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琴螺：點評2011年7月13日-7月15日《參考消息》

 

2011年7月13日參考消息

《平壤大張旗鼓宣傳“中朝友好”》，日本《每日新聞》7月12日報道，日本《朝日新聞》7月12日報道，日本《東京新聞》7月10日報道，朝中社平壤7月12日電，日本《讀賣新聞》7月12日報道，日本廣播協會電視台網站7月12日報道，伊朗新聞電視台網站7月11日報道，韓國《中央日報》網站7月12日報道。據朝中社報道，為慶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50周年，在平壤和朝鮮駐華使館都舉行了招待會。《勞動新聞》在一篇文章中稱讚了中國在鞏固和增強共產黨領導作用方麵取得的巨大成就。此前，在朝方向中方所發的賀電中說，《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的締結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為永久性增進在爭取獨立、反對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流血鬥爭的道路上結成的朝中友好合作關係提供了法律基礎。無論風雲如何變幻，無論一代代人的更替如何頻繁，萬古長青的朝中友誼都充滿著不可戰勝的生命力。

中朝關係之所以越來越受到中朝兩國人民和領導人的重視，主要還是因為中朝雙方同時受到以美國為首的以美日韓軍事同盟這個形式存在的現實威脅，而且，隨著美國自身所麵臨的危機越來越嚴重，美國向外轉嫁危機的願望也就越來越迫切，而要向外轉嫁危機，則必須首先將被轉嫁危機的對象充分地孤立起來，因為隻有對方被充分地孤立了，對方才無法及時獲得外部的支援，同時也無法及時向外轉嫁危機。美國現在不僅僅是孤立中朝，而且還在千方百計的破壞中朝之間的友好關係，其意圖就是想在孤立中朝之間的一方的同時也將中朝的另一方給孤立起來。從一般的境內外敵對勢力所營造的輿論導向來看，它們並不公然鼓吹孤立中國，而是鼓吹孤立中國周邊的這些小國，如果中國自己沒有大局觀，對境內外敵對勢力的這種做法放任不管的話，那麽當中國周邊的這些小國因為被孤立而陷入要麽崩潰、要麽投降帝國主義的境地的話，中國自己實際上也就陷入了一個十分孤立的境地，因為屆時，中國已經沒有任何周邊國家可以攜手分憂了。因此，中國——作為一個要對世界負責任的大國——首先當然是要對本國的人民負責任，其次就是要對中國周邊的局勢負責任，如果中國連自己家裏的事情也要外國人來主持公道，如果中國連自己周邊的事務也擺不平的話，那麽誰還能指望中國對世界其他地區負好責任呢？！歐盟現在就是一個反麵典型，正是因為歐盟自己的很多家事還要由美國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幫忙決定，正是因為歐盟連自己周邊的動蕩也擺不平，所以，歐盟在國際上的威信受到了動搖，如果歐盟不能及時有效地克服這兩個問題的話，那麽歐盟的瓦解就將是不可避免的。

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盡管我們黨在慶祝成立九十周年的報告裏總結了很多已經取得的成就，但是在朝鮮這樣的旁觀者看來，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鞏固和增強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換言之，在朝鮮方麵看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改革”之路是鞏固和增強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而不是動搖和削弱了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建設、改革”之路才是代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正確方向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國人民才能看到共同富裕的前景，反之，如果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道路上，共產黨的領導作用被動搖和削弱的話，那麽也就意味著無產階級將麵臨無法享受到勝利果實的危險，換言之，“革命、建設、改革”之路所創造的巨大的財富將會被境內外剝削階級所瓜分，在這種情景下，即使創造了再多的財富，即使有再高的人均GDP，那對中國的絕大多數人而言也是毫無意義的。因此，要判斷“革命、建設、改革”之路上的具體政策措施是否正確，關鍵一條就是要看“是否有利於鞏固和增強共產黨的領導作用”。領導是領導者為實現組織的目標而運用權利向其下屬施加影響力的一種行為或行為過程。因此，領導不是等到事情出來之後再被動“裁判”是非對錯，而是要有“事前規劃、事中把舵、事後審查”等諸多體現出“對其負責”的措施的。換言之，那種以為中國政府隻要當“裁判員”的想法是根本錯誤的，不僅是對人民群眾不負責任的表現，而且更是唯心主義在作祟，關鍵一條，中國政府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政府，如果中國政府隻當“裁判員”的話，那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責任又怎麽通過政府的具體行為給體現出來呢？另一方麵，領導地位不是憑空而得的，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槍杆子，就不可能取得執政地位，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錢袋子，就不可能穩定社會、造福於民，如果中國共產黨沒有筆杆子，就不可能宣傳政策、疏通民意。古語講，法不虛行，仗境而生。因此，如果中國共產黨手裏沒有這些憑借，就無法進行領導，那麽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豈不是就要被架空了？！

由此可見，友好國家所看重的中國共產黨在鞏固和增強領導作用上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境內外敵對勢力所極端仇視的東西。因此，境內外敵對勢力不斷散布以唯心主義為內核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具體就表現為要求中國共產黨對內放棄對政府的領導權、放棄對人民群眾所應盡的責任（把責任都推給所謂的社會力量，乃至把公共服務的提供也交由所謂的社會力量，其實質是要搞資產階級統治，是要將權利從共產黨的手裏剝奪到境內外資產階級的手裏，一個不提供或提供得不完整公共服務的國家還怎麽叫社會主義國家呢？——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如了！），要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對外放棄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日韓都對有中國軍事介入朝鮮半島條款的《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不舒服”）、放棄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誼、放棄中國對周邊乃至世界上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所應肩負的道義和責任。最最荒唐的就是，境內外敵對勢力在要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放棄這個責任、放棄那個責任”的同時卻要求中國“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當然，境內外敵對勢力要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所要負責的對象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

2011年7月14日參考消息

《法利比亞問題立場受質疑》，路透社巴黎7月12日電，美聯社布魯塞爾7月13日電，俄羅斯連塔網7月12日報道，法新社利比亞津坦7月13日電，美聯社的黎波裏7月12日電。隨著歐債危機的加重，及早擺平利比亞問題已經成為了歐盟的當務之急，因此，法國開始采取軟硬兼施的辦法以圖加速這一進程。也正因為法國的利比亞政策開始靈活了起來，因此，利比亞局勢有了早日穩定的可能，因此，對於不希望利比亞局勢穩定的美國而言，它自然也就表現出一副不相信和談真實性的樣子來，並且將利用其控製的北約軍隊通過繼續轟炸利比亞來破壞利比亞與歐盟之間的和談氣氛。現在的關鍵當然是在卡紮菲政府這一邊，利比亞造反派及西方侵略者在戰場上沒能獲得的東西是否就一定能在談判桌上獲得呢？這恐怕是一個大問題。要獲得安全保證的不隻是卡紮菲一個人，而是一個集團的人。另一方麵，就算利比亞造反派上台了，他們就能保證利比亞國內不再發生動蕩嗎？再說，利比亞造反派內部的成分很複雜，將來保不齊出現內訌的事情。因此，對法國等歐盟國家而言，如果改變既有的策略，轉而把穩定利比亞局勢的希望寄托在和談之上的話，恐怕最後隻會讓自己失去寶貴的時間。在強盜和文明人之間隻能選擇當其中的一個，在這一點上，歐盟真的應該向美國好好學習，當一個理直氣壯的強盜。（王倫明明是一個山大王，但偏偏就是因為喜歡端一個書生的臭架子，下不去狠手，喜歡搞平衡，所以最後就被晁蓋一夥給火並了）

《西報文章：歐盟猶豫不決害了意西兩國》，西班牙《國家報》網站7月12日文章。從表麵上看，的確是因為歐盟在處理問題上猶豫不決才導致問題越拖越嚴重，但是，猶豫不決隻是對行為表現的描述，而不是導致這種行為產生的原因，真正導致歐盟猶豫不決的原因是歐盟上層建築的四分五裂，正是因為歐盟內部實際上是一個政治軍事割據狀態，因此，盡管有了比較統一的經濟金融製度，但是，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巨大反作用在此時表現出了決定性的意義，政治軍事的割據狀態導致歐盟根本無法有效克服內部的經濟金融危機。歐盟的這個狀況具有典型性，它從實際上證明了這麽一個事實，就是盡管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上層建築是不會自動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的，這也就是說，就算經濟基礎變化了，上層建築的變化也是根據上層建築本身的運動規律來變化。對歐盟而言，隻要這個政治軍事割據的上層建築不變，那麽已經統一的經濟基礎最終也是無法維持下去的。這當然是從消極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如果我們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的話，就中國自己的問題而言，我們就能明白堅持社會主義上層建築不動搖的重要性了，盡管中國的私營經濟在經濟總量上的占比已經超過了一半，但隻要上層建築堅持原來的社會主義性質，那麽就還是有條件恢複社會主義公有製占據主體地位這一基本要求的，反之，如果在私營經濟已經過半的情況下再要求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的話，那麽其結果隻會摧毀社會主義，轉而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換言之，在私營經濟已經過半的情況下，任何企圖讓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變化的建議和政策措施都是為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服務的，都是在為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開路的。對此，需要高度警惕和堅決反對。

《日未大幅度縮減對華開發援助》，日本《東京新聞》7月13日報道。日報於12日獲悉日本政府有關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的內部方針。方針確定保留目前援助計劃大部分的環保、衛生相關項目。預算實際削減的3.5億日元中包括用於援助農村建設學校和醫療衛生設施等。顯然，日本方麵是削減了公共服務方麵的資金，卻保留了有利可圖的環保、衛生相關項目的資金。由此，進一步暴露出所謂援助計劃的真實麵目，就是這個名義上對中國的援助計劃實際上卻是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務的。在此之前的援助計劃中還搭一些用來充門麵的公共服務項目，現在，由於這些項目本身是虧本買賣，所以就被裁撤掉了，換言之，所謂援助計劃的假麵具已經被摘掉了。

據報道，日本企業朝日綠源公司在山東萊陽租地1500多畝種糧養牛，培育土壤不打農藥、不施化肥，五年來一直沒有贏利。當地農民看著莊稼產量上不去，除了心疼土地，還把這家企業管理農田的方法當成了笑柄。日本在山東的這個項目是既環保又衛生，對此，漢奸報係對此大加讚賞。然而，我們要注意這麽一個問題，就是如果中國其他地區也像山東萊陽地方政府這麽搞法——把耕地出租給外企的話，那麽首先，中國保18億畝耕地的任務還有什麽意義？！保18億畝耕地的任務不是隻為了在中國保留18億畝耕地，而是要讓這18億畝耕地為中國的糧食安全做貢獻的，如果保留下來的18億畝耕地不能為中國的糧食安全服務的話，轉而成為外國人設置在中國的糧倉的話，那麽這與中國被外國侵占又有什麽區別呢？到頭來，中國還是沒有糧食安全，還是要向外國乞求糧食。其次，中國中央政府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為了保證我國的糧食安全都在積極謀劃在外國租借耕地或租借荒地進行開墾種糧，這種行為本身就表明政府是知道光靠國內這些耕地是無法全麵保證糧食安全的，但偏偏就在這種情況下，居然有地方政府不顧民族安危，把已經奇缺的耕地出租給外資企業，在客觀上加劇了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因此，這種出租耕地的行為應視同賣國。其三，日本企業在中國租借耕地種糧養牛，那是為日本人自己準備的，並不是供應中國市場的。反過來，日本政府還在積極向中國出口糧食，這是多麽荒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國已經奇缺的耕地在被外資租借期間給汙染毀壞的話，那麽實際上就是進一步裁減了中國的耕地，對此，這些出租耕地給外資的地方政府能夠承擔這個責任嗎？！

2011年7月15日參考消息

《豬肉成中國反通脹頭號目標》，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13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網站7月14日報道。現在，中國的豬肉問題是，城鎮居民認為豬肉的售價太貴，吃不起，而農村居民則認為豬肉的收購價太便宜，養豬不劃算。顯然，問題出在中間環節，正是因為中間商下壓收購價，上抬出售價，從而形成巨大的剪刀差，因此才會導致城鄉居民均不滿意的狀況出現。而中間商之所以能這麽操縱市場，那不僅是因為中間商已經壟斷了市場，而且是在壟斷的狀況下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些人隻講反壟斷，並不講反市場經濟，那樣一來，並不可能避免中間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狀況，最後還是會進一步加重城鄉居民的生活成本，現在的豬肉問題就是個明證。之所以中間環節成本太高，就是因為中間環節成為了資本增殖的場所，因此，如果要將低中間環節的成本壓到最低，就必須將資本從中間環節清除出去，換言之，隻有在中間環節實行國家控製的計劃經濟模式，才能真正消滅當下中國的豬肉問題。因此，現在單是促進生豬生產是不可能解決中國當下的豬肉問題的，而且，就算生豬大量生產了，反而還會進一步導致豬肉收購價下跌，從而隻是進一步增肥了中間商而已，對城鄉居民均無實際的好處。因此，在中間環節被資本控製的情況下，單方麵擴大生豬生產的結果隻是進一步增強了中間商操縱市場的能力而已。這種調控方式其實就和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方式是如出一轍的，在房地產調控問題上，政府也隻是單方麵強調要多批地、多建房，但是，其所批的地最後還是落在房地產開發商的手裏，最後還是要通過房地產開發商去賣房，那樣一來，隻要房地產開發商控製好開發的速度和售房的節奏，那麽依然還是能把房價不斷向上抬的。這一點——除了國務院外——現在誰都看得很清楚了，否則也不會在控製豬肉價格的問題上又出台了一個和控製房價幾乎相同的辦法。我們可以斷言，隻要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那麽豬肉價格隻會不斷上漲，任何宣傳可以解決肉價問題的措施都是騙人的鬼話，豬肉比房子更是剛性需求，房價有崩盤的一天，肉價是沒有這一天的，而且，在房價崩盤的時候，肉價隻會進一步上漲。

《日央行為中國平衡經濟支招》，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13日報道。正如該報所說，日本銀行為中日關係盡了自己的一份努力，呼籲中國效法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的做法，重新平衡經濟。我們先來看日本自己的經驗。日本工人之所以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後認為自己有權得到公平待遇了，之所以認為他們討價還價能力增強了，就是因為受毛主席發動的文革影響，日本無產階級的造反意識也被喚醒了，也正是因為日本工人敢於組織起來向老板提加薪要求了，所以為日本工人工資的提高開辟了道路。而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後，之所以難以限製工資增長了，那是因為在石油危機之前，美國放棄了金本位，從而導致美元大幅度貶值，而石油危機則進一步加劇了日本國內的通貨膨脹，當然，日元的大幅度貶值為日本出口開辟了道路，因此，就是從資本家自己的利益出發，也不得不提高工資以適應日元貶值的要求，最後以至於貶值到讓美國都無法容忍的地步。對此經驗，中國如果要借鑒的話，就必須先讓工人自己組織起來和老板進行鬥爭，因為，現在私企和外企在國民經濟中已經超過一半以上，政府是指揮不動的，因此，隻有靠工人自己鬥爭才能有提高工資的希望，當然，國企工人也未必能夠提高工資，因為現在的國企是領到工資向發達國家看齊，工人工資向發展中國家看齊。然後，還要讓人民幣對美元進行貶值以擴大中國的出口。我們覺得，中國政府是絕不會同意實行這兩條的，因為前者有損資產階級的利益，後者更是直接有損外國資本的利益。

日本的第二條經驗是，必須提高利率以使投資不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這條很值得注意，我們國內的官員和專家都將加息作為抑製通脹的工具，然而，日本專家不是這麽看的，日本專家認為加息隻是抑製投資，是抬高融資成本。這也就是說，從日本專家的角度來看，中國以抑製通脹的名義所采取的加息行為實質上正是在“平衡經濟”，而“平衡經濟”正是美國對中國的要求之一，因為，隻有中國“平衡經濟”成功了，那麽美國才能實現經濟複蘇，正如當年日本按美國的要求“平衡經濟”，讓日本為美國的經濟危機埋單，從而讓美國實現經濟複蘇一樣。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已經在按日本的經驗行事了。當然，現在日本自己也實行零利率政策，中國的加息行為必然也是有利於日本的出口行業複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