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憤青到中國憤青

從英國憤青到中國憤青

 

 

      傳統紳士國家英國的大規模騷亂引起了人們的議論紛紛。一周前，倫敦市區部份街頭建築被燒毀，騷亂和暴力搶劫行為已蔓延至英國另外幾個主要城市，包括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和布裏斯托。 經過了四夜騷亂之後，本周三（8月10日）到周四（8月11日）夜間，因為各城市警力增強，英國基本未再出現暴力騷亂。

        英國一向以傳統民主文化大國自居，一連4天的暴動震撼世人，這場動亂無疑暴露出英國病態社會的麵貌。  大家都在找發生的原因。有的說是幫派文化、破裂家庭、偏差的社會福利等複雜因素，有的說是經濟危機引起的，還有的甚至說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必然結果等等。我們還是應從事實中來客觀地還原真相吧！

     據報道，騷亂的參與者主要是24歲以下的少數族裔年輕人。在過去4年來，英國16～17歲青年的失業率飆升三分之一，達到36%。客觀地說，假如回顧曆史的話，這場騷亂是英國社會的一場陣痛，而不是一場茉莉花革命。每當英國社會經濟陷入低穀，這樣的大規模騷亂都會出現，1981 年，1985年，1995年就有過類似的騷亂，發生地點也相似。

      不過回顧曆史人們發現，和1980年代種族暴動不同的是，這次參與暴動的匪徒不隻是黑人，也有未成年小孩及女性，他們趁著混亂場麵進入商場偷竊，從平麵電視、手機、各式酒飲、衣服、球鞋、香煙等不一而足，有人更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膽行搶。這場騷亂是英暴動發生後，許多英國民眾開始對這些拿著救濟金卻縱火搶劫、傷害無辜的暴徒表達嚴重不滿，政府網站上已有超過10萬人連署，要求將參與暴動的救濟金請領戶趕出政府提供的住宅，大家爭先協助政府，將警方公布的歹徒照片公布在網站，要求及早將這些不法之徒繩之以法。

     這次騷亂中，社交網站和手機的群發短信功能，無疑助長了騷亂的快速蔓延。從這些網絡平台中人們不難發現，原先意為“複仇”的短信，很快變成了“趁火打劫”的慫恿和號召。

   看看英國本土的社會精英們是如何反思這場騷亂的，《金融時報》撰稿人 殷貝貝指出，網絡是同街道一樣的公共空間。如果街道會被匪徒洗劫，網絡也會被不懷好意者侵襲。政府在街上打擊暴徒以維護社會治安的同時，也有責任在網絡上清理犯罪。那些美化暴行、唆使人們犯罪的言論，即使在英國這個老牌自由國家，也無權享有暴力言論的自由。這是英國政府今後應該糾正的。

   多元文化的出現，種族之間互相不理解，以及貧富差距，使社會衝突很容易被激化。比如這次發生騷亂的地區，如Hackey，Newham，Brixton，Ealing，Croydon等地，人口構成中白人比例平均不超過50%左右，而英國全國白人人口超過90%。這些地區少數族裔的收入普遍很低，社會剝奪程度（Social Deprivation）很高，於是在嫉妒和仇富心理的作用下，很容易滋生暴力騷亂。
    英國首相前顧問丹尼‧克魯格這樣分析說：“這些年輕人沒有受過良好教育，從小生活在無人照管、隨心所欲、無原則、有愛但不講分寸和良好品行的“微文化”裏。他們認為自己的人生反正已經被毀了，在監獄裏呆上幾個月也不會有什麽影響。他們習慣了廉價貨，也習慣了受懲罰和別人威脅懲罰他們。”

他還指出：“與此同時，更廣泛的文化——也就是我們——已經拋棄了美德，采納了冷漠無情的行為準則，並裝扮成自由主義的樣子。我們用福利金代替了親情友情，用權利代替了愛，用公共部門冷冰冰的程式代替了生活社區溫暖的道德規範。在警方平息了騷亂之後，我們剩下的這些人要做的不僅僅是打掃玻璃碎片。”

     對於那些缺乏社會責任感的年輕人，英國首相卡梅倫曾表示：“如果你自認已經年紀大到可以犯罪，那你也就年紀大到可以接受審判”，這意味著參與者將受到更加嚴厲的處罰。由於崇尚民主自由，此前英國對於未成年人的犯罪處罰都很輕。青少年犯罪一般隻是備案記錄、口頭批評和家長教育，從而助長了不良行為的發生。

    還有些社會學家說，隨著社會愈趨物質化，這些低收入底層的民眾很希望自己也能擁有手機等物品，他們買不起，就用搶奪，滿足消費的欲望。

暴動現場也不乏投機份子，他們受到現場氣氛的影響，做了平常狀況下不會做的犯罪行為，但施暴的匪徒，則在暴動的現場獲得了渴望的控製權，放火毀物，讓他們壓抑的憤怒有如爆發的火山漿，一發不可收拾。

      據事後對被逮捕者的調查表明，此次騷亂無任何明確的政治訴求，從絕大多數參與者的成分分析，都是初高中的年輕人，有些是有幫派背景的。可以說是標準的“英國憤青”！

     作為一個局外人，由於中國也有相似的社會現象與相似的“憤青”。筆者還是秉承一貫的風格，從更深層次的人性的角度分析一下：

廣義的 “憤青”，顧名思義應包括有目的或無目的純屬感情宣泄的“憤怒青年”，但還需作進一步深究。當今社會主流階層並非簡單地將文化程度低的青年人統統視為“憤青”，筆者稱其為“狹義憤青”。他們認為：“憤青”並非“憤怒”與“年輕”的簡單之和，“憤青”應指生活在大城市裏的青年，有些活動獲得有一定知識學曆（初高中等）。我們再來考察“憤怒”。一個青年，即使學曆很高，也生活在大都市裏，但他的“憤怒”若僅僅體現在對服務員摔杯子之類層次上，想必也沒資格充當所謂狹義的“憤青”。此類“憤青”的憤怒對象，通常得與家常世俗生活拉開一段距離，具有超越現實功利與政治訴求的特征，比如為了聲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遊行，為了反對政府濫用權力而與警察展開街頭巷戰，都是當代“狹義憤青”的常規舉動。中國當代“狹義憤青”的行為雖然缺乏此類國際色彩，但由於互聯網的出現，他們也可以方便地把遊行活動拉到網上進行。與國際“憤青”一樣，他們同樣熱衷於針對重大的社會或國際事務宣泄不滿，表達仇恨，呼喚所謂正義。“憤青”的憤怒，原本就帶有“義憤”色彩，體現著青年人天賦的不成熟的的片麵正義感。其實他們屬於狹義的“憤青”，即充滿對社會（包括文化、道德等諸多方麵）偏頗表麵化的義憤的當代城市知識青年。

    不論是廣義的憤青還是狹義的憤青，大家對它們都是有褒有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一個文明成熟的社會，我們應該盡可能客觀地認識“憤青”，先寬容“憤青”，後引導“憤青”反思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從而更好地融入社會，理性地參與建設社會中去。

   從正常的人類生理學角度講：“憤青”也應被確認為一種正常乃至尋常的人類群體現象，這一點它和青春期的躁動或更年期的狂悖，沒有本質區別，在無視生理現象的條件下大力揄揚“憤青”的可愛、可貴或可敬，我以為是不負責任的，正如社會道德家也不宜把“憤青”視為某種可以鏟除的東西。

     在社會預防措施到位的情況下，我們對“憤青”的思想和行為還是應該有一定限度的容忍的，因為它畢竟是人類社會現象的組成部分。青年人血氣方剛，自認為富於所謂“正義感”，充滿進取精神，原是成長過程中的尋常階段，大家都有此相同的思想經曆。可以說，一個社會允許青年憤怒的程度越高，它的文明進步基石往往也越可靠。但這並不意味著“憤青”就是值得稱讚，值得肯定的。

      從英國此次的騷亂可以看出，“憤青”的行為是破壞性的，是受理智大眾譴責的。

      從我們中國許多著名“憤青”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憤青”的根本缺陷。例如：我黨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在“五四運動”期間，就是一無所畏懼的標準“憤青”，坐牢、殺頭，為了理想都在所不惜；還有大漢奸汪精衛，當初刺殺“滿清權貴”是何等的慷慨激昂！但令人深思的是，他們到了中年、老年都完全變了一個人。張國燾既有個人的投機因素又有對自己與社會的反思，從而走向了脫離我黨過平淡寓公生活的平常人。而我黨主要早期領導人加創始人的陳獨秀的思想變化過程就更發人深省了，沒有任何個人投機因素背景的晚年深刻的反思，後悔當年的一時衝動（還沒徹底搞明白）建立了我黨，雖然初衷很“愛國”，但結果很悲哀。

       其實從人類的本性看，憤怒的情緒本身就不是一個良性的情緒，它一般所給個人與家庭和社會帶來的後果往往也是負麵的、暴力性的、災難性的。多少因一時衝動而幹了傻事的例子，在自己和別人身上比比皆是地發生。而且往往是年輕的時候更容易失去理智。那失去“理智”失去“平和”是好事還是壞事？先不要說好壞，起碼是“蠢事”吧！在憤怒的情緒籠罩下，人們往往就不能冷靜、深入、細致地思考問題，也就無從談起做出明智正確的行為決定。像“藥加薪”，筆者認為如果他是一位平常自控能力很強，有少許社會道德與責任感且性情平和的人，就決不會幹出那種事情來，可以說藥加薪就是一標準的“憤青”。而對於一般自詡為愛國“憤青”的人來說，仗著自己的“憤青”地位而一味自雄自傲，又明擺著不像是有出息的樣子，他們真的有必要多從消極麵看待自身的烈火濃情，多一份內省的警覺，在青春洋溢之際不忘輸入理性血液。不要一味地停留乃至陶醉於“憤青”氣質，這隻能被大眾視為“淺薄、幼稚”。“憤青”有義務提醒自己注意，自身天賦的所謂正義感本身就是缺乏深刻認識的，自己所看到的、與所想到的本身就是很狹隘、很膚淺的。

      當今時代“意見領袖”“網絡寫作”很流行，許多“憤青”仗著沸騰的青春血液，犀利的思維洞察力，甚至已在媒體意義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自恃真理在握，肆意地憤世嫉俗，仇恨滿胸，遂不斷慷慨高歌，把祖先傳下的性格溫和的漢字一個個都弄得鬥急了的公雞似的。還有些個半大不小的老“憤青”，以所謂“青春無悔”的名義，在紙上不斷喋喋複咻咻，不惜以宗教讚美詩的口吻，謳歌當年如火如荼的崢嶸歲月，災難被詩化了，血腥被提純了，一支牧歌般悠揚的笛子，在他人的惡夢上空盤旋，意淫的災難在不停地上演著。既然當年年輕，做點傻事說點傻話，在所難免。那也不能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呀！自矜自得，自高自大，正是當今所有“憤青”們的通病。憤青的眼睛從來就是“隻看別人、不看自己”，或者是“隻看自己的優點”“光看別人的缺點”。在他們的內心世界裏，永遠隻是“非對即錯”“非白即黑”的簡單二元化世界。由於缺少對社會對他人的正確理解，也就缺少了寬容、理性、博愛等人類高尚的品德。舉個例子，就如同孫海英、呂麗萍不能正確地包容“同性戀”一樣。其實這個世界不是屬於你自己的世界，是屬於“世界”的世界。社會與其他人也是不會聽從或按照你個人主觀的願望行事的。“憤青”們固然有其自己審美標準，但須知“參差多態是世界美的本源”，何況缺陷美也曆來屬於美學家族中的重要成員之一呢！所以說“人文哲學與嚴謹邏輯”的教育，正是“憤青”們所缺失的。

    要想真正說清當代社會中的“憤青”之事，確非三言兩語的簡單易事，筆者也隻是開了個小頭，簡單而深入地剖析一下所謂的“憤青”現象。 “憤青”的實質，不過是一種幼稚無知狂躁的自然的群體現象，就生成機理來說，它並不比青春期躁動或更年期悖狂來得更高尚些。雖然我們也可以嚐試提升“憤青”現象中的積極因素，但更應注意它的潛在的實質的危險性。當“憤青”群體被憑空賦予某種聳人聽聞的高亮度政治色彩時，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通常總會預示著大勢不妙（例如中國的文革、德國的納粹運動等）。那些名義上混跡人文隊伍中的所謂高級“憤青”家夥們，他們企圖兩頭撈便宜，實際上卻既提升不了“憤青”的思維層次，又汙染了人文環境。這類人如當代的“司馬南”“餘秋雨”“孔慶東”“方舟子”之流，對廣大無知青年更具不良的誘導性與煽動性。筆者的意見是：對無知的大眾憤青還是要多包容、多正確引導教育；而對少數包藏禍心的“高級憤青”更要深刻揭露與批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