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到革命：中國政治變革的一般規律
［鄭永年］ (2011-06-28)
目前中國的改革現狀已經呈現出幾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各方麵的改革缺少動力。經濟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找到了突破口，確立了基本市場製度，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深化？社會改革在過去的十來年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遠遠不能滿足社會變化的需要，如何找到突破口？政治改革在十七大的時候已經確立了“黨內民主引導人民民主”的方向，兩方麵的民主試驗也在進行，但並沒有成為係統的努力，如何推進？第二，改革沒有重點感。各方麵的改革需求在很快增加，但不知道先做什麽，後做什麽。麵對各方麵的壓力，不知道從何入手。第三，無論是執政黨還是社會，對改革缺少最基本和最低限度的共識。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一個局麵？人們都指向了問題的核心，即來自利益集團的阻力。改革的未來如何？中國的改革處於一個轉折點上。在這個關鍵時刻，有必要總結一下中國政治變革的一般規律。簡單地說，當改革進程停止之時，革命進程就會開始。如果從利益集團的發展進程來說，一旦當利益集團主導政治進程，或者說現存政權無能克服利益集團的阻力而繼續推進改革的時候，革命的因素就開始積累。
無論是曆史還是現實，都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政治必須與時俱進，改革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而是政治的常態。政治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動態，必須從改革到改革，不斷更新自己，這樣才能可持續發展。
這對任何政體都是如此。在西方民主社會，是依靠政黨的周期性輪換來實現動態政治的。但即使是民主政體，也經常因為既得利益的阻力，改革不力，政權也會陷入困局。美國經濟學家奧爾遜（Mancur Olson）曾經對利益集團主導的經濟發展表示極其悲觀的看法。他認為，隨著各種既得利益（分利）集團的形成，競爭受到製約，經濟發展缺少動力，出現滯漲。他並不認為民主政治能夠克服這些既得利益集團，而是需要用戰爭、大的社會衝突來改變利益格局。的確，在很大程度上說，民主政治是既得利益集團設計用來保護其利益的最有效的武器。盡管奧爾遜談的更多的是經濟方麵，政治方麵其實也如此。
用“開放性”來應對利益集團
中國沒有多黨政治，在克服利益集團方麵會麵臨更大的困難。一黨長期執政本身就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團。要防止利益集團坐大，防止它們挾持國家的政策議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執政黨的開放性。執政黨越開放，利益集團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用“開放性”來應對利益集團，實際上在改革開放之前就開始實踐了。在毛澤東時代，執政黨主要依靠社會群眾運動來防止和瓦解利益集團的。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搞“大民主”，用一個階級對付另外一個階級，政權的主體不斷輪換。可以說，在那個時代，除了毛澤東本人，沒有一個階級或者階層能夠主導中國政治。這樣做產生了非常負麵的結果，主要是妨礙了製度建設。長期處於運動狀態，包括法製在內的基本國家製度建設被忽視。當然，那個時代的既得利益非常簡單，政治和意識形態是社會的主體，社會經濟長期處於低度發展水平。
中國目前的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開放的產物。如果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那麽改革開放後發展出來的是一個利益主導的社會。從意識形態轉型到利益是一個並不容易的過程，但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過程。如果沒有中國社會各方麵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很難想象中國可以作如此快速並成功的轉型。
總體上說，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後期，中國的經濟過程相當開放。當時也有各種利益集團，但因為改革剛剛開始，包括農民和工人在內的各種利益都可從改革中獲得利益，利益集團之間及利益集團與社會之間的衝突因此也並不明顯。直到1980年代後期，當改革遇到困難，各種利益之間，尤其是政治利益之間的衝突開始表露出來，最終導致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改革停頓下來。
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促成了中國更大規模的改革。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執政黨發動了新一波更大規模的開放和放權，形成了大規模的利益重新分配局麵。傳統上的領導階級例如工人階級開始被邊緣化，而新興階層例如民營企業階層迅速壯大。麵臨新的局麵，執政黨開始調整其統治基礎，通過修改憲法和製定新的法律來保護私有產權，而且也容許民營企業家進入政治過程，有效地擴大的政權的社會基礎。
本世紀初以來，執政黨開始調整改革政策。在“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政策理念指引下，試圖平衡新興階層和傳統社會階層之間的關係，主要是要糾正前階段片麵傾向於新興階層，而對傳統社會階層的利益重視不夠的局麵，努力實現社會公平。當然，這樣做其實也是符合新興階層的利益的。很顯然，在基本社會公平正義缺失的情況下，社會問題難以為繼，必然要影響到新興階層的利益。
國企及官僚成為新利益集團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個轉折點。為了應付危機，國家出台了巨大的財政金融計劃。而龐大的財力都是通過國家本身，即國有部門而實施下去的。這就導致了利益集團的急劇擴張。國有部門的大擴張，馬上打破了原先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相對平衡的狀態，國有企業取得絕對的主導地位，快速地擠占了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如今好時光不再，它們開始尋找新的出路，例如通過移民等方式退出中國社會。
更為嚴重的是，國有部門的擴張，也沒有為傳統社會階層帶來任何好處。在傳統計劃經濟下，國有部門是工人階級的製度基礎。但現在的國有部門已經具有了不同性質，國有企業很難說是國家的，而更多地屬於國家企業管理者或者國家的代理人的。實際上，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收入差異擴大、腐敗等等現象的根源（本欄早先已經論述過）。
官僚係統本身也儼然成為既得利益集團。改革開放之後，盡管有“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目標，每次改革也是想縮減政府機構和官僚人數，但實際上是相反的。官僚係統越來越大，社會越來越小。在分權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層級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例如原來的地區級隻是“行署”，即省政府的派出機構，而現在則已經演變成實體，一級政府。同時，也出現了計劃單列市。這不僅僅是官僚機構變得龐大的象征，而且更是攔截了中央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官僚機構的無限擴大，必然造成社會空間的縮減。隨著財政稅收向官僚機構集中，國富民窮變得不可避免。更為嚴重的是，官僚機構嚴重和社會脫節，一個個官僚機構猶如一個城堡，和人民沒有有機的關聯。而且，官僚係統開始演變成獨立的係統，它們享受市場的好處，而可以豁免市場的壞處。無論是社會保障、醫療、住房和食品，各種不同的特供係統不斷湧現。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中國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而在官僚係統嚴重和社會脫節，感受不到人民疾苦的情況下，哪裏能夠出現改革的動力？
而在各種利益集團大擴張的同時，執政黨領導層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能力，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製約，從而大大縮減。因為黨內民主的需要，領導層實行集體領導，並且領導層的規模在不斷擴大（例如政治局常委從1980年代的5人擴大到現在的9人）。黨內民主的程度擴大，意味著權力在頂層的分散狀態。因為權力不再集中，權力的行使自然不再有效。再者，因為分權隻是對地方政府的分權，而不是向社會的分權，社會組織不能發育起來。同時，社會也沒有能夠影響政治過程的有效機製，因此既無能對主張改革的領導層有所支持，也不能對既得利益有所製約。
革命進程悄然開始
結果就使得中國的改革進入了本文開頭所描述的狀態。很多跡象表明，當改革不再的時候，革命進程悄然開始。人們可以從方方麵麵感覺到革命因素的存在。
首先，既得利益集團可以有效影響改革的政策。情況往往是，對有利於它們利益的政策，它們可以最大化；而對不利它們利益的政策，它們可以將其最小化。既得利益甚至隨時都可以圍堵領導人的改革議程。如果某一改革理念不符合它們的利益，就會群起而攻之，各種手段應有盡有。因此，有人認為，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挾持了中國的改革議程，就是說，它們可以製定政策，領導層和政府隻是它們所形成政策的“橡皮圖章”。
人民對官僚係統失去最基本的信任，政府和人民開始處於對立狀態，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因為改革的困難，政府很難用改革的方式來化解政府和人民的對立，因此有關部門開始用強製性手段來統治和控製社會，例如“維穩”。更為嚴重的是，在行使高強度控製過程中，本應當由國家壟斷的暴力開始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外包”公權力，導致了類似“黑監獄”等新事物的產生。一些發展商在“拆遷”過程中雇凶打人，甚至殺人。結果造成國家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進一步的對立。
應當指出，在任何社會，社會抗議運動是一個常態，也並不是所有社會抗議都會導致革命。但是，具有政治意識的社會抗議，最終必然會導致革命。很多年裏，中國社會的很多群體性事件或者抗議運動，都是為了具體的經濟利益。但今天，中國社會各種意識形態紛紛崛起，在意識形態上分化社會的同時，也在給社會群體灌輸著政治意識。人們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之間作選擇，發展出不同的政治意識。意識形態是行動的指南，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必然具有政治後果。
在這樣的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也開始感覺到不安全。除了高強度的控製外，它們也需要在思想層麵來論證其合法合理性。它們開始在各種思潮中尋找支持力量。不過，這些思想，無論是內生的還是外來的，對它們來說，都隻具有工具性質。總體上說，既得利益集團處於一種集體無意識狀態。它們不思改革，害怕改革，恐懼於在改革中失去什麽。它們隻知道不能做什麽，而不知道應該做什麽。一些極端的甚至開始對改革進行“妖魔化”。
很顯然，當既得利益的終極目標是維持自己的利益，並使之永恒化的時候，它們已經完全沒有能力來超越自己的利益。當它們不能超越自己的利益的時候，政治的開放性就必然消失。而體製的封閉性必然導致革命因素的發生和發展。原因很簡單。當不能從內部產生變革（改革）的時候，外部變革（革命）就成為選擇。
經驗告訴人們，這些都是革命進程開始的早期現象，但是革命進程如何進行，還是要看是否存在有效的改革。如果在革命進程的早期實施有效的改革，那麽這個進程可以終止。但如果沒有，這個進程就會繼續，直至革命的最終爆發。曆史地看，當革命即將爆發之際，統治階級還會進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屆時可能為時已晚。晚清的例子最為明顯。當光緒皇帝要改革的時候，慈禧太後等保守勢力殺了改革者，廢了皇帝。但後來，太後迫於形勢，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並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當初光緒皇帝設想的還要大。不過，大勢已去，革命已經成為主動力，任何改革都已經難以挽回局勢了。
那麽，革命又會有什麽樣的結果呢？在理想的狀態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舉，即零和遊戲。但革命也往往導致一種同歸於盡的結局。無論哪一種情況，犧牲最多的是社會大多數人，尤其是中下層的利益。每一次革命，精英也有犧牲，但與社會的大多數相比，微不足道。對政治來說，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中，革命的結果很有可能就是沒有任何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變化，革命往往是一個再生產的過程，也就是重新走一邊。中國社會真正的變化在於逐漸的改革。改革因此符合各方麵的利益，既符合社會大眾的利益，也符合既得利益的利益。
盡管革命很多情況下都以悲劇告終，但在既得利益集體無意識的情況下，這種悲劇往往是曆史的常態。如果不是這樣，那麽就很難解釋曆史上循環往複的革命了。
很顯然，對目前的中國來說，改革絕對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東西，改革屬於必需。
作者是國大東亞研究所所長
文章僅代表個人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