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保局84卷知青檔案被賣廢品站------沒檔案老知青辦不了社保(圖)

 

　（ＺＴ）成都人保局84卷知青檔案被賣廢品站(圖)

                                               　　　 新聞來源: 新京報

成都收藏者們經常去文殊坊收藏市場，尋找與知青相關的藏品。本報記者 陳寧一 攝

成都市人保局流失的檔案淩亂地堆放在販賣者家中。

 

成都市84卷知青檔案被掛於網上叫賣。雖然今年5月，警方已將檔案追回。但成都市檔案局至今未查明，是誰將檔案當作廢品賣於回收站。

這些檔案原由市人保局管理。人保局出具的調查情況稱，因年代久遠已查不清這些檔案如何流失。

成都市檔案局副局長趙建強認為檔案流失根源在於，一些機關單位對檔案管理不重視，並缺乏專業人才。有收藏者也表示，不少機關單位曾將知青檔案當作廢品賣。如今這些知青檔案已成為收藏市場上的搶手貨。

而同時不少老知青因找不到檔案，無法核算工齡，而不能辦理社保。

成都市副市長批示，要求徹查。趙建強稱，令人保局自查，直到查清為止。

84卷知青檔案究竟從何處流出，最近趙建強常困惑於這個問題。

今年4月，一家舊書網，售賣成都知青檔案，共84卷，標價12500元。成都市副市長傅勇林聽聞後批示，要求徹查。

趙建強是成都市檔案局副局長。此次事件令他感到責任重大。

成都市檔案局接收的知青檔案一直不完整。數據顯示，在2010年中旬，有近七成的知青未能在市檔案館找到自己的檔案。這直接影響到他們辦理社會保障。甚至有知青為此去市政府請願。

市檔案局的一名知情人告訴記者，每個機關部門在處理知青工作時，都會形成知青檔案。有些單位不將這些檔案移交檔案局，而直接賣給廢品回收站。

趙建強開始派人調查，他發現，此次的84卷知青檔案，是原成都市知青辦的工作文件。如今知青辦早已撤銷，所有文件都歸由人保局(即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勞動保障局)管理。於是聯係人保局，令其自查。

6月21日，成都市檔案局接到人保局傳真，有新的自查結果。但這個結果，出人意料。

人保局的調查結果，非但沒有清晰檔案從何處流出，反而將其推入更深的謎團。

網上叫賣知青檔案

鍾家強在舊書網售賣知青檔案84卷，標價12500元；國家檔案嚴禁倒賣，警方將檔案追回

舊書網上售賣知青檔案，是徐東升發現的。他是成都市檔案局接收征集整理部的工作人員。

4月13日，他在網上瀏覽，看見一家舊書網貼出8張照片，全是成都知青上山下鄉的資料。每份資料都用牛皮紙封包裹著。

它們的標題分別是，成都市人民委員會安置辦動員知青上山下鄉和支邊的報告、1964年知青返蓉的發言稿、1977年知青回老家農村插隊落戶的介紹信存根，以及成都市革命委員會知青辦(簡稱“成都知青辦”)1979年至1980年的知青名冊等。

當時徐東升認為，這些資料可能是原成都市知青辦的工作文件。按法律規定，政府機關的工作文件屬於國家檔案，任何組織、個人嚴禁倒賣牟利。

徐東升於是自稱“老知青”，與檔案賣主鍾家強取得聯係。

4月15日上午，徐東升到其家中，一進屋，看到那些卷宗，堆放在床邊凳子上。翻閱後，徐東升確認，這些卷宗均屬國家檔案。

4月20日，徐東升帶工作人員再去鍾家，並告知販賣國家檔案屬於違法，要求他將卷宗贈給檔案館可給予適當獎勵。鍾家強提出獎捐勵9000元。雙方未達成一致。

此後，鍾家強依舊將檔案掛在網上販賣。

他還曾對扮成買家的記者保證，“絕對都是原始檔案，如果是再版，就沒有價值了。檔案局的人聯係我，不準在網上出售，還讓我捐贈，但我沒同意。”

5月5日，當地媒體披露此事。6日，檔案局向派出所報案，將檔案追回。

鍾家強對警方說，他是從一個廢品收購站購得這批檔案。當時他們有4人，每人分了一部分。其他人手中還有類似的卷宗。

後來，警方又先後4次前往鍾家。其家人說，他已外出打工。

成都市檔案局一名知情人說，“因為警方沒有拘留當事人，導致追查不到那個賣廢品的，並且也不知道剩下檔案的去處。”

誰將檔案作廢品賣？

這些檔案由人保局管理，人保局“調查情況”稱，因年代久遠無法詳細說明檔案流失情況 

5月6日，市檔案局接到領導批示，要求嚴查檔案如何流失。

成都市檔案局著手調查，究竟是誰把知青檔案賣給廢品回收站。但隨著調查深入，他們發現，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難以查清。

成都市知青辦在1981年已並入勞動局，交接人員未對檔案登記造冊，導致知青檔案數目不清。這期間就有可能出現檔案流失。

勞動局又於2010年與人事局一同，合並為成都市人保局。

5月20日，人保局出具了一份《知青工作文書檔案調查情況》。該“調查情況”稱，關於當時的兩位經手人，一位年事已高，記不清狀況，一位長期不在家，聯係不上。現在無法對檔案流失情況做詳細說明。

知青檔案流失後，市檔案局和人保局有過一次會談。市檔案局一名知情人說，會上人保局表示，這兩年他們曾銷毀過一批知青檔案。

按法律規定，機關單位必須將檔案分為永久檔案、長期檔案和短期檔案。前兩者必須移交檔案局，隻有短期檔案可以自行銷毀，但必須留有銷毀記錄。

上述知情人說，流失的84卷知青檔案當時被定為短期檔案，而人保局拿不出那份銷毀記錄。

他認為，可能存在這樣一種情況：原勞動局錯分了檔案，將應移交的檔案歸入短期檔案，又將其當作廢品，賣給回收站。

6月8日，記者到成都市人保局了解情況。該局宣教處副處長楊海雲稱，這是30年前的事情，中間工作人員換了幾撥，情況還不清楚。目前市檔案局正牽頭調查中，到一定程度會有說法。

市檔案局的上述知情人告訴記者，他們曾於1999年，從勞動局“搶救”回了一批知青檔案。

1979年全國檔案係統工作恢複，規定機關單位每20年須移交一批檔案。1999年，市檔案局接到勞動局的移交檔案申請，派人去接收。

當時去接收檔案的是楊曉蓉和她的同事。他們在接收檔案時，發現一些隨意堆放的散亂檔案，經詢問得知是原知青辦的檔案，正準備處理；楊當即指出這批檔案很重要，應該移交給檔案館保存。

由於這次“搶救”，檔案館有了知青檔案166卷。這是檔案館從勞動局處，接收的唯一一批知青檔案。

私賣檔案不止一家

一名收藏者稱，他曾從許多機關單位回收過知青檔案，價錢五百、一千、兩千不等

6月21日，人保局給檔案館發去一份傳真，令整個調查峰回路轉。

傳真的大致內容是，人保局找到一張原勞動局於1999年出具的收條，當時他們交給檔案局的知青檔案是500多卷。收條上是楊曉蓉的簽字。

記者電話聯係楊曉蓉。楊承認從勞動局拿回過這些知青檔案。但為什麽拿回500多卷，檔案館隻保留166卷，剩餘的300多卷哪兒去了？

楊曉蓉說，如果有剩餘的檔案，一定是退回給勞動局了。對於在整理中，是否見過這84卷知青檔案，楊曉蓉表示，時間太長，她也不記得了。

檔案局的一名工作人員說，其實按照正常接收程序，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收條。

正常的接收程序是，檔案局工作人員去勞動局，檢驗他們整理得是否合格。若合格了，勞動局會再派人，將那些檔案送至檔案局。

檔案局的知情人告訴記者，但在現實中，一些機關單位常會缺乏專業的檔案整理人員，他們就會把檔案私下交給檔案局的工作人員，請他們幫忙整理，並支付一定費用。

“現在就很難查清，究竟是誰錯分了檔案，又是誰將其賣給廢品回收站。如今對方也可以認為是檔案局的工作人員做的。”這名知情人說。

市檔案局政策法規處的一名工作人員說，其實很多機關單位都會將一些國家檔案也包括知青檔案，賣給廢品回收站。“比如到移交時，若一時忙不過來，有的就當廢品處理；有的就移交一部分，扔一部分。”

王宏(化名)是一名知青檔案的收藏者，他曾先後從原成都市糖酒公司、前進機械廠等單位，買到過完整的知青檔案，“他們把我叫過去，一次性處理給我。價錢三百、五百、一千、兩千不等。”

2002年，他從原成都市某公安分局買了一部分檔案。“當時對方是作為廢紙賣給我的，幾毛錢一斤，我花了200元買了一千多份知青檔案。”

趙建強認為，造成檔案流失的根源在於，對檔案管理的不重視，和缺乏專業的人才。

據檔案局相關人士介紹，檔案局每年都要給各單位培訓檔案管理員。檔案管理人員流動速度太快，有的剛培訓完就被調走，來年又要培訓。檔案管理人員呈兩極化，要麽年紀特別小，要麽年紀特別老。

“檔案一旦流失，就會對社會造成影響，比如會影響知青辦社保。”趙建強說。

沒檔案辦不了社保

老知青饒克誨為辦社保四處找檔案，終因檔案缺失少算8年工齡；還有知青為此去市政府請願

饒克誨是一名老知青，他曾為找自己的檔案而費盡心思。

他是成都市水印工藝廠的工人，1992年退休。2006年，他去申請社保，發現沒有證明自己工齡的材料。

饒克誨找到原來的水印廠，廠領導一直給他道歉，水印廠在1998年改製時，把一些職工的檔案弄丟了。

廠領導對他說，無論是饒克誨的個人檔案，還是該廠其他的知青檔案，都找不到了。

相關部門給饒克誨出了個主意，讓他去告原來的單位，饒克誨想了想，還是算了。“不但麻煩，還解決不了實質問題。”

饒克誨去曾經下鄉過的西昌縣。但西昌縣知青辦曾遭搶，知青檔案都被人燒了。

他決定去市檔案館碰下運氣，看看能找到些什麽。他在市檔案館待了兩個月，由於眼睛不好，還叫上讀大四的女兒幫他找。他們從一些簡報等下鄉資料中，找到了一份西昌縣農場的花名冊，發現其中有饒克誨的名字。

由於水印廠屬於成都市二輕局，饒克誨又跑到局裏，翻出當時整個係統的招工手續，又找到了他的名字。

饒克誨這才把社保辦下來。但下鄉前的8年工作經曆，再也找不回來了。為此，他每月少領近百元。

“當年，很多老知青與我一起在檔案館裏找檔案。我算幸運。很多人至今還沒找到。”饒克誨說。

一名老知青記得，2008年，成都金牛區曾有個老知青，每天在成都市政府請願，然後又去街道辦，人保局。因為他的檔案丟失，導致無法辦社保。最後相關部門特事特辦，為他辦了社保。

還有老知青稱，這甚至催生了一種生意，每當有老知青去社保局因檔案丟失辦不了社保時。門外就會有各種陌生人湊過來詢問。他們都是做假檔案的。有人就花了3000塊做了假檔案辦了社保。

檔案交易形成市場

知青檔案是收藏市場搶手貨，每份交易價50元到500元；有老知青會去收藏者處找自己的檔案

饒克誨目前是西昌地區知青團體的串聯人。他周圍有很多知青在尋找檔案。他聽說，有人甚至會推薦老知青，去找檔案收藏者碰碰運氣。

收藏者王宏手中就有大量知青檔案和文件，他從1983年開始收藏，還曾辦過一次知青文物展。一位前去幫忙的老知青，無意中發現同學的檔案也在展品中。而她的同學正在尋找檔案。王宏得知後，共從那些展品中找到7名知青的檔案，並幫助他們辦理了社保手續。

隨後，很多找檔案的知青都慕名來找王宏。

曾有個下崗女知青，花了半年時間，找遍原單位和相關部門都沒找到檔案，無法辦社保。

“唯一的辦法就是回到當年插隊的雲南農場去碰運氣，但農場取消了，隻有找當地政府。而她甚至沒錢支付來回的路費。”王宏說。

女知青找到王宏。王答應試一試，但讓她別抱希望。王宏花了6個小時，從一萬多份知青文件中，找到了那個女知青的檔案。

王宏說，“就是從公安局賣給我的那堆檔案裏找到的。”

興奮的王宏當晚11點打電話給女知青，電話那邊的女人，激動萬分。女知青拿不出錢報答王宏，便執意請他吃了一頓火鍋。王宏說，“就在那個老知青火鍋店。”

知青檔案多數是通過廢品收購者轉賣給收藏者的。

“一些收廢品的人對帶字的紙張特別敏感。”收藏者陳兵說，他們不會把那些古老的文件當廢紙處理，而是會主動向我們兜售。

知青或“文革”相關的文件檔案目前是市場上的搶手貨，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市場價值，但價格並不固定。比如說，專門針對知青的紅頭文件一般在50元到500元一份。一些特別的東西價格會更高。

“檔案的價格在於內容、成色、年代、品相，和當時的背景，以及這份文件所起的作用。”王宏說。

王宏的朋友有一份知青文件，內容是中央政治局希望知青作為特別代表參加國慶觀禮，還附有各省的名額分配。王宏出500元想購買，但賣家不願意。

王宏說，他也有幾份重要文件，也不願輕易交易，其中一份是當年知青罷工回城的文件。

繼續查，直到查清

市檔案局副局長認為有些單位移交不規範導致檔案流失

王宏現在很少能在文物市場覓到知青檔案了。他說，現在知青檔案文書非常難得。以前偶爾在一些舊書攤上能看到，如今幾乎沒有了。

陳兵(化名)是一個老知青，也是收藏者。他說，市場上交易知青檔案都是私下交易，即買賣雙方均相熟，知道對方需要什麽。在市場上見了，會遞上一張紙條，上麵寫著目錄，買家合適，一拍即合。約地方喝茶聊天，完成交易。不合適，還了紙條，雙手作揖，下次還請多多照顧。

成都市檔案局也知道，現實中存在這樣一個檔案交易市場。

據該檔案局一名工作人員介紹，2010年，有市民在文物市場買了一份知青的個人檔案，他送到成都市檔案局，引起重視，局裏派人走訪文物市場，發現有一些企業的個人人事檔案被買賣。

這名工作人員說，“轉讓個人的人事檔案，隻須去人事部門和組織部門登記。而國家檔案是嚴禁買賣的。”

該局副局長趙建強表示，他們也曾不定期去文物市場檢查，但是沒發現過交易國家檔案。如果是私下交易的話，就比較難處理。因為要清楚誰在違法，才能執法。

5月下旬，成都市領導再次批示，要求全市各級檔案館引以為戒，不再出現此類嚴重問題。

趙建強認為，要防止檔案流失，還要從源頭抓起。

他說，檔案管理是一個持續工作，需要隨時整理，並且做到心中有數。總是換人，當然保證不了管理質量。一到移交時，大量的檔案需要處理，登記。移交環節也不規範，出了問題，查都查不出來。

“檔案流失，不僅影響到個人隱私和權益，還影響到國家利益和機密。不是一件小事。”趙建強說。

按照相關規定，造成國家檔案損失的，對單位處以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個人處以500元到5000元罰款。對責任人和主管人員依法給予行政處分。

趙建強表示，此次事件的結果還沒出來，所以最後如何處理還不清楚。查不清楚會繼續要求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