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國真的害怕美國債務違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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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魯鄭 2011-08-06

8月2日隨著奧巴馬不情願的簽下提高債務上限的法案，一場持續了八十多天的政治鬧劇終於落下帷幕。美國終於又可以借新債還舊債，暫時繼續運作下去了。

美國雖然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但卻也是全球最大的債務國。目前，美國財政支出的每一美元中，就有0.4美元是借來的，借貸已成為美國經濟發展的最大依賴。所以自1960年以來，美國國會已78次提高債務上限，平均八個月提高一次。奧巴馬做總統以來，也已經提升過三次。而美國的債務總額也從九十年代初的不到4萬億美元急速提升到今天的14.3萬億，幾乎占GDP總量的100%。如果換成希臘或者拉美或者九十年代俄羅斯哪樣的國家，早就破產並成為全球救援和施舍的對象了。

這確實相當詭異。被視為全球榜樣、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美國模式，何以就淪落至此。從表麵上看，美國債務急速增加有如下原因。

一是軍事開支劇增。1981年至1989年的裏根時代，發起了星球大戰計劃，預算高達1萬多億美元。裏根之後，老布什上台。在他執政期間，伊拉克入侵美國的盟友科威特，他又以聯合國的名義發動了第一次海灣戰爭。2001年至2009年，小布什當選美國總統。他在任期內幾乎將美國的舉債規模翻了一番，舉債上限從5萬8000億美元提高到10萬億美元。而他增加舉債的主要原因，則是為滿足兩場針對穆斯林國家的反恐戰爭的需要。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開支按今天的價格不過為4.1萬美元，而反恐戰爭到目前的開支已達4億美元（美國布朗大學的研究）。美國軍費開支劇增，不僅僅是有競爭對手或者敵人的存在，更有其霸權擴張的需要以及為獲得軍工利益集團的政治支持。

二是經濟頻頻出現衰退甚至經濟危機。比如老布什時代的經濟衰退，小布什時代的經濟危機，以及沒有終結危機的後危機時代的奧巴馬執政三年。他們在位期間，或者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或者為了保護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銀行和大到不能倒的企業，不得不大規模借債。

三是國民性。從全球各民族的文化來看，盎格魯.撒可遜為代表的英美兩國，是高消費，高負債。上自政府下至百姓習慣於寅吃卯糧，即花明天的錢。以法國為代表的拉丁民族則既不超前消費，也不儲蓄，算的上量入為出，即花今天的錢。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則是習慣於儲蓄，節儉度日，即花昨天的錢。所以盡管中美兩國小汽車銷售總量相近，但不同之處在於中國是80%依靠平時的積蓄，而美國80%依靠貸款。

四是則和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推動了資源在世界範圍內的整合，美國從一個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升級”為服務業和金融業為核心的國家。日常消費品完全依賴進口，這就是美國貿易逆差的根源。可說是全球貿易的結構性問題，而不僅僅是匯率造成的。另一方麵美國又出於國家安全的原因，一直不放開高端行業的出口禁令，則進一步加大了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差距。不過，美國這種模式之所以持續，則和其它各國又把貿易順差積累的巨額資金轉而投向美國有關：即購賣大量的美國國債和國家擔保的債券。

不過歸根到底，今天的困境還是美國的製度造成的或者說這種製度所無法解決的。簡單說來，美國的製度演變到今天，解決不了軍費過度開支的困境，也無法有效應對全球化及全球化下的經濟危機，更不敢對寅吃卯糧的國民性太歲動土，相反還由於選舉的存在，更助長和放大了這種國民性。其實美國在民主黨克林頓時代，經濟一度表現不錯。盡管也提高了債務上限，但主要是為了替美國以前的財政赤字償還利息，同時還要繼續履行前任政府承諾的各項花銷。當他完成八年任期的時期，還少見地出現了大量財政贏餘。常規來看，民主黨的候選人、時任副總統的戈爾在此基礎上是可以勝選的，而且戈爾強調經濟總有衰退的時候，應該有所準備以備不及之需。但小布什一句：有贏餘說明多收了稅。幹脆把“這些錢是你們的！”做為選舉口號。這種民粹式的選舉當然令小布什意外得勝。他上台後，立即減稅，隨後就是反恐戰爭，一舉揮霍一空，同時債務猛增。不過話說回來，克林頓時代的經濟增長也是備受質疑的。這就是依賴互聯網泡沫。後來互聯網泡沫破滅後，又大搞房地產泡沫。次貸危機之所以發生除了銀行利令智昏，無門檻放貸，還和美聯儲長期壓低利率直接相關。

或許有人認為，不管怎樣，美國國會還是設置了債務頂線，每次提升都需要國會的批準。這應是其製度的優越性。但事實上卻上，這個世界上實質上隻有美國如此（丹麥也有類似做法，但其頂限高的已經形同虛設，根本不會出現需要國會批準的可能），根本不具代表性。相反不管美國還是歐盟都是個個債台高築，人人風聲鶴唳。（歐盟規定債務占GDP的比重不能超過70%，但：德國81%、英國89%、法國97%、美國99%、葡萄牙99%、愛爾蘭113%、意大利133%、希臘150%、日本204%。而且一直處於繼續上漲的態勢。）不過，美國的製度如何，還是在這次債務上限提高演變成政治鬧劇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眾所周知，美國已經78次提高債務上限，但唯獨這一次成為共和、民主兩黨角力的籌碼，引發全球極大的焦慮和震動。這除了經濟危機的時代背景，還和選舉年來臨有關。奧巴馬團隊希望大幅提高債務上限，一定跨越選舉年。同時通過增加稅收的方式，減少赤字和債務。而共和黨則希望僅一定程度的提高債務上限，在2012年再度拿出來當作打擊民主黨的手段，同時減少開支，特別是福利性開支。由於任何方案都必須是兩黨投票才能通過，假設奧巴馬的方案勝出，自己可達到用鈔票買選票的目的，還將打擊共和黨所代表的高收入群體。而如果共和黨的方案通過，則打擊民主黨代表的中下層支持者。可以說，提高債務上限已經從一個普通的經濟、行政手段上升為兩黨2012你死我活的爭鬥。不過，要想讓這場爭鬥演下去，還要有製度上的支持。假設民主黨控製了參眾兩院，共和黨是無力挑戰的。但巧的是，根據美國的製度設計，國會改選和總統選舉是不同期舉行。盡管奧巴馬上台時，民主黨已經掌握了參眾兩院，但卻在中期選舉中輸掉了眾議院。這樣，共和黨才有了憑借製度借債務上限提高發難的機會。而上一次提高債務上限是2010年2月12日，由於民主黨控製參眾兩院，奧巴馬波瀾不驚地簽署了將債務上限從12.4萬億美元提高到目前的14.294萬億美元的法案。

令全球憤怒的是，美國這樣自我標榜的民主國家、自詡普世典範，卻在全球經濟動蕩一刻，政黨利益至上，相互玩火，競賽看誰更大膽，大搞危險的戰爭邊緣策略。這連同文同種的英國都無法接受。英國《每日電訊報》批評道，美國的政黨扯皮是一種悲哀，毫無責任感的政客們拿國家甚至世界經濟的命運冒險。文章稱，很難想象（美國）這種政治遊戲會造成多少人憤怒、沮喪和恐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包括軍人在內的美國民眾，不分老少、黨派、窮富，都對談判僵局感到厭惡和不安。英國《金融時報》幹脆將美國政府全麵打倒：“美國經濟即將陷入衰退。至於美國政府，即使它真的沒有把事情弄得更糟，也隻是在徒勞無功地瞎折騰”、“因為美國根本沒有高效的政府。如果有，美國不就會在經濟陷入停滯之際一步一步走向國會授權的違約”。美國的商界精英則給出這樣的評價：華盛頓的政客們“互相叫喊，互不相讓，就像一群兩歲大的孩子”！

美國這場持續了八十多天的政治秀，在美國已經實質“綁架”了全世界經濟的現實下，令世人感到多麽的恐怖和驚魂動魄。這也不由得不令人感到，西方在自己國情的基礎上經過漫長演變而發展出來的這套民主製度，似乎已經喪失了調整能力和應變能力。多黨製下的理性製衡演變成了非理性的政治抗爭。關於美國的製度，前總統杜魯門曾一語道破天機：我們的兩黨製是“兩黨合作製”。前總統尼克鬆也說過：“如果兩黨原則分歧很大，以致從一個政黨執政轉到另一個政黨執政，意味著根本的改變，那就太危險了”。不僅兩黨之間，就是政黨與國會之間也是如此。艾森豪威爾擔任總統時，時任參議院民主黨領袖的約翰遜公開說：“我從來就不讚成這種論調，說什麽反對黨就是專提反對意見的。我不相信，美國人民派我們到這裏來，隻是要我們起阻撓作用”。

西方一向把中國視為黨國一體的國家，而自視為黨國分開的製度。但到今天，這種黨國分開體製導致的後果卻也日益令人觸目驚心：政黨利益至上，為了政黨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大搞短期行為，甚至飲鴆止渴，根本不考慮國家長遠和未來。至於造成的後果，看看今天的美國和歐盟就知道了。雖然美國和歐洲問題不盡相同，但兩地區在債務增長、經濟疲軟、昂貴且無法改革的福利製度、對於未來的擔憂、以及政治僵局等方麵卻是共性。

其實，對於美國各黨來說，國內外的殷鑒並不遠。1995年，克林頓政府的大規模財務支出計劃需要提高債務上限----也是在選舉前一年，但是1994年民主黨輸掉了國會選舉，債務上限提高計劃被共和黨國會否決，最終被迫政府關門。結果導致大約100萬政府工作人員被迫回家休息，其間沒有工資；有368個國家公園關門，旅遊方麵的經濟損失每天達1420萬美元；退伍軍人的福利、醫保和旅行服務大受影響，一些社會醫療事務停辦，國家醫療機構停業，疾病預防控製機構工作也受到一定影響；大約每天有2萬至3萬名外國人的美國簽證申請沒有受理，總共有20萬美國人的護照申請也沒有得到受理。1998年8月17日，俄羅斯宣布盧布貶值，並延遲三個月償還外債，導致俄羅斯國債大幅貶值並完全喪失流動性，國家陷入破產境地。

或許令世人不解的是，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又是科技創新能力最強的國家，何以就無法避免危機？何以就無法挽救這個製度？其實，這種現象在曆史上不止一次出現過。當年的中國科技和創新能力也曾領先全球，但最終由於製度的原因而衰落。如果不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革，技術創新不僅救不了當年的中國，也救不了現在的美國。

雖然在最後一刻，以民主黨做了較大讓步告終（令人震驚的是，兩大黨都第一時間表示自己是勝利者，卻全然無視這場危機曾給全球造成的多麽嚴重的影響），三大評級機構也繼續維持了美國的信譽等級。但實際上，已嚴重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的信譽。美國著名投資家羅傑斯此前曾批評信評機構“真不知到他們在等什麽？美國早該被調降評等了。”“至今信評機構已經錯了10至15年了，美國破產了，他們到底在扯什麽？”可以說，兩年前的金融危機和此次的美債危機，已經昭示了美國經濟模式過度迷戀金融杠杆、寅吃卯糧的運行弊端，也暴露了美國政府利用美元特殊地位以鄰為壑、轉嫁危機的道德風險。這就是為什麽全球股市以連續大跌做為回應：美國道瓊指數重跌超過五百點，創二○○八年十二月以來最大跌幅，為道瓊史上第九大跌點紀錄，兩周來美國股市1.9萬億美元市值憑空蒸發----這可謂當天慶祝五十周歲生日的奧巴馬最不受歡迎的禮物。歐洲周五德國股市下跌二．七八％，英國、法國跌掉二．七％、一．二％，此前一天英德法三大主要指數已經狂瀉超過三％，本周的歐洲股市已經合計重跌十％。股市下挫對美國意味著什麽呢？“八十％的股票集中在最富有的前十％美國人手中，二十％最富有的美國人占消費支出的四十％，消費支出占經濟成長的七十％”。世人終於明白，這場危機的解除隻是暫時的，美國終究無法擺脫最終違約的命運。這不僅僅是由於債務隻增不減、美國借貸發展模式無以為繼，也同樣和世人對這種製度的信心喪失有關。畢竟這個世界上有哪個國家可以做到消費增長不是建立在生產擴大、工資提高或者出口增大的基礎上，而更多的是以增大負債為基礎呢？而且長期以來，濫發鈔票和發行龐大的國債已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美元本位製事實上已演變為美國的債務本位製。為了避免債務違約導致對經濟的衝擊，美國勢必很快再次衝破債務上限，主動挑戰全球的信用底線，而這將引發一場全球範圍的美元信用危機。如果說，不提高債務上限就意味著美國技術上違約，那麽，美國繼續提高債務上限則是美國對全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美元儲備的真實違約。而技術違約和真實違約合二為一這一天的到來隻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奧巴馬三年前競選總統的口號“YES，WECAN”，已經被“YES，WECAN’T”所取代。

麵對這樣的局麵，做為美國第一大債主，外匯儲備70%都是美元資產的中國，應該如何未雨綢繆呢？

現在一般有三大思路：一是將外匯儲備投入到稀缺和難以再生的自然資源中。如石油，礦產。二是增加持有貨幣的多元性，如減持美元，增加歐元和日本。三是購買黃金。

應該說第一條最為可行。特別是由於西方的經濟危機，導致石油價格大幅下降，確是投資的好機會。但其餘兩條則有些紙上談兵。美國的危機已經導致黃金價格上升（自從年11月以來已上漲20%），而且黃金的生產和儲備都是有限的，每年的需求量和供應量差額極小，根本無法容納中國巨量資金。至於歐元和日元，自己都自身難保，不僅其資產質量未必就高過美元，而且其市場容量相對於中國的儲備也是太小。哪麽中國隻有坐等美國崩潰違約嗎？

其實美國違約對中國而言並不是多麽可怕的事情，甚至還有可能是機會。目前美國公共債務總額為14.3萬億，其中，美國國內持有9.8萬億，占比68.6%。海外持有占比為31.5%，其中，中國雖然是其第一大債主，但僅占8.1%（第二大債主日本占6.4%）。美債真正違約首先傷及國內，並導致國家陷入混亂甚至崩潰。在這種情況下，隻有中國的人民幣屹立不倒。因為要麽此前歐元和日元已經倒台，或者在隨後的美國危機下倒台。相對於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經濟表現更差。畢竟美國還沒有老齡化問題，其福利製度也不事無巨細全部囊括，經濟活力也勝過歐盟和日本。此外，歐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沒有真正統一的央行，各國自行其事。日本則國力太小，已達到其頂峰。所以，就算此時美元成為廢紙，全球仍然需要一個貨幣執行交易功能。哪麽放眼全球，隻有人民幣堪此大任。這樣，盡管中國也在美國的崩潰下損失嚴重，但獲得的卻是人民幣全球支付地位，這也就是學者們所主張的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來預防未來的美國違約和崩潰。

縱觀人類曆史，霸主易位既有武力方式，也有和平方式。同樣的，兩強相爭分出勝付的方式也不全是戰爭，比如蘇聯就自行崩潰，令美國取得冷戰的勝利。但不管哪種方式，都不會是和風日麗，而是充滿了大動蕩，大變局。中國必須明白，人類曆史已經證明了，隻要前霸主不倒（被打倒或者自己倒），後來的崛起者就不可能取而代之。中國不僅在實力上還是心理上都需要充分的準備。或許當一場經濟浩劫之後，中國成為全球新的領導者，其場景類似於二戰後的世界：其他國家一片廢墟，美國一枝獨秀。

美國違約或崩潰對中國之所以不可怕，還在於美國還是有許多非虛擬資產。比如一艘先進的航空母艦就價值50億美元，一個編隊可達上千億美元。二戰時，英國欠美國巨額債務，就把其在海外的軍事基地打包賣給了美國。還有，美國在華投資也有六百多億美元。如果政府欠債，完全可以扣押補償。這也是目前西方通行的做法。比如就在今天，由於泰國政府拖欠一家目前已倒閉的德國公司一筆約3000萬歐元的款項，德國政府就將停在慕尼黑機場的哇集拉隆功王儲的飛機充公。雖然泰國不認可德國法院的判決，但最終仍是王儲自己支付了2000萬歐元才算了事。總之，美國還是有足夠的固定資產來償還這些債務的。或許有人質疑美國難道不會賴債嗎？道理很簡單，一個內部混亂、極度衰弱的美國要想在新的國際世界中還保留一個適當的位置，它就不可能不承擔責任。我們不妨設想，前世界霸主英國在二戰後拒不承認對美債務會是什麽結局？

當然這一天不可能很快就到來。畢竟美元做為世界貨幣的路徑依賴十分強烈，目前看也沒有可替代物。而且，美元霸權在演進的過程中存在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製。在貨幣交易中，某種貨幣使用的人越多，就意味著用這種貨幣與別人交易就越快和越容易，該貨幣就越有吸引力，任何新加入的交易者都會對其他人帶來正外部性，從而產生收益遞增和自我強化效應。更重要的一點是，美國為避免“最終清算”的到來，一定會想盡辦法和中國妥協、取得中國的支持（如同當年英國對美國），在時勢比人強的前提下，甚至交出世界霸權也未必沒有可能。

本篇的結尾還是要談一下製度。西方2007年以來的經濟危機及其表現，已經證明了這種製度不可能是人類的未來，全世界人民應該很慶幸中國不是歐盟，不是美國，不是日本。否則，真的就是世界末日。從人類曆史上看，簡約的說有兩種製度：專製和民主。它們都同樣創造出人類輝煌的文明：如中國的漢唐，法國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侖時代、德國獨立後的王權時期。古希臘時期、今日的美國和歐盟。但也都帶給人類災難。包括發生在美國的兩次經濟危機和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應該說，每種製度都有其長處，也有其不足。專製製度有穩定性、傾向於作長遠規劃、效率高，但過於依賴個人的英明。而民主製度則易導致政黨利益高於國家利益、短期行為，效率低下、過於依賴選舉又導致政治的平庸化。奧巴馬這樣沒有任何行政經驗的人就可一躍來管理一個國家。泰國前總理他信的妹妹英拉，五月份之前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參與過政治，但一旦被推為候選人，就能以極大優勢當選。所以，如果拋棄人為的意識形態禁錮，應該嚐試對兩種製度的融合。從目前的實效看，中國的製度模式可算是成功的一個樣本：實行一黨執政，但又定期的更換領導人。既做到了穩定性，也保持了靈活性。當然現在就下結論還早，但畢竟中國是一個產生過高度政治文明的國家，我們也有信心在新的時代，創造更為先進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