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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2011-08-10
自從2007年西方拖累全球進入危機時代以來，全球各國的製度便都麵臨著危機的全麵檢驗----如果還不是終極檢驗的話。
第一個倒下的是來自西方的冰島：這個全球新聞自由排名第一、民主排名高居世界第二的國家由於無力還債而破產了。而且，還是全民公投，拒絕償還所欠世界債務。令人驚訝的是，僅有30萬人的小國，居然負債350億英磅，人均11.6萬英鎊。全球新聞自由排名第一、民主度排名全球第二的桂冠就這樣與破產、賴賬聯係在一起。
第二個倒下的還是來自西方、地中海國家希臘。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2004年剛剛成功舉辦過奧運會，結果僅僅四年，就應聲倒下，必須依賴歐盟的援助才能繼續生存。據自由派人士稱，有一個“奧運會魔咒”，獨裁專製國家舉辦奧運會之後，往往很快就要垮台。納粹德國1936年舉辦柏林奧運會，9年後崩潰。蘇聯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後不過十年，就解體。韓國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後就走向民主化。 隻是奧運會創始國、當代的民主國家希臘算不算也中了“奧運會魔咒”？
第三批次倒下則是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製度的中東世界。這就是已經走向內戰和日益血腥的阿拉伯革命。到現在，西方長期的盟友突尼斯總統本阿裏、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都已被憤怒的民眾趕下台，正在演變和吸引全球目光的是北約卷入的利比亞內戰、也門內戰和敘利亞傷亡慘烈的嚴重衝突。這些得到西方長期支持的政治強人（以色列甚至提出給穆巴拉克庇護，這才是患難見真情的老朋友），曾長期維持了國家的穩定，但在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際，各種矛盾集中爆發，而被掃進了曆史堆。
當曆史走到今天、西方製造的經濟危機在全球肆虐一圈之後，終於把矛頭再度對準西方的主體美國和歐盟。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曆經一年的在大劑量救治，不但未見起色，反而從希臘、愛爾蘭向葡萄牙、西班牙和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漫延----如果從太空往下看，會發現地中海南北兩岸都在發生同樣的事情：憤怒的民眾走向街頭、警民暴力衝突。美國則在放出天量資金救市之後，卻出現了緩慢而又乏力、伴隨高失業率的經濟複蘇。而做為救市的副產品之一----長期以來高居不下的債務----又創下了新的世界紀錄。在這種情況下，整個西方開始出現許多前所未有或者極為罕見的異象：挪威發生由本土人士（同一種族、同一宗教、同一文化）發動的針對自己國民的恐怖襲擊，造成二戰以來最為慘重的傷亡。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法國2012大選支持度最高的候選人卡恩在紐約爆發“強奸門”、英國爆出席卷政客、警方、媒體的竊聽門醜聞、比利時選舉爭議導致的無政府狀態已經超過一年，國家正在走向解體、美國發生針對議員並造成數十人傷亡的、頗具政治色彩的槍擊案、民主共和兩黨罕見的為了提高債務上限而殊死角逐到最後一刻、標準普爾有史以來第一次將美債降級、全球股市大跌，兩周內竟然導致7萬億美元化為烏有！所有的事件都針對性極強的指向西方的製度，整個西方似乎到了隻要一個火星就能爆炸的邊緣。而這個火星，首先在英國的首都倫敦點燃。
就在標準普爾調低美債信評等級的第二天，一場三十年來從未有過的騷亂（或者革命？）突然在明年就將舉辦奧運會的倫敦爆發（魔咒效應擴大了？），並迅速在全英蔓延。而事情的起因簡直是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翻版：一位黑人青年被警察開槍射殺（突尼斯還隻是自殺），民眾前往警察局門口抗議，要求真相和正義（後來的口號又加上了“要工作”、“要公正”），隨即變成暴動和騷亂。而這場“騷亂”隻所以能夠迅速升級，也和突尼斯等國的革命同出一轍：抗議者通過互聯網的臉書和手機短信來組織和協調。而政府的表現也幾乎和北非各政府相似：稱抗議者是暴徒，隨即派大量的警察和裝甲車進行彈壓，而且曆史上第一次授權警方在英國本土可以使用高壓水槍。目前已有四人在騷亂中死亡，其中一人被中彈而死，八百多人被抓。兩百五十多人被起訴。其中包括不少婦女，最小的僅11歲！也難怪鳳凰網的網友這樣留言：強烈呼籲聯合國製裁殺害平民的英國政府！強烈譴責英國政府的無視人權的行為！連婦女和7歲得兒童都能說是“暴民”，英國政府難道連婦女和兒童也不放過嗎？強烈抗議英國當局這種公然踐踏人權，壓製民主，濫殺無辜的反人道行為！聯合國盡快出台決議，譴責英國政府的反人類罪行！！聯合國應敦促國際法庭通緝卡梅倫，對其鎮壓和平遊行濫殺貧民反人類行為進行審判！前有穆巴拉克，後有卡梅倫！歐洲、美國的記者們這時候沉默了，歐美的人權組織沉默了，美國這個世界警察沉默了，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們沉默了！！！.....不過一向被西方指責侵犯人權的伊朗，也終於吐了一口惡氣：伊朗外交部發言人邁赫·曼帕拉斯特於9日表示，英國政府在騷亂麵前應保持“克製”，避免讓警方使用武力。“我們希望英國政府能夠避免讓警方使用武力，盡可能與抗議者進行對話、傾聽他們的要求，從而讓他們的情緒恢複平靜。”更令英國尷尬的是，利比亞政府也加入了譴責的行列。
不過，這次英國政府還是和利比亞、敘利亞不同，沒有派出軍隊進行鎮壓。不過，這並不是因為英國是民主國家的緣故，確實是不需要。《每日電訊報》就已經講的很明白：如果警察無法奪回控製權的話，那麽政府就有可能會考慮讓軍隊進入，並實行宵禁。曆史上，我們看看英國這個西方第一個憲政國家，無論是在殖民地還是在本國，隻要需要，往往是不吝於使用武力屠殺平民。想想英國在印度和北愛爾蘭製造的慘案吧（僅阿姆利則慘案就打死和平請願的印度百姓379名----這還是英國官方公布的數字，而北愛慘案，英國一直堅稱是軍隊自衛，直到2010年才承認真相），想想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派軍隊進入大學開槍鎮壓大學生的反戰運動吧。
不過以本人看來，這場“騷亂”還不會演變成北非式的革命。一是西方的話語權仍然未倒，它仍然可以將這場民眾的抗議行動定性為“騷亂”或者“動亂”。就如同挪威一樣，可以將它定性為是對民主的攻擊（這和中國定性為對社會主義的攻擊一樣）。二是西方控製的媒體把事件聚焦於抗議運動中出現的暴力事件：打、砸、搶、燒，根本找不到抗議群體的聲音（西方的新聞自由啊），從而將整個抗議運動定性為“令人厭惡的犯罪”（首相卡梅倫語），從而為全麵的抓捕（即鎮壓）貼上合法性的外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任何一個大國插手----西方各國是利益共同體，自然不會介入，而中國向來沒有幹涉他國事務的傳統，俄羅斯則還沒有從休克般的民主化造成的後果完全恢複過來，否則如果有冷戰時的實力，豈能白白放過？否則，就是顏色革命、鮮花革命。另外，在北非革命發生重要作用的現代資訊，也立場主動的站在英國政府一邊。目前黑莓手機英國運營商已經宣布將不惜采取黑客手法，“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協助”英國政府的調查：即通過短信來定位“暴徒”的位置和犯罪事實。要知道，8月4日被警方射殺的29歲男子馬克·達根，正是通過“黑莓通信”向女友發出了最後一條信息。從而點燃了這場世紀大騷亂。
雖然這場騷亂很快將平息，“犯罪分子”也會被民主專政，繩之以法。但世人還是要反思騷亂背後的深層原因。
當然，第一條就是西方的製度所導致的經濟危機。二戰以後，西方經濟在迅速恢複的同時，其製度也進行了深刻的變革。最終建立起一個普選的民主製度和福利健全的社會體係。本來由政治精英和資本精英控製的權力遊戲，演變成三方的博弈。而在這其中，由於選舉的因素，政治權力逐漸淪為資本和民眾的附庸：沒有財團提供的資金，沒有人能夠參與選舉；沒有民眾的選票，就不可能贏得選舉。於是資本和民眾的訴求決定了政治決策。結果就是越來越高的福利和對資本逐利的放任。在美國和英國突出的表現在次貸危機：百姓可以極易的得到住房，銀行可以得到利潤。同時各金融機構特別是不受監管的投資銀行瘋狂的進行標杆化，從而將危機推到極至。而當危機爆發之後，政府不僅要救助這些肇事者（或者它們的政治獻金決定著政治家的命運，或者它們都已經太大而不能倒），還要迎合民眾的不合理需求或者在民眾的強大壓力下不得不從必要的改革上倒退。比如，美國在經濟如此困難的情況下，奧巴馬仍然要建立醫療保健體係。而法國的退休製度改革幅度過小，英國和希臘縮減福利的措施都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並演變成暴力衝突。而好不容易推動的改革措施，一旦非理性的選民投票進行政黨輪替，一切都又將回歸原點（法國社會黨已經聲稱如果勝選將取消退休製度改革）。而一個社會一旦出現經濟危機，則必須會出現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今天的英國騷亂，挪威的恐怖襲擊事件，都已是明確的信號。（曾經質疑中國舉辦奧運會的群體，是不是也要質疑一下這個已經舉辦過多次奧運會的英國，何以國家都到了負債累累、入不敷出的境地了，為什麽還要搞這樣的麵子工程？）
其次，西方民主製度是靠選票即數人頭來運轉的。一個群體如果想得到足夠的重視或者其利益能夠得到保護，必須有足夠數量的選票。否則就要淪為被忽視的一群。而被忽視的一群，除了在忍無可忍之下訴諸暴力，已別無選擇。這就是為什麽生活在西方的非洲裔、阿拉伯裔群體，總是這種騷亂的主角。這就是為什麽有選票，有表達機製，民眾依然選擇暴力來表達意見。今天的倫敦，就是如此。這就是為什麽騷亂首先在倫敦少數族裔聚集的托特納姆區發生----這個區失業率（尤其青少年失業率高）、貧困率、犯罪率極高，實是倫敦市內的“小突尼斯、小埃及”，甚至當地居民平均壽命也比倫敦平均值低大約5年。但由於這些群體沒有足夠選票，其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製度性的社會不公正長期存在。西方經濟危機爆發後，政府不得緊縮公共開支、削減福利（警察和軍費都削減20%，特別是空軍的數量都不如一戰前，幾乎倒退一百年；教育經費在要求2015年之前大幅減少25%至40%的同時學費卻劇增），而他們更是首當其衝（該地區共有13家青年活動中心，但是由於政府削減支出，其中的8家已經被迫關閉，社區警力也很快會受到經費削減的影響。麵這次騷亂的主力就是青少年）。這就使得矛盾變得更突出，不僅如此，倫敦警員平日執勤經常粗暴對待少數族裔，令民怨愈積愈重，底層民眾感到極度失望和憤怒。正如一位托特納姆區居民所說：“在倫敦，在托特納姆的街道上，警察經常騷擾我們、粗暴地對待我們。我們為此提出申訴，他們卻全不當一回事，認為我們是在開玩笑。而這一切僅僅因為我們是有色人種，是黑人……我們需要做一些事情，讓人們睜開眼睛，看看這裏的真實情況”。英國已處於一個火星都能引爆的社會緊張狀態。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暴動已經不止一次在歐洲國家發生，但由於問題是製度性的，無法根本解決，往往幾年之後，衝突再起。
這場倫敦騷亂，也再一次證明了，盡管西方已經發展到後現代階段，但它的民主製度仍然無法解決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宗教的融合問題。其實這一點，就是西方領袖也不否認。2010年，德國首相默克爾曾表示德國的文化多元社會已經死亡。英國首相卡梅倫自己也於今年初罕見的公開承認“多元文化主義已經失敗，必須放棄”。挪威悲劇是由極端仇視伊斯蘭的極右翼分子所為，2005年倫敦地鐵恐怖襲擊事件也是由在英國土生土長的穆斯林所主導。2005年法國巴黎的騷亂也是由少數族裔發動的。2004年西班牙首都火車恐怖襲擊事件也是穆斯林所為（恰在“九一一”事件發生的第九百一十一天）。而這些事件又反過來促使極右翼勢力的迅速發展。在選票的壓力下，左、右正常政黨都不得不向極右翼靠攏。從而加劇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西方的種族危機、社會危機以及製度危機，這才剛剛開始。相對而言，中國少數族地區雖然也有類似的事件，但其規模和烈度是無法和西方相提並論的。特別是這些分裂勢力還得到了西方或明或暗的支持。中國做為當今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多民族國家，其民族和諧程度可稱全球最高的----這自然也是中華民族的包容性所致。猶太人全球不會被同化，唯獨到了中國就溶入了。
而結論是，不管從哪一個方麵看，這次2007年以來的危機，都是西方的製度危機。
看到西方歐債、美債危機，挪威空前的恐怖襲擊悲劇、英國倫敦的大規模騷亂，不得不令人感歎，中國雖然僅僅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且正處於矛盾高發期的“中等收入陷阱”，但中國的表現確實不僅遠遠優於哪些曾達到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更是優於今天已經處於後現代階段的西方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全球發生這麽多危機：墨西哥為代表的拉美金融危機、東南亞經濟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今天的西方經濟危機，中國不但不是危機的製造者，而且總是第一個成功解決危機的挑戰，更重要的是每一次中國都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雖然許多自由派學者對中國模式百般否定，口誅筆伐，對歐美模式百般辯護、發自內心的崇拜，但是，假設今天的中國也如歐美，豈不是全球的末日？難道我們不應該慶幸中國不是歐盟，不是美國，不是日本嗎？當然，我們和西方不是比爛，而是從對比中可以更客觀地看待自已，更加堅定走自己道路、對自創模式的信心。
雖然中國也有廣州增城新塘鎮哪樣的騷亂，但這畢竟隻是發生在一個鄉鎮的事件，和英國發生在首都倫敦、法國發生首都巴黎並迅速蔓延至全國的騷亂根本不在一個層次。而且事件發生後，也沒有像英國和法國哪樣大量抓捕，更沒有將事件定性為犯罪行為，也沒有上升到對國家製度否定的高度。相反是政府反思自己的責任，處理失職的責任人。我們不妨對照一下廣州市委書記張廣寧的總結：“6·11”大敦村聚眾滋事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根本的一條就是社會管理服務工作滯後，難以適應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創新，轉變不合時宜的管理觀念、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切實轉變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管理，重戶籍人口服務、輕外來人口服務的思想觀念，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理念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服務。與此同時，還要規範管理方式，不斷提高社會管理水平；要注重源頭治理，大力改善外來務工人員和流動人口管理服務；加強社會協同，督促企業落實好管理服務員工的社會責任；要完善社會管理格局，加強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製。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隨後舉行的各民主黨派參加的座談會上，也如此反思：“加強社會建設是廣東的當務之急。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省在經濟建設上取得了輝煌成就，但在社會建設上還有不少薄弱環節，如果不注意解決這方麵的突出問題，就會影響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會影響廣東的長遠發展、科學發展”。
可我們看看英國各方是如何總結的：英國警方認為，此次騷亂的發生和蔓延與一些年輕人熱衷模仿暴力遊戲GTA，並利用微博、社交網站和擁有免費加密通信功能的黑莓手機互通聲氣有很大關聯。倫敦警察局代理長官蒂姆-戈德溫竟這樣表示：“我聽說人們在討論究竟是什麽引起了這麽大的騷亂以及人們為什麽要這樣做。但是從我自己看到的我認為這是純粹的暴力行為，這是犯罪”。助理警察總長薛旺在一份聲明中稱，“過去幾小時內，大曼徹斯特警察局麵臨著暴力組織極為嚴重的暴力行為。這是毫無意義的暴力行為，根本沒有顧及公眾的財產和生活。”
而政界呢？首相卡梅倫聲稱已經發生的事情是“令人作嘔的罪行”，必須要打擊。英國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重建騷亂後的秩序。更為不可思議是，他竟然不顧英國是“法治國家”，公開於議會敦促加快對此事的司法程序處理（於是倫敦三所法院通宵值班審理）、呼籲警方采取更強有力的行為。麵對外界對警方鎮壓行動的質疑，他這樣回答：那些“虛偽的人權關注”不會阻擋警方的腳步（這句話估計卡紮菲和阿薩德都聽的清，聽的明，記的住）。而卡梅倫雖然也承認英國這個社會生病了，但卻令人難以置信的認為：“出現騷亂和搶劫等問題的原因在於責任感的缺乏。”“有人認為世界欠了他們什麽，因此他們覺得自己的權利大於責任，他們也認為自己的行為不會帶來什麽後果，但後果卻產生了。””英國內政大臣特雷莎·梅則抨擊當前發生的暴力搶劫行為是“徹頭徹尾的犯罪”，必將受到應有懲罰。出現騷亂城市的理事會則宣稱，如果他們的房客或者他們的孩子參與了暴亂，將會被趕出去！
學界呢？更離奇的說法就來自學界。專欄作家哈利·芒特稱，幾個月前，他在皮卡迪裏地區參加一個遊行示威，示威中也出現了騷亂活動。他目睹了白人騷亂者開始打砸銀行搶劫店鋪，而防暴警察則站成一排沒有采取任何行動。芒特引述一名警官的話解釋說，這是官方的政策：與其介入並製止騷亂者，還不如讓他們搶劫幾家店鋪，否則可能會引發更大規模的騷亂。他批評道，這次騷亂和以前不同，因為此次騷亂的規模已足夠大，警方不能再無動於衷。警方對騷亂的“溫和友善的政策是災難”。
媒體呢？《泰晤士報》報道說，首都的騷亂已經發展到了毫無動機的暴力與破壞行為。警方該以更強硬的手段來應對了。《衛報》的署名文章表示，騷亂者的目的很明確，那就是希望與警察作對。不僅如此，英國的報紙還采用未經證實的消息，來描述被警察槍殺的達根：據說達根曾經是黑社會一個比較著名的頭。英國媒體不僅一邊倒的譴責（以騷亂形式）抗議的民眾，另一方麵卻完全封殺這個群體的聲音（倒是置身事外而又對英國一向不感冒的法國媒體采訪到一位“暴徒”。他說出於憤怒反抗這個體製，並對自己的搶劫行為有負罪感，“其實我僅僅是想找到一份工作”），更別說探究這個弱勢群體長期以來的苦難和承受的不公正待遇。想想中國的媒體對類似事件的報道，真令人質疑究竟哪一個國家的媒體是附庸？哪個國家才有新聞自由？而僅有的幾篇反思文章，也不敢把矛頭指向製度，卻輕描淡寫的歸於教育，歸於對弱勢群體的忽視，歸於家庭破碎，歸於貧窮，貧富差距。
兩相對比，可謂天壤之別。這種差別的背後，恐怕更重要的是製度的區別！這也解釋了何以中國的問題大多能得到真正的解決，因為中國正視問題，不回避問題，而西方呢？自2007年危機以來發生的這麽多史無前例的災難、悲劇，西方可有中國這樣深刻的認識和反思？隻是，一個喪失了反思能力的製度哪還有什麽未來？（本人非常讚賞海內外自由派學者對西方危機時和現在的辯護，不是讚同他們的觀點，而讚同他們的無間道。能讓西方喪失反思能力，也是有他們的一份功勞）
附：鳳凰網自由談欄目（第441期）關於此事件的結論：一個發生騷亂的社會並不是最糟的，這意味著它至少還有宣泄“怨氣”的渠道。（http://news.ifeng.com/opinion/special/londonturbu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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