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保衛部幹部毆打八旬老人必須追究

來源: Sic-semper-tryannis 於 2011-07-08 02:36:15 [檔案]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915 bytes)

北大保衛部幹部毆打八旬老人必須追究

李蘊暉

閆桂勳老人現年80。54年前的1957年是北京大學數學力學係應屆畢業生，由於左的“誣陷”潮流，被劃為右派。曆經二十幾年的勞改，文革時因不承認右派左耳被打聾。1978年9月中央55號文件下達，北大800多名右派均屬錯劃，均予改正，但閆的“右派”問題，因未經1957年的校黨委批準，冊上無名而不屬於改正之列。閆未按改正右派對待。至1999年才得到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北黨發【1999】3號——《關於對閆桂勳同誌錯按右派分子對待的糾正意見》文件，現錄如下：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
北黨發[1999]3號

───────────── ★ ─────────———
關於對閆桂勳同誌錯按右派分子
對待問題的糾正意見

閆桂勳同誌，男，六十六歲，家庭出身中農，本人成分學生，原為數力係五三級學生，共青團員。

該同誌於1957年畢業前，在未經黨委正式審批的情況下，按右派分子上報北京大學團委和北京市團市委被開除了團籍，分配到黑龍江工學院工作。多年來將其按右派分子對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傷害。

根據1957年10月15日（中發[ 57 ] 酉17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中“凡是各單位確定為右派分子的名單，必須報經縣一級或縣一級以上黨的領導機關審查批準”的規定進行複查，原材料中沒有經過黨委審查批準的字樣，是無效的，現予以糾正。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蓋章）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

這年已是1957年以後的42年、55號文件下達後的22年了。由於沒有給予任何賠償，閆於1999年開始去北大上訪：胸掛白牌，上書冤案梗概；每周去 1～2次，每次站1～2小時；並幾次遞交上訪書。但至今未果。12年來，閆堅持不懈，風雨無阻。在近兩年上訪期間，經過路人提示，認識了經過他麵前的閔維方書記和周其鳳校長。應該說，北大最高黨政領導早已認識閆，但就是不理。

2011年5月27日，閆又掛牌立在辦公樓大堂門口。看見辦公室的喬××（女）打電話找保安。十多個保安立刻趕到，為首的是兩名北大保衛部幹部，對閆說校辦叫他們立刻把閆帶走。他們拽閆出去，閆拉著一棵盆景樹枝抗衡，致使葉落在地，一樹枝被折斷。由於閆堅守陣地不走，胸部遭到一保衛幹部兩拳。另一名保衛幹部叫保安用車將閆拉到校東門外。

事隔14天以後的6月10日，閆養好傷，又去辦公樓上訪。得知周校長在正大交流中心與兩名青年男女進餐，閆趕赴之。在餐廳外等了約一小時，周出來後，對閆置之不理，直奔辦公室，閆緊跟。閆問：“兩年前你到任時，我寫的上訪材料你收到沒有？”周不答。閆一路說了被打的經過，周仍一聲不吭。周進到辦公室，迅疾關上門。周的態度激怒了閆，在門外又是敲門，又是踢門，又是喊叫……最終由辦公室人員勸走。北大校方是一個集體，采取了多邊的軟硬兼施的周旋應付手段。而閆是單槍匹馬，在12年的忍耐、期盼、甚至還在遭毆打後尋求希望。而這點希望得到的是周校長的冷漠……閆隻有踢門泄憤……

北大右派老人78歲的沈誌庸、75歲的王書瑤、74歲的餘慶水、73歲的紀增善、71歲的博繩武（54年前他們隻是17～23歲的大學生），以及右派子女俞梅蓀六人，出於義憤，偕同閆桂勳老人於6月22日去北大對“打人”一事質對並追究責任，要求處理。

可是，校辦田××（女）出麵肯定地說：“這裏沒有打人。”

校辦副主任王天兵說：“據保衛部說沒有打人，我相信北大不會打人。”

保衛部副部長邢勁鬆說：“我相信我的幹部不會打人。”並反問：“閆桂勳當時為什麽不打110報警？到派出所報案？”

（以上三人均不在現場，竟敢包下來“這裏”“北大”“部下”不會打人）

當維權方提出找校辦喬××對質她打電話叫保安一事時，校辦領導王天兵說喬不在。當維權方提出找打人的保衛幹事對質時，保衛部的領導邢說當事人今天不在。…… 我再去了解……。問何時答複，邢卻沒有回答。通知保衛部立刻來人把閆帶走的喬××和打人的保衛幹事都是事情的關鍵人，他們的上級分別是辦公室正副主任、保衛部正副部長。5月27日他們各領指示，各事其職，召之即來，現在卻都不在，以上答複不免讓人質疑其真實性。這兩個關鍵的執行人物在上班時間哪裏去了？而且通訊如此方便，隻要王主任和邢部長著意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一打手機即到。而且，在集體出麵維權的12天前，閆在尾隨周校長時已嚷嚷打人的事，難道周校長沒有過問此事？我認為他是最知情的。以上種種跡象，均有從上到下集體搪塞，集體撒謊，集體耍賴之嫌。

北大乃高等學府，是培養高素質人才及高技術人才之地。如此對待閆桂勳的常年上訪(從68歲上訪到80歲)，且最終付之暴力，實乃缺乏做人的起碼同情心、憐憫心、是非感和正義感。之所以如此，無非是隻圖修外表，不圖修內心；沽虛名,釣虛譽；隻圖保官位，逐高位而不顧惜“人”，甚至犧牲“人”的精神和物資為代價的動機驅使。這種對待閆桂勳的思路也反映在近兩年的春節聯誼會上，周校長為避免與1957維權者見麵而不出席會議。如此執政，最終起到集結力量辦壞事的作用。君不忘災難性的反右，就是在極力完成上麵指標乃至搞打擊報複完成的，以致五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七（552.877）名右派，99.9%錯劃；君不忘1958年～1961的餓死三千六百萬人，也是在這種“上壓下，下唯上；上包下，下托上”的做派下，隻按虛報的糧食產量“搜糧”、“逼糧”造成的。如此執政，怎麽能培養出實事求是、敢於擔當、隻愛真理不畏權勢、自由思想、獨立人格、有創造精神的高素質的北大人。沒有高素質的人，如何出大師？

閆桂勳常年上訪，要求補發22年的工資及賠償是完全正確的，體現了公民社會的公民意識。按“一切工作都是為了人”這一標準衡量，北大執政者應予自我思量。

閆12年的上訪不但未果，最終竟出現“拳擊”事件，這無疑是改革開放後北大校史上“難堪”的一筆。不管北大敢不敢麵對，人們會從事情的本身有所思考和判斷。周校長和閔書記最深諳內情，應自我思量，追究打人責任，還閆桂勳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