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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13
一位網友發來一篇談台灣民主的文章，頗有代表性。由於自己對這個話題一直十分關注，而且多次應邀到台灣觀選，有許多直觀的感受，便專文回複。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台灣的民主轉型是奇跡。我在台灣觀選期間，台灣的學者也不隻一次重複這個結論。其理由是，在轉型過程中沒有發生流血和暴力事件。確實縱觀古今中外，哪個國家民主轉型沒有經曆過長期的內戰、政變、複辟和血流成河？甚至國家分裂？
台灣民主奇跡是怎樣產生的呢？這要歸功於蔣經國時期成功的開明威權體製。一是經濟發展，形成中產階級，營造了一個均富的社會。二是教育普及。三是社會相對廉潔，民怨較少。四是由政治強人蔣經國本人自上而下的推動。五是美國的因素。特別是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2004年兩顆子彈引發的選舉爭議，都是在美國的影響下才平穩渡過。六是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對台灣政策發生變化，由敵對走向緩和。改變了台灣的外部生態。這使得蔣經國不僅可以開放台灣民眾到大陸探親，也為其終止實行了三十多年的戒嚴創造了條件。
蔣經國推動民主化還有兩個曆史偶然因素。一是他訪美期間遇刺。雖然脫險，但也令他思索何以在蔣家做出如此之多的貢獻之後，仍有台灣民眾對之如此仇恨。二是他內定的家族接班人蔣孝武因受江南案拖累，被迫外放新加坡。此後，他才公開宣布蔣家不再繼任“總統”之位。
最後還是要指出的是，台灣做為一個人口僅有兩千多萬的小島，也是其民主可以創造奇跡的先天條件。古希臘時代，公認的就是民主隻能在小國寡民之地取得成功。
不過，我們也要清醒的認識到，什麽是奇跡？奇跡就是極小概率的事件，是極難發生的事情。所以，大陸如果實行民主化，從常規來說也要付出絕大多數國家所要付出的代價。這也是為什麽台獨、疆獨、藏獨都主張中國民主化的原因。隻有大陸民主化，才會導致大陸內亂，它們也才從而有機會實現獨立。2010年台灣觀選期間，在民進黨中央黨部，對方十分坦率的講應該支持大陸的民主化，這樣就可以令大陸分化，分裂，而且還可以產生台灣的內應（可參見本人觀選係列）。倒是利益和大陸更為密切的國民黨，反對大陸過早的實行民主化，也承認一個國家在沒有解決國家認同之前實行民主化極易導致解體。這是主張大陸民主化的群體所必須正視的問題。如果說英法再付出代價後可以東山再起，中國是否可能呢？當然不少自由派人士或者不承認這一點，或者認為民主比國家解體更重要，對這些人，我們無話可說。
其次，台灣民主化之後，衡量這一製度的標準應該是經濟發展和民生。而不是民主本身。台灣在兩蔣時代，經濟高速發展，社會總體廉潔，而且沒有族群對立和分裂。但進入李登輝時代，腐敗和黑金政治盛行。到陳水扁時代更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僅陳水扁本人，他的家族、親信，更是遍及所有的執政團隊。除“教育部”沒有卷入外，其他各部無一幸免。而且陳水扁貪汙真相是在其下台之後才曝光的，而且是被瑞士發現和揭發。台灣的政黨監督、新聞監督和司法獨立都沒有發揮作用。無獨有偶，亞洲四小龍的韓國自民主化後，也是腐敗叢生，所有民選總統前腐後繼，無一例外。四小龍中的新加坡和香港在經濟起飛之後並沒有走向民主，但廉潔程度遠高於韓國和台灣。
不過，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廉潔指數，台灣排名在大陸之前。但兩者並不可比。一是台灣的發展階段和大陸不同。台灣實行民主化之前已經完成了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而且一直是實行市場經濟，不存在經濟轉軌的問題。二是台灣過小。事實上，和大陸具有可比性的是同處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人口和麵積相近的印度、俄羅斯、巴西、印尼。要知道，所謂的金磚四國，中國一國的總量就超過其他三國的總和。廉潔程度也普遍優於它們。
這裏還要談一下財產申報製。以西方的經驗看，實行財產申報製是有許多前提條件的。一是要有健全的銀行監督體係。要求每人都有銀行賬號，所有收入都直接進入。一旦有一定數量的現金存入，必須到銀行說明來源。如果賬號現金長期不消費（比如有灰色收入），銀行立即向稅務部門舉報。二是普及的信用卡製度、個人支票並規定日常消費超過一定數額不得使用現金。隻有這樣，財產申報製才能發揮作用。否則，即使公布了，也不會被相信。實際上也不會起作用。現在的台灣，也同樣由於這樣的問題，如無法對現金的使用進行控製，所以雖然有財產申報製，也形同虛設。2010年在台灣“中央選舉委員會”座談，針對本人提出的這個問題，他們也承認隻是防君子不防小人。
台灣民主化後，經濟發展迅速放緩。從四小龍之首降為四小龍之末。雖然也有人認為台灣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進入低速增長時期，是正常的經濟現象。但事實上，台灣經濟下滑則和內部黨爭、彌漫全島的政治內耗直接相關。其根源在於民進黨執政八年，出於意識形態和選票的需要，刻意製造族群對立和衝突。不僅如此，就在全球都在搭大陸經濟起飛的快車時，同文同種、近在咫尺的台灣卻選擇自我封閉、肆無忌憚挑釁大陸的政策。結果強行推行的南進政策失敗，損失慘重。挑釁大陸的結果導致大量的外資撤離台灣。在今日的台北，極少能看到外國人，也極少遇到堵車。一份報紙的價格可以十年不變。足見其經濟現狀。如果不是兩蔣時代打下的厚實家底，台灣恐怕早就退回到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了。大陸民主化且不說出現的動亂，僅經濟停滯二十年，想想是什麽後果？
台灣經濟的停滯還和各政黨選舉時競相不負責任的許諾有關。盡管整個台灣除台北和台中市外，都負債累累，但不管哪一方選舉時根本不顧財政能力，極度慷慨，對社會福利競相加價、加碼。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能夠有資金發展經濟？國民黨執政後，開放大陸遊客赴台和兩岸直航。深綠的台南則要求建立直航航班。高雄的陳菊為了吸引大陸遊客甚至要求開放三軍官校讓陸客入內參觀。要知道三軍官校前身就是黃埔軍校，蔣介石曾被視為黃埔永遠的校長。陳菊則把蔣介石銅像大卸八塊。從過去的反將先鋒到今天開放軍校給陸客，其轉變之大令人瞠目。不過隻要想想高雄市上千億台幣的債務，也不難理解。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的是，台灣民主化二十多年，其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據台灣財稅資料中心數據，目前台灣最富家庭和最窮家庭的收入差距為75倍----根據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今年在人大會上的發言，大陸為40倍。盡管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關係迅速升溫，合作交流成為潮流。但直到今天，台灣的失業率仍高居四小龍之首。
台灣的經濟如何其實無需多少數據，隻要到台灣走一下就一眼明了。它的基礎設施、市政建設比大陸要落後二十年。大致相當於大陸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水平。用連戰的話講，來到台灣如同到了第三世界。
第三，台灣的民主另一個致命傷是未能阻止台獨勢力的坐大。這也是大陸民眾無法認同台灣民主的重要原因，也是台灣民主劣質化的根源之一(直到今天，盡管台灣已經四次直選最高領導人，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的選舉主軸仍然是“我是台灣人”。)。民主化可以給任何政治思潮和力量提供發展空間。但是否有效遏製極端思潮則成為檢驗民主成效的一個標準。比如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期間，法西斯主義席卷全球。但最終僅僅在德國、意大利、日本和西班牙等國取得成功。在英、法、美均是曇花一現。台灣民主化之前，主張國家分裂的台獨思潮是非法的，這也確保了台灣內部的和諧，也為經濟起飛創造了必要的穩定條件。但民主化之後，台獨思潮合法性，並借助民進黨的執政，成為今日台灣重要的政治勢力。台獨的坐大，不僅令台灣整體撕裂、引發內部衝突，更導致兩岸關係嚴重動蕩，也威脅到亞太和世界的和平。如果不是大陸和美國的製衡，台灣早已借助民主化達到分裂國家的目的。（今天的中東也是如此，一旦放開，獲勝的往往是伊斯蘭主義者而不是民主主義者）
第四，借助民主這個形式，台灣的官二代、富二代愈演愈烈。台灣的民主化雖然隻有二十多年，已經形成多個政治家族。如連戰家族，其子連勝文為國民黨副主席。吳伯雄家族，其子吳誌揚為桃園縣縣長。現在的台北市市長郝龍斌其父則是國民黨大老郝伯村。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其嶽父高育仁也為政壇大老，曾任台灣省議會議長、立法委員及台南縣縣長。現在的陳水扁雖然關於監獄，但其子仍可憑他的蔭持，最高票當選高雄市議員。至於台灣基層，更是父傳子、子傳媳。2009年縣市長選舉過後，花蓮縣縣長傅崐萁竟然任命自己的前妻為為副縣長。台灣的選舉，已經把官二代漂白了。2010年在台灣觀選的最後一天與當地學者交流，他們也承認官二代現象造成的不平等已經打擊了青年才俊進入政壇的熱情。台灣之所以出現大量的官二代現象，原因在於它的官僚體係分為政務官和事務官。事務官相當於大陸的公務員，需要嚴格的考試。但不允許參與政黨政治，也不與政黨共進退。政務官則由選舉產生或者選舉獲勝的政治人物任命。現實政治中，官二代往往擁有更多的資源：如知名度、黨內的支持率。在台灣分為藍綠的現實格局下，在各自選民占優的選區內，無論是誰出來選舉都會獲勝。這也是為什麽陳水扁之子陳致中既送卷入其父的貪汙弊案，又在選前發生嫖妓醜聞和謊言被戳穿，但依然可以最高票當選。
官二代在大陸也是一個關注的熱點。但客觀來說大陸實際上並不存在真正意義的官二代現象。因為大陸隻有相當於台灣事務官的公務員體係，任何人要起進入都是必須經過萬裏挑一的考試，是否能夠入圍完全憑借能力。所以在今年舉行的一項調查也表明，89.6%的黨政幹部自認來自草根。
至於為官者為其後代謀取私利，如經商，則屬於腐敗，而不是官二代現象。當然入圍之後，在同等條件下，如果有家族背景，其仕途升遷會有更大優勢。但在今日中國，無論是誰，什麽背景，也都要從最基層（縣鄉）一步步曆練才能走向更高的發展平台。
第五就是台灣的媒體。今日台灣媒體已被整個社會視為亂源。媒體已無中立，非藍即綠。喪失了做為第三權的中立、客觀、監督的作用和功能。不隻一個台灣朋友告訴我，不要相信台灣的媒體，更不要靠媒體來解讀台灣。幾乎每個政黨都在指責媒體。這就是新聞自由後的現狀。
正如台灣媒體人南方朔所評論的：“媒體不但沒有促進民主發展，反而是扮演倒退、激化的角色，不斷的煽風點火”。就是藍營媒體批評藍營，綠營媒體批評綠營，也都是如此：“把情緒推向極端，媒體對社會是破壞角色。”
媒體的失格，在2010年五都選舉前連勝文槍擊案一事中表現的最為令人觸目驚心。偏綠的“三民自”三大電視台，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時間內對此視而無睹，仿佛沒有發生過一樣。
以我個人的觀察，台灣的媒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以色情、凶殺為特色的《蘋果日報》。這也是今日台灣銷量第一的報紙。另一類是以極端政治立場為特色的《自由時報》----其報頭就是“台灣優先，自由第一”。如果法國的報紙也這樣寫，大概是會有種族優越論的嫌疑。我在台灣觀選，每天都買報紙，如果有活動耽擱，《自由時報》往往售罄。格調一直較高的《中國時報》則淪為破產境地，後被大陸投資的旺旺集團收購。
不管立場，僅就辦報水準來講，台灣媒體遠遜於大陸。
最後談一下兩岸的官員。我在台灣也接觸過不少的官方人士，確實感到他們已經不在高高在上，簡單說不再有官架和官腔。在大學和台灣學生交流時，凡是去過大陸的學生也對大陸官員的高高在上頗有微詞。雖然最高領導人胡溫平民化的風格已和西方的政治人物並無二致，但各級官員還差的太遠。但我相信，胡溫做的到，各級官員也同樣做的到。更何況中共履政之前和新中國成立初甚至直到文革，都能做到這一點。何以以後做不到呢？更何況現在的重慶也正在向這個方向演變。
總的感覺，這位網友對台灣和大陸的了解都不夠深入和全麵，得出的結論自然也難以站的住腳。比如，他認為台灣經濟發展緩慢，但社會代價也遠小於大陸。比如沒有環境汙染和資源浪費。資源浪費我想這個世界最嚴重的是美國。至於環境汙染，台灣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環境汙染之嚴重超出想像。當時的官員要去檢查，都必須穿防護服。台北駐法國代表處代表呂慶龍先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回答：“台灣在五十、六十年代是超級窮，從七十、八十年代，發展就是呈直線的，但是當八十年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環境汙染是相當嚴重。”至於這位網友提到的姚立法，實際情況卻是姚立法可以自由獨立參選，而且也正常勝選。但轉折點是在他接受美國邀請出訪之後。在西方，一個政治人物接受外國的資助是嚴格禁止的。日本前外相前原誠司就是因為誤接受旅日韓國人的捐助而不得不辭職，根據法律還將判刑和剝奪公民權。在中國，同樣也是嚴禁外國勢力介入國內的政治。還有拆遷也屬於這種情況.從總體來說,今日中國的拆遷已成為百姓致富的手段。這和九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是在補償不到位的情況下出現的強拆。現在則是漫天要價之後、法院審理之後的執法。這裏可以對比一下西方。美國建橫貫鐵路的時候，宣布鐵路兩側十公裏的土地麵積歸投資者所有。所有印地安人和野牛群都被消滅。法國在二戰後出現三十年經濟起飛，也出現大量的強拆現象----盡管這也是民主國家。後來經濟起飛了，這種現象才減少。目前法國的做法是，如果需要拆遷，先按相關規定給出一個補償方案。如果不同意，就訴諸法律。法院批複後，就可以執行。另外還可以舉一個今日美國的例子。奧巴馬在國情谘文中提議二十年後高鐵覆蓋全美80%。結果第一條高鐵，盡管由聯邦政府提供90%的資金，地方僅承擔10%的費用，仍然被地方政府拒絕。拒絕的原因很多，比如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利益集團的反對，還有一個原因是今日美國已經無法解決拆遷問題了。
哪麽台灣民主化的試驗究竟對大陸產生何等影響？應該說，它最大的意義就是反麵教訓。它的內耗、選舉時的暴力事件（兩次槍擊案）、立法院的全武行、官員的貪腐、台獨坐大以及經濟停滯，都令大陸社會對台灣的民主說不。如果說1912年的中華民國失敗的嚐試使得中國選擇了蘇聯模式，現在的台灣民主化，則更令大陸堅定走自己道路的選擇。
附網友來信：談談台灣民主
台灣自1996年實行普選製以後，告別威權體製，快20年了。這期間經曆四次大選，綜合看來，有正副兩方麵的特點；
正麵因素是，溫和，理性，法製，文明，有序。沒有出現泰國式的軍事政變和民變，也沒有非洲、南美式的大規模的暴力和流血衝突，選舉紛爭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
副麵因素是，群族撕裂，買票賄選，人身攻擊，選舉奧步。
相對於大陸而言，台灣民主有以下優勢：
一，普選和多黨輪替製，各黨依選票上台，相互攻訐，大量的貪腐得以及時揭發。反觀大陸，一黨體製讓很多貪腐長期得不到揭發，逍遙法外。這也是在透明國際中，廉潔指數排名，台灣遠高於大陸的重要原因。60多年了，中共連個人財產公開申報都不敢實行，心虛膽怯，在民意麵前發抖了吧。
二，台灣各級政府害怕選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官僚”，公務員才真正像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主人。反觀大陸，基層官員架子多大？仗勢欺人，以權謀私層出不窮。武漢出現了一個官腔十足的少年兒童，就是這種官僚體製的產物。台灣可以出像邱毅這樣的“揭弊天王”，大陸就連一個姚立法都容不下。湖北潛江市自薦當選的人大代表姚立法，被稱為“新中國民主之父”，簡直就是當代的李公樸，聞一多。
三，台灣社會，以蔣孝文為代表的官二代漸漸成為曆史垃圾。反觀大陸，“我爸是李剛”、“我爸就是國法”，這樣的聲音不絕於耳，成為社會一大公害。
四，台灣社會，短期內經濟發展並不快，跟大陸比簡直有停滯的感覺。但是長期來，經濟還是得到一定的發展。因為民意希望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而且，其緩慢經濟發展過程中付出的社會代價，遠小於大陸快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成本：環境汙染，資源浪費。
五，台灣社會，沒有行政強拆，更沒有暴力拆遷。想想，大陸這幾年的暴力拆遷引起的自焚事件此起彼伏，群體事件風起雲湧，維穩開支超過國防開支。
六，台灣選舉中正麵因素逐漸占了主導地位，副麵因素將長期存在，但終究成不了社會的主流。多次選舉的曆程，比較一下，2000年選舉差點引發軍事政變，2004年大選又差點激起了民變，但始終在可控製的範圍，最終都在法律層麵解決。2008年選舉，正麵因素占主導，副麵因素大量存在，相對前幾次選舉，則進步得多了，溫和理性得多了，不得不說台灣社會進步了。可以展望的2012年選舉，肯定比前幾次還有進步。民主發展到一定程度，理想狀況是，正麵因素完全蓋過副麵因素。
七，相對而言，台灣民主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將對大陸產生強大的“軟實力”。2017年香港雙普選了，十年、二十年後，隨著兩岸民眾交流的加深，大陸民眾親眼見到民主比威權的優越性後，會對中共當局形成巨大的民意壓力，從而推動中國大陸，和平理性的民主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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