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生產運動”在生產什麽？（網絡圖片）
提起中共延安時期的“大生產運動”，現在“奔五”的朋友們都會想起郭蘭英的那首好聽的《南泥灣》，喜歡搖滾樂的朋友也會記得崔健版的《南泥灣》，隻是崔健把那隻歌處理成了有點憂傷味道的“民歌”，但無論如何，這隻歌是歌頌“大生產運動”的。那麽，什麽是“大生產運動”呢？按官方解釋，是“蔣介石反動派”封鎖解放區，企圖從經濟上困死“人民有大救星”。所以“解放區人民”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自己種糧種菜，謂之“大生產運動”，這一“大生產”，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了。
長期以來，東野長崢就搞不明白“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句話，這句話放在山東，放在河南河北這些良田千裏的地方都成立，唯獨放在“陝甘寧”卻是一句屁話。記得很多年前我跟作家史鐵生談起他插過隊的延安，說起“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這句話，他說了同樣的一句話：屁話。要知道，那是個“靠山沒柴燒，靠河沒水喝”的窮山惡水的地方。整個黃土高原沒有樹，山是光禿禿的，到了黃土高原就像到了黃海一樣，黃土坡上什麽都不長，沒有樹，草也是稀稀拉拉的。燒柴，當地人叫羊糞。實際是什麽呢？他們養山羊，山羊可以滿山遍野找一些小草、草根吃。到秋天雨季，雨水形成山洪，把山上的羊糞、草根、枯葉從山坡上衝到山下，聚多了就可以撈起來，晾幹了就是燒柴，一年中也就一兩次機會；黃土高原有河，也有水，但不能喝，含鹽、堿太高，又苦又澀。當地老百姓用水是接的雨水，但這裏雨水稀少，所以要在山坡旁挖一個坑接存雨水，這就是水窖。有淡水的地方那是好地方，吳起鎮（當年中共潰逃的最後一站）就是有一股小孩胳膊粗的淡水泉而建的鎮，“解放”後己改成吳旗縣。
這樣的自然條件，這樣的惡惡劣環境，我想起了這樣一個問題，當年的中共是如何養活這麽一大幫人的呢？不要說那時，就是現在這裏的人自己也養不活自己，靠著“救濟”也才勉強活著。那時，外麵有國軍層層封鎖，幾十萬人不但要吃飯，還要穿衣。有人也許說，不是有個“南泥彎”嗎？後來宣傳說那個熬鴉片死的張思德是燒炭窯塌了壓死的，就更不靠譜了，黃土高原沒有樹，用什麽燒炭？這是其一；其二陝北人從來不用炭或者樹木取暖，因為陝北出一種煤，非常好，一張紙、幾根草就能點著，放在火盆中不會自滅，灰是白色的，現在稍富一點的人家還用它取暖。既然有這麽好的東西，誰還會挖空心思、無中生有的去燒炭呢。當然老百姓是用不起這煤的，主要是交通不便，運費太貴。在延安能長小米，出了延安就什麽糧食都長不了了。大米、小米、小麥、玉米、高粱、大豆全都長不了。老百姓吃什麽，一個是土豆，一個是蕎麥而且產量很低。除了這幾種東西，就隻有大煙，就是罌粟長得好，
那麽解放區是怎麽解決的軍人、官員、文職人員的吃、穿、用的呢？當地解決不了，必須從外麵運進來。當時的國軍和民國政府不可能供給你，用什麽東西能與民國政府治理下的百姓、商人交換所需物品呢？用大宗商品去交換，一是不可能，二是沒有。那麽唯一可能用來交換的隻有兩樣一是黃金、二是鴉片。陝甘寧不產黃金，收刮來的民脂民膏用不上十天半個月，唯一的解釋是種植、加工、販賣鴉片。
如今幾十年時光飛逝，延安彼時的所謂“大生產運動”確有其事，但“大生產”什麽，卻有研究的必要。由此可見，所謂的“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而能“豐衣足食”甚至身強體壯的，隻能是鴉片。而提到“大生產運動”所生產的鴉片，就不能不提到一個人：任弼時。
說到此君，國內的朋友可能都看過歌頌中共前領導人任弼時的電視劇《任弼時》。不過，該電視劇沒有告訴觀眾的是，當年任弼時還曾是延安的鴉片專員，通過將中共軍隊種植的鴉片販運到國統區和日占區，進而為中共的發展壯大提供資金。
任弼時，1904年4月出生在湖南湘陰縣（現為汨羅市），1921年前往蘇聯留學，次年加入中共。歸國後先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代理書記、總書記。中共武裝暴動後，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湘贛蘇區省委書記，並率領紅六軍團、紅二方麵軍北上逃跑。抗戰期間，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延安鴉片專員。
當年，中共被國民黨趕到西北後，因不抗日軍反打國軍，被國民政府斷了經濟來源，經濟因此捉襟見肘。為了實現發展壯大的目的，中共領導人遂在南泥灣開荒種鴉片，並販賣到國統區和日占區。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經過實地調查後曾披露：“南泥灣本來是延安地區唯一的原始森林，被王震的三五九旅用極其野蠻落後的方式砍伐燒荒後，種植了大片的鴉片；《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就是在燒製煙土的過程中被活埋在窯洞裏麵的。”
而任弼時就是當年的鴉片專員。原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的《延安日記》亦提到：“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裏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
關於這個鴉片專員對種植鴉片的看法，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的一份供中共高級官員看的“內部參考”中有這麽一條新聞：延安，30年代初秋的一個傍晚，紅軍專員任弼時和美國記者斯諾順著延河邊一同散步來到了寶塔山下，任專員摸了摸那為要顯示自己黨內地位而刻意蓄留的山羊胡，手指著一大片金黃待收的作物，欣慰地對斯諾說：“又是一個豐收年啊！”帶著稚氣的年輕的斯諾，顯然還沒有跟上任專員的思路。任專員繼續著他的話題：“往年，我們延安蘇區根據地生產出的棉花、布匹，一車車拉出去，換不到什麽根據地急需的用品；近些年來，我們改為種鴉片，一車車鴉片拉出去，一車車的槍支彈藥、食鹽和醫藥等急需品滿載而歸，延安蘇區根據地一天天地擴大著……”
看來任弼時在國難當頭之際，對於販賣鴉片之事是頗為讚同的。或許正如中共黨魁毛澤東所言：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據莫斯科特派員的日記記載，“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既然認同販賣鴉片對中共的重要性，中共為何還要將其美化為“為了抗日而進行的大生產運動”呢？但賣大煙畢竟是一件延安老農都要痛罵不已的傷天害理的事，所以要用“大生產運動”來包裝。同將鴉片生產和貿易合法化、並將鴉片不斷地運往國統區和敵占區去戕害同胞的中共相比，提倡“新生活運動”、禁止鴉片的國民黨在道德和行為上都遠遠超過中共。
如此忠於中共的鴉片專員任弼時大概不會想到，做如此傷天害理之事的他會遭到上天的懲罰。據說，任弼時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中共中央剛進北平，就於1949年4月18日做出決定：任弼時必須休息。決定當天，他就在醫生陪同下，住進了玉泉山休養所。5月，休養中的任弼時病情不僅沒有好轉，反而趨向惡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昏迷症狀。
當蘇聯的斯大林了解到任弼時的病情後，主動派了一個蘇聯醫療專家組到中國。蘇聯專家們在會診的報告上寫道:“……嚴重的高血壓症，腦血管有明顯硬化之症，心髒初期機能障礙，腎初期硬化，肝髒肥大，可能引起新陳代謝障礙；並有糖尿病，但尚不嚴重……”因此，專家們建議任弼時到蘇聯進行治療。任弼時於1949年12月初抵達莫斯科，先是在克裏姆林宮醫院，經過了20多天的治療後，轉往巴拉維赫療養院療養。到1950年春季，任弼時的健康似乎已經恢複得相當不錯，因此於5月28日回到北京。熟料10月底突發腦溢血，於10月27日不治身亡。
任弼時死後，毛澤東罕見地出席了其葬禮，這是中共掌權後的第一個葬禮。毛大概是想向黨徒們表明，任弼時的所作所為黨是肯定的，鴉片在中共曆史中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而中共新領導人則繼續著欺騙的傳統，在任弼時生日一百周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不知地下有知的任弼時是否願意接受這死後的“榮耀”呢？
隻是，現在再唱《南泥灣》，歌詞恐怕是得改一下：如今的南泥灣，與呀往年不一般，到處是鴉片遍地還是鴉片，在以“搶天下”為政權更替方式的中國，曆史，往往就是這麽醜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