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所閃耀出來的偉大的理性的光芒不容抹殺,他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已經不可能看到一個強大民主富強的中國了.這位昔日獨裁者的“動機”，就是在台灣結束獨裁，讓台灣走向自由的未來.
蔣經國一個偉大的贖罪者。
蔣經國的“贖罪”，就是這短短的兩年，比他有罪的歲月短得多。
對蔣經國最後生命的最大的衝擊，是鄧小平改變“聯美製俄、擱置台灣”（一百年後由子孫後代去解決”）的毛澤東戰略；推動“聯美壓台”，要美國幫助把“台灣歸回祖國”提上“和平統一時間表”的新戰略。
美國解密的曆史文件表明，美國政府從支持在台灣的國民黨獨裁政權轉向支持在大陸的共產黨獨裁政權之時，並沒有幫助台灣的民主化，而是恰恰相反。尤其是號稱“人權總統”的卡特政府，對台“斷交、撤軍、廢約”，幫助共產黨獨裁政府壓國民黨獨裁政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
所以斷言蔣經國是因為“當時美國與人民的壓力，已經大到讓他無法承受”，不得不“移開阻礙民主發展的唯一障礙──他的獨裁”，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錯誤論斷。
蔣經國當時麵臨的不是“唯一”選擇，而是三種選擇。
第一種：屈服於中國共產黨獨裁政府和美國政府斷交、撤軍、廢約的壓力，接受鄧小平的“ 善意”，恢複國共和平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共同解決兩岸統一問題。
這不但是鄧小平戰略，也是美國卡特政府奉行的布裏辛斯基戰略。布裏辛斯基在他的《大失敗》（Grand Fanure）一書中，明確主張台灣在中國鄧小平的“商業共產主義”統治下，“繼續保持其商業自由”。
鄧小平曾經千方百計，尋找說客說服蔣經國接受他的“優惠”條件，坐上談判桌。他的“一國兩製”設計，也是針對台灣和蔣經國想出來的，那時他腦子裏還沒有香港呢！直到1985年，鄧小平對蔣經國仍未死心；那年他請蔣經國和鄧小平的共同朋友李光耀專程赴台，同他在莫斯科的老學弟蔣經國表達“問候”。事後蔣經國會見美國在台協會代表丁大衛，要他告知美國政府：李光耀來台轉達鄧小平對蔣經國的問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統一”，蔣給予否定回應。
根據當時情勢，蔣經國若作出這第一種選擇，鄧小平高興，美國也輕鬆，對蔣經國個人並無困難。蔣經國不但照舊當他的台灣王，還能到中國中央政府弄個國家副主席之類當當。甚至代表中國去聯合國跑跑、同鄧小平共獲諾貝爾和平獎都有可能，連季辛吉、黎德壽、卡特都得過呢！
至於“人民壓力”，在當時戒嚴統治下，若蔣經國決心作出這種選擇，以他獨裁性格的那一麵來嚴厲壓製內部反彈，恐怕人民也難以聚集力量阻擋得住。
第二種選擇，是繼承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繼續拚經濟，政治上“維持現狀” 。這是國民黨內部的主流傾向。這個流亡政權在風雨飄搖中已經維持了三十七年（1949-1986 ），而蔣經國那時已是風燭殘年，他完全可以再維持兩年，留給台灣一個不確定的未來。對蔣經國個人來說，這是最容易的一種選擇。
第三種選擇，就是同過去決裂。同過去的國民黨獨裁政權決裂，同過去獨裁者的蔣經國決裂，順應曆史潮流前進，帶著台灣告別過去，走上新路。
蔣經國選擇的，正是這一條對於他個人，對於他的黨，對於他的政權，都屬於最困難的新路。蔣經國以他自己的曆史哲學，“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取代了他父親的哲學 “以不變應萬變”，帶領他的人民跳進了曆史大變動的驚濤駭浪。以至直到今天，無數事實證明他選擇的是一條最好的路，人們仍未能理解他，懷疑這個獨裁者“動機”何在？
事實上，蔣經國對他的選擇將導致的未來是十分清醒的。當民主進步黨成立，蔣經國力排眾議，不予處置，並決定開放黨禁之時，沈昌煥提醒他，“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這個斬釘截鐵的回答說明了一切。昔日獨裁者的“動機”，就是在台灣結束獨裁，讓台灣走向自由的未來。
這樣的決裂，在蔣經國生命中不是第一次。
1927年4月在莫斯科，十七歲的蔣經國同他父親蔣介石決裂。當他聽到蔣介石在上海屠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時，給他父親寫了公開信：
介石，我不認為你會聽到我要說的話，你也可能根本不想讀到它們。但是，不管你讀不讀到，我都要寫出來。今天我要重覆你曾經在信裏告訴我的話，“謹記住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我願為革命赴湯蹈火。”現在我要說，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務，今後我不再認你為父。
十年後他回到父親身邊。又在台灣繼承了他父親的政權。七十六歲時他再次同過去決裂。這一次是同舊製度決裂，是告別舊時代，跨進新時代。可以說是同他父親的第二次決裂，同時也是同過去的自己決裂。這種決裂是蔣經國性格中固有的。一位接近蔣經國的朋友告訴我，與蔣經國相處，感覺其晚年的變化，有一種“贖罪”的心態，而且非常急切。我認為這位朋友的觀察是準確的。從我所接觸的資料，自1986年3月29日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到他去世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他坐在輪椅上，幾乎是以追趕自己即將逝去的生命那樣一種急迫感，在把台灣推進生命之流。
不錯。蔣經國在台灣曆史上起決定性作用的轉變，蔣經國的“贖罪”，就是這短短的兩年，比他有罪的歲月短得多。但這是改變台灣曆史的兩年。當曆史機會來臨時，曆史人物在轉瞬即逝的關鍵時刻作出的選擇能夠改變曆史的方向。蔣經國那位莫斯科同學鄧小平，在廿世紀八十年代的曆史機遇比蔣經國好得多，中國也比台灣先進入改革開放進程，擁有廣泛的國內支持和國際支持。然而，當蔣經國宣布在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鄧小平卻在北京宣布戒嚴，把坦克開向天安門。這兩個人作出相反方向選擇之時，也就是選擇了台灣與中國關係的未來。
蔣經國選擇“革新保台”，把台灣推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潮流；他所選擇的不隻是台灣的生存戰略，也是台灣的中國戰略，台灣的全球戰略。
上文提到，鄧小平對蔣經國的“統戰”，最後一次是1985年李光耀的台灣之行。到1986年鄧小平才死心。中國官方出版的《遏製台獨》一書中指出：“蔣經國倡導並推動的政治革新，是台獨的溫床，使台灣社會從此走上台獨的曆程。”
鄧小平清楚，台灣隻要走上民主之路，就是走上台獨之路。所以他才對戈巴契夫說：“我這一生隻剩下一件事，就是台灣問題，恐怕看不到解決的時候了。”
蔣經國自己當然清楚，隻有民主化才能確立台灣主體，台灣才能生存於自己的國土，台灣才能與中國並存於台灣海峽兩邊，台灣才能獨立生存於世界。這就是蔣經國選擇的台灣的生存戰略，台灣的中國戰略，台灣的全球戰略。隻有那些口稱“台獨”成口稱“反對台獨”，卻不知 “台獨”為何物的台灣人才糊裏糊塗。
對蔣經國來說，如此重大的曆史轉變，要以他有限的生命去做，能不急迫？他不但要走出決定性的最初幾步，打下後人難以逆轉的基礎；還要選擇適當的後繼者。
這一切，蔣經國做到了。不錯，是在強大的壓力之下，蔣經國以更強大的使命感與意誌力，以自己最後的微弱生命做到的。
這就是蔣經國的“贖罪”。一個偉大的贖罪者。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