，就是當地居民平均壽命也比倫敦平均值低5年。西方經濟危機爆發後，政府又不得緊縮公共開支、削減福利，而這些邊緣群體更是首當其衝（該地區共有13家青年活動中心，但是由於政府削減支出，其中的8家已經被迫關閉，社區警力也很快會受到經費削減的影響。這次騷亂的主力就是青少年）。而倫敦警員平日執勤經常粗暴對待少數族裔，即使民眾申述，也無濟於事（是不是要想想為什麽？），令民怨愈積愈重，矛盾變得更突出，底層民眾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然而，等到問題火山般爆發以來，英國官方是如何反思的呢？
首相卡梅倫雖然也承認英國這個社會生病了，但卻令人難以置信的認為：“出現騷亂和搶劫等問題的原因在於責任感的缺乏。”這一原因要大於貧困的問題。他稱將達根的死亡與連續幾日的騷亂聯係起來是十分荒謬的，隨後的騷亂是一些投機主義分子趁機作亂。他聲稱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令人作嘔的罪行”，必須要打擊。更為不可思議是，他竟然不顧英國是“法治國家”，公開敦促加快司法程序處理（相當於中國改革開放初的嚴打水平吧）。麵對外界對警方鎮壓行動的質疑，他這樣回答：那些“虛偽的人權關注”不會阻擋警方的腳步。他甚至宣稱政府正研究今後發生騷亂時是否關閉微博、社交網站或“黑莓信使”服務，或者阻止騷亂者利用這些社交網絡工具串聯。為此，內政大臣特雷莎將於數周內會晤臉譜、推特和加拿大移動通信研究公司（RIM）的代表，商討各自在騷亂中的責任和義務。（其原話：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來做好事，但同樣可以用來幹壞事，如果有人利用社交網絡製造暴力，我們需要阻止他們……我已經問警方是否需要其他新的權力）。但僅僅在幾個月之前，同是這個卡梅倫，就警告北非“革命”國家，不要對推特、臉書煽等實施任何的管製！為什麽同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國家，就變了呢？看到這一幕，穆巴拉克和本阿裏是不是痛感自己時運不濟（或者對西方太過相信）？如果倫敦騷亂早發生幾個月，豈還有今天的阿拉伯之春？而堂堂的首相之所以如此定性，自然是在為自己開脫和辯護。要知道，卡梅倫上台以後，麵對入不敷出的局麵（財政赤字已達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不得不實施全麵緊縮，福利、國防、警察、教育、法院統統大砍特砍。結果引爆長期以來存在的矛盾，竟將英國點燃。而警察的無能也與沒有足夠撥款和警力有關。如果卡梅倫坦承真相，他的政治生命恐怕就要完結。這種情況下，除了犧牲真相他還有別的選擇嗎？
所以，當我們看到騷亂發生後，英國政府做的一是派大量的警察、裝甲車抓人，小孩、女人、黑人。到目前為止，兩千兩百五十多人被捕，幾乎一半被起訴。而被西方媒體大炒特炒的中國廣東增城騷亂僅抓捕了25人！（BBC報道的數字），最後僅有6人被判刑（從三個月到三年半）。二是規定凡一家有人參與了暴亂，全家將被從政府控製的廉租房驅趕出去，用卡梅倫的話講就是這樣做可以“強化社會責任感”，他進而解釋道：“如果你參與暴力活動，因而失去廉價租房福利，那是罪有應得。”然而這也就是說丈夫有罪，要株及妻女，孩子犯事，要株連父母。這算什麽民主國家？三是加快司法審查，連夜審理（法官可以不睡覺，請問是否有權力剝奪犯罪嫌疑人的睡覺權呢？）這算不算是黑打呢？四是要關閉網絡上的社交網站以及手機的短信功能。其中一名19歲少女霍麗，因為在臉譜網站發“誰想參加（騷亂）”的帖子而被捕。這豈不是和北約正在轟炸的利比亞一樣嗎？是不是西方連最後的遮羞布也不要了？或者說危機已經到了連遮羞布也承受不起的程度了？不過，相對於美國，英國也沒有什麽不好意思的，畢竟英國還是在探討，而美國已經這樣做了，而且效果奇佳：舊金山鐵路管理部門一名警察7月3日開槍打死平民查爾斯·布萊爾·希爾，聲稱希爾曾持刀走近。不少民眾當月11日在一家火車站抗議這起槍擊，導致交通高峰期鐵路運行中斷。鐵路管理部門隨後得知，民眾打算8月11日在多家火車站月台集會抗議。為阻止這些人用手機互通消息，鐵路管理部門當天16時至19時切斷4家火車站的手機信號塔供電，使得這一範圍內手機通信中斷，成功阻止民眾集會抗議。
在這裏，我們看不到英國政府（以及西方）有任何反思，更看不到有任何承擔責任、追究責任人的味道（估計他們也沒有“四個考驗”、“四個危險”的覺悟和理論水平）。
當然，我們可以說，政府都是要諉過他人、轉嫁責任、掩蓋真相的，但英國不同啊，它還有新聞自由嘛。可這一次，英國的媒體又是如何大顯身手的呢？我們看到的是幾乎和政府一樣的表現：一邊倒的報道騷亂中的暴力行徑，一直使用“暴民”、“黑幫”等詞來稱呼抗議者，同時要求警方以更強硬的手段對付暴民。（《泰晤士報》）。而《衛報》的署名文章表示，騷亂者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希望與警察作對（不是反對社會不公，不是尋求正義和真相），並這樣以未經證實的信息描述被警察濫施暴力打死的受害者達根：據說達根曾經是黑社會一個比較著名的頭。但另一方麵卻完全封殺這個群體的聲音。絲毫見不到對這個製度、這個體製、這個社會的深層反思，更別說探究這個弱勢群體長期以來的苦難和承受的不公正待遇。甚至當外界質疑是貧困引發的騷亂時，英國媒體居然集中報道被抓獲的來自中產階級的嫌犯、士兵、模特、教師。以此證明，並不是貧困引發的。隻是英國媒體這種以偏概全、欲蓋彌彰的行為，不但達不到淡化的目的，卻反而加重了這場危機，因為外界不免會這樣解讀：這場處於社會底層的少數族裔的騷亂，已經演變成橫跨各個社會各階層、整體性的危機。
不管英國的媒體是欲蓋彌彰也好，是弄巧成拙也好，但卻令我們中國看到了新聞獨立、新聞自由麵目下英國媒體的本質。如果說“竊聽案”反映了媒體為了利潤不擇手段勾結政府和警方、背叛社會最基本的責任、良知，肆意踐踏社會底線、藐視法律、侵犯人權的話，哪麽今天在倫敦騷亂麵前，英國的媒體本質上不過是政府和這個製度的應聲筒、宣傳機器罷了。
這裏需要多說一句的是，如果我們不是健忘的話，西方的媒體一直是如此。孫中山當年領導廣東革命政府的時候，英國支持吳佩孚，結果英國的《泰晤士報》就炮製這樣的報道（1922年5月15日）：我得知中國南方總統孫逸仙的部隊（據稱正從廣州向北挺進）是一群暴民（本人注：這個詞在倫敦騷亂中出現頻率極高，極高）。其中許多人手無寸鐵，所穿軍裝也隻不過是些破布片。沒有紀律，而賭博和抽片卻非常盛行。（真不知道一直對中華民國念念不忘的海內外自由派什麽時候才能覺悟。西方可從來沒有支持過追求民主、共和的孫中山。起初在清政府和他之間保持中立，後來支持袁世凱，再後來支持軍閥。反倒是共產主義的蘇聯支持了孫中山。真是天大的諷刺。不過孫中山對西方也有作用。就如同日本逼袁世凱簽21條時所說的：不簽就支持孫中山。今天的自由派在西方大概也就是能起這個籌碼作用。隻不過，今天的中國已不是袁世凱。）
還有一點要指出的是，雖然英國媒體並不讚成首相提出的關閉網絡社交網站的做法，但卻呼籲民眾要負責任的發微博！真是有異曲同工之妙啊！大家都負責任的發微博，當然就沒有必要關閉了！
當然學者們也有幾篇反思文章，但都不敢把矛頭指向製度，卻輕描淡寫的歸於教育，歸於對弱勢群體的忽視，歸於家庭破碎，歸於貧窮，貧富差距。
最後令中國人驚訝、意外、憤怒最終驚醒的是，西方社會對英國倫敦騷亂的表現。我們知道，近幾年來，隻要中國出現任何事件，西方都仿佛如打了興奮劑一樣的亢奮，每每掀起一股聲勢浩大的“運動”。對中國的攻擊可謂上綱上線，先是毫無例外的指向中國的製度，然後再把侵犯人權、沒有新聞自由等大帽子扣上。就是汶川地震這種自然災害、新疆七五這種恐怖主義行徑也不例外。可是麵對倫敦底層民眾抗議引發的騷亂，卻完全是另外一番麵目：都是一邊倒的站在英國政府一邊。甚至美國前紐約警長比爾·布拉頓接受英國首相卡梅倫的任命，擔任打擊犯罪顧問，以提供打擊黑幫的建議。我們不妨設想，假設突尼斯和埃及革命暴發時，全球的媒體和埃及、突尼斯政府站在一起，指責民眾是暴徒，是黑幫，全力支持這兩國的平叛，請問，今天的中東又將是什麽局麵？
當然，不僅對英國如此，今年日本三一一地震後，日本政府表現的無能而低效，事故三個月後都無法安置災民，特別是影響到鄰國乃至全球的東電核事故刻意隱瞞，輻射數據一夕數改，事故級別也一再拖延。甚至向海水中傾倒含輻射的汙水。這種嚴重危險國際社會安全、自私自利、低能無效率、漠視百姓權益的行為，如果發生在中國，早就被妖魔化了。但對日本，卻鮮有對中國式的批評和上綱上線（隻是令人無法相信的是，日本居然還有資格教訓中國在動車事故上的表現。還真的是脫亞入歐，早已不知東方文明的“廉恥”為何物）。還有挪威，在中央政府、執政黨組織的青年團活動中，發生二戰以來如此嚴重的恐怖襲擊，政府卻沒有人進行反思，到現在也沒有人承擔責任。首相把它歸為對民主的攻擊了事，並聲稱將以更大的民主回應做為答案。要知道，犯罪嫌疑人長期策劃恐怖襲擊，甚至購買了五噸化肥用於製造炸藥，但警方都未能及時發現和製止。事件發生後，警方行動遲緩，死亡數字一再改變，從幾人，十幾人到九十幾人，最後又變成七十多人！（什麽管治水平）盡管中國的動車事故比它晚發生一天，但卻比挪威政府早一天公布死難名單，要知道挪威政府第一次僅僅隻公布了四個人！一個在如此空前的恐怖襲擊事件做如此表現的挪威政府，卻沒有得到西方媒體類似於中國的群起而攻擊，反而是同情、聲援、支持。其實，挪威悲劇背後有著十分深刻的社會原因：政治製度、經濟發展、種族對立、文化多元的失敗。但統統被西方媒體回避了。什麽是西方的新聞自由？什麽是它們的客觀公正？從倫敦騷亂事件中，就給出了答案。
當然，西方這樣做，基於自己在法國的長期生活，是很理解的，隻有攻擊、否定別人，才能證明自己正確。盡管自己不好，隻要能證明別人更差，在滿足自我虛榮感的同時，社會自然就會相對穩定----或者騷亂的概率就少。特別是西方陷於經濟危機，英國病在主要的西方國家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隨時都可能點燃，而中國卻加速崛起，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也隻能如此----不過這對中國來說，未必不是壞事變好事：西方的壓力可以促使我們更好、更快的調整和改進。還有，西方對媒體的管理十分的高明和有效，人人知道低線何在。別看竊聽可以成為潛規則，可以長期存在，但如果哪個媒體想挑戰這個製度，瞬間都會被秒殺的。不過，任何事都是一體兩麵，如此隱瞞真相，自欺欺人，問題怎麽能夠得到解決？顯然，世人之所以對西方製度失去了信心，原因並不在於它出現什麽問題----哪有沒有問題的製度呢？而是這個製度已經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您看西方整個社會，美國的經濟危機、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挪威的恐怖襲擊、日本的核事故、倫敦的大騷亂這樣嚴重的事件都和製度無關，但卻沒有一個反思反思，何以中國的動車事故就成了製度問題呢？我也相信，通過這樣的對比，不僅僅是看到了西方的暗淡前景（西方正和時間賽跑，緊縮政策導致失業上升、生活水平下降，引發社會動蕩，但如果很快實現經濟增長，西方也就闖過這一關。如果緊縮之後經濟仍然無法增長，民眾的忍耐力達到極限，西方文明也就到頭了，至少目前在英國，四分之一的青年人對未來失望），也更看到了我們自己的光明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