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當武漢、北京、成都、南昌等諸多城市慘遭水浸時，江西贛州的福壽溝又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一條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曆史，仍承擔著贛州近10萬舊城區居民的排汙功能。有專家評價，以現在的自然降水和汙水處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應付，也不會發生內澇，“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讚歎”。
7月15日晚間到17日清晨，廣州中心城區普降暴雨。市民普遍擔心的後果就是，內澇來襲，出現“候車似看海”的景象。
暴雨過後，積水成澇，已然不是新聞。在過去一個月裏，武漢、成都、南昌、上海、北京等多個城市，暴雨之後都出現了令人苦不堪言的內澇。不少網友戲謔：如今可以“去武漢看海”、“到杭州觀水漫金山”、“坐北京地鐵賞水簾洞景”……
據不完全統計，在過去一個月，至少已有14個城市出現內澇。問題是，內澇集中來襲，中國大都市一一失守，病因何在？有無良方？
不斷“淪陷”的中國城市
在暴雨麵前，即使是首都北京，也顯得脆弱不堪。6月23日下午4時30分左右，北京突降暴雨，截至當晚7時，城區平均降水57毫米，個別地區最大降水量達182毫米。這場暴雨讓北京城狼狽不堪，城區多處積水，道路癱瘓，形成了眾多網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比如“二環觀海”、“水上機場”、“地鐵瀑布”等等。
北京並不是今年第一個“淪陷”的國內城市。6月9日-24日，半個月之內，武漢就連降三場暴雨，積水路段遍布三鎮，全城擁堵。其中武漢大學兩次被淹，校園成了水上樂園，“到武漢大學去看海”，一時成為風頭無兩的網絡熱詞。
6月28日，長沙城區出現罕見暴雨，從8時至14時，6小時內降雨達54毫米。積水路段宛如“澤國”，當地網友戲謔，“威尼斯用一千多年做到的事，武漢用幾天做到了，北京用一天做到了，長沙用一個小時做到了！”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6月以來遭遇內澇的城市多達14個：北京、武漢、深圳、杭州、南昌、長沙、合肥、南京、成都、揚州、江陰、鹹寧、萬源、日照。
事實上，近些年來，每每雨季來臨，便有不少城市加入“水城”隊伍。住建部2010年曾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過一次城市調研，是次調研結果顯示，全國三分之二的城市都曾發生過內澇事件。
“城市經濟密度比較高，內澇帶來的經濟損失不可小覷。”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教授袁奇峰說。6月23日，北京內澇，兩名青年因下車推雨中熄火的汽車掉入汙水井中，瞬間被水卷走，隔天兩人的屍體才被發現。6月28日，暴雨導致長沙金盛布業市場內280多家門麵倉庫被淹沒，商戶損失慘重。中國去年也曾有百餘城市發生內澇，僅廣州市因內澇造成的損失就超過10億元。
內澇禍在重地表輕地下
很多人認為，中國城市落後的地下排水係統，是逢雨必澇的罪魁禍首。中國青年報最近一項有關內澇的調查顯示，83.8%的人認為國內城市頻發內澇原因在於“很多城市的建設‘重地表，輕地下’”；71.4%的人覺得是因為“排水係統落後，跟不上城市發展”。
北京暴雨傾城之後，就有媒體報道指出，北京除了天安門和奧運公園等特殊地段，排水係統是按十年或五年一遇的標準設計之外，其餘多是一年至三年一遇，就是隻能應付每小時36～45毫米的降雨。而6月23日降雨最大的地區，一個小時就達到了128毫米，超過了北京百年一遇的標準。
而從我國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排水標準來看，基本上是一年一遇，即每個小時可以排36毫米的雨量。廣州去年遭遇“5·7”暴雨，羊城變“洋城”，當時市政府的通報材料指出，廣州市現有排水管道有83%是一年一遇的重現期標準，僅有9%達到兩年一遇的標準，甚至還有少部分區域僅為半年一遇標準。而這還是廣州市2009年花9億用於“水浸街”的改造，重點治理228個水浸“黑點”，包括增大排水管徑、增設必要的排水泵站，進行改造升級後的結果。
而一些國外的大型城市，城市排水標準普遍比國內高。比如紐約是“10年至15年一遇”，東京是“5年至10年一遇”。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重光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指出，城市地下建設與地上建設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種意義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國城市化的過程中，這一關係卻被顛倒了過來。”
在袁奇峰看來，盡管城市地下係統建設的滯後造成了城市內澇，但也不能完全歸罪於地下係統建設的滯後。他指出，城市內澇日益頻發，最主要的原因是全球變暖後所帶來的氣候變化，使得極端災害頻發。“一個好的城市除了有市政設施以外，還需要有‘生態基礎設施’。”
袁奇峰指出，現在城市舉目所見多為鋼筋混凝土、水泥路麵，都是無法自然滲水的物質，城市的可滲透性變差，加上城市的水麵率降低，水塘所具有的蓄水作用也就沒有，另外城市開發綠地空間壓縮，綠地所具有滯水的作用減弱，這些因素都加劇城市內澇，“城市的滲、蓄、滯水作用都變弱了，內澇自然就加劇了。”
城市治澇不能一味靠排
要減少城市內澇，很多人寄希望於城市排水管網的升級改造。排水管網的設計標準改造，無疑需要巨大投資，而且在近幾十年的城市快速發展中，地下空間被不斷發展的電力、熱力和電信等管道占據，很難有足夠空間供排水係統升級，而且由於地麵建築物密集，土地權屬複雜，地下排水管網改造難度較大。
在袁奇峰看來，要解決城市內澇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需要全局性的思考，“排水設施不可能按照最大暴雨量的標準來設置，現有的管網也不能推倒重來，那樣代價太大。管網隻能優化，但並不是一味地講排，而要排水、蓄水相結合。”他還強調，城市建設的觀念一定要變，要給城市生態留有餘地，適當增加水麵率和綠地率；綠地要是“真綠地”，像珠江新城中軸線地下空間開發後建成花園，地下泥土也就沒了蓄水和滲水的功能，成了“假綠地”。
北京大學建築與景觀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則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城市出現內澇，不能怪地下管網不夠粗，因為多粗的管網都有無法消化的強降雨。在俞孔堅看來，解決城市內澇，不能一味地排，更應該把雨洪看著一種資源，為我所用。“將內澇歸咎於排水管網，是抓錯了問題的關鍵。如果所有綠地能比地麵低20厘米，城市綠地就可以承擔起滯洪的作用，那麽暴雨積水問題就能基本解決。”
解析
城市越大越脆弱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規劃研究室主任李紅玉表示，今年可能是暴雨年，遇到過暴雨的城市基本都是在短時間內降雨量達到一定程度後出現局部或大範圍的地麵積水，影響了交通和人們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城市功能越來越強大，人員越來越多，使得城市在突發性的重大自然災害麵前越來越脆弱。”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城市規劃與管理係副主任楊宏山這樣認為，“拋開城市硬件設施，在各地暴雨中體現出了一些部門對預警信息判斷不準確，‘神經係統’不夠敏感，采取措施不到位。”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暴雨暴露出國內大型城市在公共交通、城市設施管理等方麵的漏洞很大，一些公共管理部門表現出了被動應對的狀態。
6月23日，北京遭遇強降雨，海澱區沙窩橋附近擁堵不堪 新華社發
建議
設專門排水路段
北京工業大學建築工程學院教授周玉文認為，目前靠修複地下排水管網的方法解決城市內澇的可能幾乎為零。“原因是地下管道不光是排水管道，還有汙水、燃氣、電力等，馬路下麵的管道都排好了，現在把其中一個的尺寸變大顯然行不通。”
周玉文認為當務之急是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對現有的管網進行評估，要知道它到底能排多少。另外可借鑒國外的一些經驗。“國外有的國家是利用一個城市的地形，在城市道路裏挑一部分道路出來，暴雨時不走車了，專門排水，洪澇過了，就恢複正常通行。”
其實，早在2007年全國人大就通過了《城鄉規劃法》，對城市防澇標準都作出規定。“雖然也有這方麵的規定，但在正常的情況下，建設跟不上。”李紅玉坦言。
鏈接
1個月來 全國14座城市被淹
（按降水量從高到低排序）
1 江陰 （7月13日）
江陰暴雨，24小時降水量達234.4毫米，為有氣象記錄以來日降水量的極值。部分路段積水深度達2米。
2成都 （7月2日）
成都市區4小時雨量最大達到215.9毫米，接近曆史極值。成都2名市民在水中行走時被電擊身亡，8人失去聯係。
3鹹寧 （6月13日）
湖北鹹寧雨量接近200毫米，部分地方水深達到4米。
4萬源 （7月6日）
萬源市遭特大暴雨襲擊，最大雨量已達150.2毫米。
5揚州 （7月5日）
淩晨4時開始，揚州突降暴雨，5小時內降水達101毫米，是該市今年最大一場急暴雨。
6南京 （6月17日）
國家氣象基準站測得雨量為79.2毫米，部分地區超過120毫米。
7日照 （7月2日）
平均降水量74.5毫米，其中五蓮縣降水量最大，達到136.7毫米，暴雨引發內澇。
8武漢 （6月14日）
降水量達74.1毫米，最大的地方為181.9毫米，一天降水量相當於今年1月到5月降水量的40%。
9北京 （6月23日）
城區平均降水63毫米，最大降水量達到192.6毫米，是建站以來的最大值，16時到17時的雨量達128.9毫米/小時。
10青島 （7月2日）
全市平均降水量57.1毫米。雨量最大時，達到了40分鍾降水66毫米。
11長沙 （6月28日）
從8時至14時，6小時內降雨達54毫米。暴雨導致長沙金盛布業市場內280多家門麵倉庫被淹沒。
12重慶 （6月17日）
多數站點雨量超過50毫米，最大累計雨量為182.7毫米。
13合肥 （7月11日）
合肥突降暴雨，6小時內淮河以南部分地區降水量達50毫米以上，局部地區超過100毫米。
14濟南 （7月2日）
市區降水量達41.6毫米。市區南辛中街、營口路路麵水流湍急，水深處接近膝部。
要解決城市內澇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需要全局性的思考。
———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
用來提煉加工成飛機燃料的，並非中國通常意義的“地溝油”。
———荷蘭航空公司
“即日起，我會每天貼一至N段新東方教師課堂上跳豔舞的錄像……直到新東方清理門戶並向我道歉為止。”
———新東方前教師羅永浩
直接砍掉一些城市建設重大項目的投入，轉移到教育投資上來，比提取10%的土地出讓金會來得更直接有效。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
光緒年間福壽溝圖
當武漢、北京、成都、南昌等諸多城市慘遭水浸時，江西贛州的福壽溝又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一條宋朝修建的城市下水道，至今已有900多年曆史，仍承擔著贛州近10萬舊城區居民的排汙功能。有專家評價，以現在的自然降水和汙水處理量，即使再增加三四倍流量都可以應付，也不會發生內澇，“古人的前瞻性真令人讚歎”。
千年“福壽溝”
從飛機上俯瞰贛州，可以看到贛州城三麵環水，東麵是貢江，西為章江，兩條江在老城區的北門匯合成了贛江，而贛州老城區的地形則像一個烏龜殼。因而，傳說中，贛州好像一座烏龜形的“浮城”，所以不管江水怎樣漲，贛州城都能跟著浮起來，不會內澇。
不過，傳說是傳說。據《贛州府誌》記載，贛州城（北宋時稱虔州）曾屢遭水患，江水每每倒灌入城，嚴重危及居民生命財產安全。這種狀況發生根本性的改變得益於兩項重要工程。一是北宋嘉祐年間（1056-1063），孔子第四十代孫孔宗瀚任贛州知州時，把始建於唐末的土牆加固改造，使用磚石修築城牆，以使城牆更好地發揮防洪堤壩的作用；二是孔的繼任、一個叫劉彝的官員修建了贛州地下排水係統———福壽溝。
贛州市博物館專家萬幼楠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大致來說，福溝主要排放城市東南之水，壽溝主要排放城市西北之水。福溝主溝長11.6公裏，壽溝主溝長1公裏，合共12.6公裏。主溝完成以後，又陸續修建了一些支溝，從而形成了古代贛州城內‘旁支斜出、縱橫紆曲、條貫井然’的排水網絡。”
之所以取名“福壽溝”，因為兩條溝的走向形似篆體的“福”、“壽”二字。宋代福壽溝成矩形斷麵，磚石砌壘，縱橫遍布城市的各個角落，分別將城市的汙水收集排放到貢江和章江。福壽溝所用的磚石材料，為此後的維修帶來莫大的方便，它在地下老化甚至崩塌，隻要維修人員換掉壞的，一疏通就好了。
這一下水道工程，至今仍在發揮作用。現在到贛州老城區走街串巷會看到，在那些舊式民居的牆角下，布滿了一條條水溝。在每條水溝的拐角處，則裝有一個石板井蓋，井蓋上布滿了銅錢大小的孔洞。生活汙水和雨水，就順著這些水溝流進了地下的福壽溝，有孔洞的石板井蓋當做過濾網，阻擋樹枝、石塊等物堵塞福壽溝。
立體“防洪網”
福壽溝之所以能使贛州免於內澇，並不隻是下水道那麽簡單。“福壽溝實際上是一個係統工程，福壽溝隻是贛州老城排水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萬幼楠說。
在贛州排水防洪體係中，修建於宋代的堅固城牆是最好的防洪堤壩，還有城內的數百口水塘，則是最好的蓄水池。據了解，“福、壽”二溝與贛州老城城內的三池（鳳凰池、金魚池、嘶馬池）以及清水塘、荷包塘、花園塘等幾十口池塘連通起來。福壽溝將贛州城內原有眾多的水塘串聯起來，使之成為活的水係，遇暴雨時，可調節雨水流量，減輕下水道溢流；若章、貢二江洪水逼城，城內雨洪無法外排時可避免澇災。
萬幼楠曾說，把下水道和池塘連通的原理其實很簡單，“一旦雨量大增，福壽溝裏的水暴漲，溝裏的水就會流入水塘進行調節。就像長江流域與鄱陽湖、太湖、巢湖的關係一樣。贛州城的水塘增加了暴雨時的雨水調節容量，以此減少街道淹沒的麵積和時間。”
北京大學地理係教授馮長春是最早意識到贛州水塘重要意義的人之一。1984年，在詳細考察了贛州的水塘之後，他發表了論文《試論水塘在城市建設中的作用及利用途徑———以贛州市為例》，並在論文裏建議，今後應該堅決停止向水塘“進軍”。
不過，馮長春的建議並沒有被采納。“現在到處搞開發，就地值錢，很多水塘都被填平了，老城內的水塘消失得差不多。跟以前那種利用水塘、因地製宜的排水係統相比而言，現在遇到強降雨時，隻能利用技術手段進行強排，避免澇災。”萬幼楠對贛州城不斷消失的水塘充滿惋惜。
劉彝“善治水”
萬幼楠告訴羊城晚報記者，劉彝絕對是一位為民辦實事的技術專長型官員。“他擅長治水，最後被提拔調入京城任‘都水丞’，相當於現在的國家水利部副部長。”
說到劉彝的專業智慧，不得不說他的水窗設計。福壽溝排水口直通章貢二江，洪水期間，江水倒灌，很容易造成內澇。他便建造了12個防止江水倒灌的水窗，由四部分組成，即出水口處的外閘門和溝道，進水口處的內閘門和調節池，並與城內的池塘相連。“水窗是一項最具科技含量的設計。原理很簡單，每當江水水位低於水窗時，則借水窗內溝道之水力將內、外閘門衝開排水。反之，當江水水位高於水窗時，則借江水水力將外閘門自動關閉，以防倒灌。”萬幼楠曾指出，為了保證窗內溝道暢通且有足夠的水壓，劉彝采取變斷麵、加大坡度的方法來加大水流速度。
萬幼楠說，劉彝沒有隻重地表，不重地下。他主政一方，從當地老百姓所遇到的實在問題出發，一心為老百姓解決問題。福壽溝的修建，花了近10年的時間，還沒等福壽溝修好，他已經調離了，沒有享受到福壽溝的成果，但福壽溝卻讓贛州的老百姓享用了900多年。贛州人民為紀念劉彝，為他鑄造了一座青銅雕像，安放在贛州市宋城公園的古城牆旁，以傳誦他的功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