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是第二篇，指名道姓地指責一個前國家領導人，膽子不小，而且還登出來了，直到現在鏈接還有效，不尋常啊。
朱鎔基清華談話實錄曝光 稱房改政策錯誤
2011-05-27 漢網
朱鎔基說：“我們製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就是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麽高。這個絕對不是分稅製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
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與清華師生座談中，直言不諱地就分稅製、土地財政、城市交通、義務教育這些社會熱點話題，表達了自己的思考。
“攻擊分稅製，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
談及分稅製，朱鎔基手拍著《中國農民調查》說道，攻擊分稅製，說分稅製掏空地方財政，造成農民貧窮的人，根本就是無知！無知還透頂！隨後，朱鎔基緩 和了口氣，說：“來的時候，我的女兒勸我不要發脾氣，我忍不住了，還是要發脾氣。這絕不是為了我個人，也是為了整個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
分稅製是1994年後推行的新稅製，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是主要推手之一。
在此之前的1993年，中央政府財政能力降至曆史最低點。於是，朱鎔基采納經濟學家董輔等人的提議，決定“分灶吃飯”，中央與每一個省份磋商分稅種類和比例，實行分稅製。
從1993年9月9日到11月21日兩個多月的時間，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帶領60多人的大隊人馬，飛遍17個省、市、自治區，苦口婆心解釋中央要推行的分稅製方案。其間，中央與地方討價還價，並最終相互妥協。
推行分稅製前後變化大致可總結為：1994年以前的財政收入，中央占3成，地方拿7成，財政支出則是倒過來，中央拿7成，地方拿3成；1994年以後，中央政府在名義上可以得到60%以上，甚至可占7成。不過根據相互間的妥協，中央仍須在自己的收入當中提取若幹返還地方。
到2003年，朱鎔基卸任時，分稅製實施整整十年，財政的盤子從4349億元增長到21715億元，增長了將近四倍。
長篇報告文學《中國農民調查》也恰於這一年出版。書中披露了安徽農村的現狀，作者認為分稅製改革的實質就是中央財政集權，中央出發點雖好，但造成地方財政弱勢。諸如義務教育、計劃生育、優撫和民兵訓練等費用，中央都甩給了地方，但地方沒有錢，最後就都轉嫁到了農民頭上。
在清華座談現場，朱鎔基列出2010年財政收入數據予以批駁，其中提及的中央與地方財政分賬數據，此前尚未有官方披露過。
朱鎔基說：“去年全國財政收入83000億，其中，地方直接收入4萬億，中央稅收返還（給地方）33000億，兩者相加是73000億，占了大部分 啊。中央財政收入多少？是15900億（注：原話如此），占83000億的20%左右吧。92、93年中央財政收入比重是28%、27%，現在20%都不 到，怎麽能說中央把稅都收上去了，收得過多呢？”
不過朱鎔基對分稅製亦有反思，“當然我們還有缺點，主要是返還支付的方式。”
由於收上來的相當一部分錢隻是中央財政過了一下手，又通過轉移支付、專項撥款等形式補助給各地，使得中央財政和中直部門從中權力大增。
朱鎔基說：“稅收返還（轉移支付）的工作做得不好，要靠地方‘跑部錢進’，求爺爺告奶奶才能拿到，分稅製有缺點，但我負的責任不是主要的，因為我當時就說，分稅製改革沒有完，要繼續進行。”
“地方沒錢了，所以它隻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
朱鎔基在清華說：“最近呢，還有一種謬論呢，國外的報紙也有，國內的報紙也有，說這個房地產項目這麽沉重，都是過去這個分稅製搞壞了，說稅收都收給中央來了，地方沒錢了，所以它隻有發展房地產才有錢？狗屁！”座談現場爆發大笑，連一旁的劉延東也不禁掩口而笑。
從2005年起，大陸樓市價格開始了暴漲曆程。由此而起的諸多社會抱怨中，對分稅製的聲討此起彼伏，亦有不少專家學者撰文稱，高房價的深層原因是分稅製掏空地方財政，地方倚重土地財政直接推高房價，且使地方政府被房地產業綁架，阻撓中央調控樓市政策落實。
對此論調，朱鎔基說：“（財政收入）總共8萬億，一來一回（地方）收回來7萬3千億，還少啊？還沒錢？現在地方有的是錢。這房地產（問題）根子就是房改政策錯誤。這個不講，你們看書。”
朱鎔基說：“我們製定了一個錯誤的政策，就是房地產的錢，都收給地方政府，而且不納入預算，這不得了。這個錢就是搜刮民膏，所以把地價抬得那麽高。這個絕對不是分稅製的錯誤。地方沒少收錢。”
朱鎔基對清華的學生說，房改更多的失誤就不多講了，請大家多看書（注：即指將要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
“我們什麽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
朱鎔基清華座談時，談到了即將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一書最後一篇文章的選取。據他回憶，最後一篇文章本來要選其最後一次在國務院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值得紀念的五年》，內容是總結任總理的五年。
臨近《朱鎔基講話實錄》（試印本）快要出版的時候，朱鎔基又想起一篇文章。那就是卸任總理的前一個月，2003年的2月1號，農曆春節，他去拜訪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所做講話，講話不長，占了書的最後兩頁。
新華社當時對朱鎔基此行有公開報道：11時50分，朱鎔基來到北京市公共交通總公司44路北官廳站，看望大年初一堅持運營的公交係統幹部職工。
中央電視台當時的報道突出了朱鎔基的講話內容：“中國要解決城市交通問題，從根本上說，是要大力發展公共交通。解決城市交通問題應加強科學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效率，還要大力發展環保型公交車，減少機動車汙染，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
朱鎔基此次在清華再提這段往事，他說：“那是我的（任內公開的）最後一次講話，我拜托大家別拿公款去買小汽車，去補貼小汽車，拜托大家多發展公共汽車，發展公共交通吧。如果這麽做了，何至於有今天。如果那時候照我說的做了，現在北京就不會那麽堵車了。”
朱鎔基又說：“現在有個‘榮譽’，我是不把它當做榮譽的，叫做‘中國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發展的方向’，我心裏想，我們什麽時候引領世界汽車工業的發展方向了？全世界都笑了，他們是把我們這裏當做市場了。”
“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麽樣？好多同學都輟學了。”
朱鎔基又說，上海車展上有的名貴小汽車一輛一億多，還有不少企業家買飛機，而農村呢，有的地方依然吃不飽，我們解放了這麽多年，農村的居民這麽貧苦。我從來不主張財政補貼發展汽車工業，我主張全力加強農村義務教育。
朱鎔基說，農村的學校，一人一杯牛奶，一個雞蛋都吃不到，青海省僅是800人的試點能吃到，青海省有3萬中小學生，800人跟3萬人怎麽能比啊？
朱鎔基痛心地說道：“我們現在的義務教育怎麽樣？（農村）好多同學都輟學了，都提前去城市裏打工了。”
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製定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本世界未達到4%。”但實際上，迄今為止，“4%”的政策目標並未實現。
在講這番話前一個小時，朱鎔基在清華大學人文社科圖書館參加清華大學機電係1951屆畢業60周年同學聚會時，也談及此問題。陪同的劉延東在走出人 文社科圖書館趕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的途中，對朱鎔基的一位同班同學說，我是來接受批評的，不過教育投入也是在增加，以前教育投入占GDP達不到4%， 就快要達到了。
2010年7月29日備受關注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正式全文發布。其中，關於經費保障一章，表述為“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2012年達到4%。
對這份《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10年）》，朱鎔基批評其中不少是“空話”。
朱鎔基談及高校擴招，他說“我不主張發展這麽多大學，這麽多大學幹什麽呀，我剛才問了我的同班同學，我剛進清華的時候，1947年清華才有兩千人， 現在幾萬人就不知道了，清華幾萬人說得過去啊，一個吉林大學也要七萬五千人，大學出了不少（學術上的）假冒偽劣，教授都去造假，剽竊論文，這樣搞下去…… 你還是先把義務教育搞好嘛。”
朱鎔基由義務教育談及國民教育，他以日本大地震為例，說“這次日本大地震，日本的國民損失這麽大，連我們都膽戰心驚，但老百姓普遍不驚，還是講禮貌，還是講公德，在這中國是做不到的，中國要是碰到這麽大的地震就亂了套了，這個國民性的養成一定要從國民教育開始。”
朱鎔基又說：“你不花大力氣搞國民教育，就出很多問題，現在很多人唯利是圖。”
延伸閱讀：中國為什麽采取分稅製
一、強化中央對地方控製。
二、1994年提出的原因，是因為廣國投事件後，中央政府發現，地方經濟（主要是財政）獨立性強，中央控製力就會減弱。
三、關於收入不進賬的問題，2002年之前土地收入還比較小，地方政府預算外收入主要是各類亂收費項目，2002年以後隨著“經營城市”概念提出 後，特別是2004年從香港學來的土地財政方式，升級為“土地經營”。這次中央政府沒有看到之後問題，加上2009年4萬億投資，就形成了今天這樣局麵。 聲明一點，土地財政並非不都進入地方政府預算。
（來源：鳳凰周刊 文中涉及朱鎔基講話均係根據錄音視頻整理）
高速下的陰影 劉誌軍不準說不式決策起底
2011-07-17 中國企業家中國高鐵的根本問題不是項目的上與下,不是速度的快與慢,不是營運裏程的長與短,而是決策論證過程的明與暗。
我們試圖還原中國高鐵從發萌到成形過程中被湮沒的聲音與決策過程,這個努力仍然顯得艱難,因為來自官方的核心信息仍然是個黑洞
2011年6月30日。下午3點15分,滬高鐵首趟列車G1次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車廂與乘客交流2011年6月30日。下午,京滬高鐵首趟列車G1次的商務車廂裏,不少乘客特意購買1750元的商務座體驗
劉誌軍 不準說不
1964年,世界上第一條載客營運的高速鐵路係統在日本東京與大阪間通車,時速達到200公裏。高鐵成為新日本崛起的符號。被稱為日本“高鐵之父”的十河信二最終沒有出現在新幹線的通車禮上,他提前以“欺騙性瀆職”為由辭去了職務。
此前的1950年代,是航空和汽車發展的黃金年代,鐵路被貶為“夕陽產業”,日本的高鐵計劃曾招致國內各方勢力的阻撓。日本國家鐵路公司第四任總裁十河信二不惜瞞天過海,隱匿大量信息並挪用其他項目資金,強勢推進了日本新幹線建設。
半個世紀過去了,類似的一幕在中國上演。中國高鐵的狂熱推進者、有“中國高鐵之父”之稱的前鐵道部部長劉誌軍同樣沒有出現在6月30日京滬高鐵的通車儀式上,早在4個多月前,他“翻車”落馬。
養路工人出身的劉誌軍敢想敢幹。2003年3月他正式升任鐵道部部長、黨組書記。劉誌軍上任伊始就提出了“跨越式發展”思路,他在任8年間,也是中國鐵路建設的大躍進時期,劉誌軍被人戲稱為“劉躍進”。
劉誌軍提出了著名的“八小時計劃”,即除烏魯木齊、拉薩等個別城市外,北京到全國省會城市都將控製在8小時車程以內,香港也不例外。並且,“到 2012年,我國鐵路營業裏程將由目前8萬公裏達到11萬公裏以上,電氣化率、複線率均達到50%以上。屆時,我國發達完善的鐵路網初具規模,鐵路運輸能 力緊張狀況初步緩解,‘一車難求、一票難求’的現象會有較大改觀……”
但時間行進到2011年,買票難並未緩解,春節期間竟然出現了不少農民工“摩托返鄉團”。春節過後,劉誌軍旋即落馬。
隨後,輿論對“跨越式發展”、大規模高鐵建設的質疑鋪天蓋地。劉誌軍本身貪腐受賄等等問題有待權威部門調查公布,但更多的疑問由此而生:
何以這些質疑在劉誌軍在位期間不能夠公開發表?京滬高鐵作為超過三峽工程的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大建設項目投資,何以不用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討論表決?更 進一步,這一關係到國計民生、花費納稅人巨額財產的工程,在決策之初為何信息不能充分公開,並且經過全社會公開討論?包括高鐵上座率在內的一些數據,為何 到今天仍然是個秘密,甚至連相關的研究者都不能得知?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劉誌軍落馬後的牆倒眾人推,不過是其在位期間對高鐵項目和個人一味歌頌讚揚的另一麵,威權從來意味著極端。明眼人一針見血指出,劉誌軍本人何嚐不是這種缺乏公眾監督、控製言論環境的犧牲品。
2004年1月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後,鐵路建設駛入快車道,其中包括建設“四縱四橫”客運專線,此後備受爭議的中國高鐵亦起步於此。客運專線或者城際特快實際上就是高鐵,但為了避免敏感,鐵道部以“客運專線”稱之。
據統計,過去5年間,中國建成京津高鐵、武廣高鐵、鄭西高鐵3條高鐵客運專線,分別耗資206億元、1200億元和501億元。而京滬高鐵,則以 2209億元的投資超過三峽大壩的2039億元,成為中國投資最大的工程。2209億還隻是鐵道部沒有調概過的數據,一般來說,調概會更高。
京滬高鐵正式立項時,距離1997年京滬高鐵可行性報告出爐已經過去了10年,過去的10年裏,京滬高鐵一直糾結於究竟是采用輪軌技術還是磁懸浮技術。
1980年代初期,兩院院士沈誌雲前往劍橋大學參加學術會議,“舉座皆談高速鐵路”,他才真正意識到“中國落後了別人多少年”。繼日本之後,法國、德國、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已然掀起高鐵建設熱潮。
沈誌雲記得,鐵道部在1994年後,用3年的時間完成了對《京滬高鐵可行性報告》的修改,並於1997年獲國務院辦公會議原則性同意。 “當時說的是馬上報正式的可行性報告審批,下一屆政府正式立項。時任總理李鵬、副總理朱鎔基都簽了字。結果一換屆,朱鎔基當了總理,我記得非常清楚,在6月6日的兩院院士大會上,他來作報告,突然提出‘為什麽京滬高速鐵路要采用三十多年前的輪軌技術,而不采用最新的磁懸浮技術呢?我覺得這很不合適啊。’從那以後,京滬高鐵建設又分成了兩派——輪軌派和磁懸浮派。”最終輪軌派勝出。
沈誌雲對主張建磁懸浮列車感到非常不解,建造磁懸浮的投資要比高鐵更大,而且功率消耗又要高很多,票價是高鐵的3倍,運輸能力又比輪軌低一倍。 “10年的磁懸浮和輪軌之爭,沒道理啊,磁懸浮連德國都不搞。後來上海還是搞了一條磁懸浮,虧損達兩三個億。”這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條商業運營的高速磁懸浮列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