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黨不是偉業
桑普
今年據稱是偉大、光明、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中共唱響主旋律，推出電影《建黨偉業》，編造從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二一年中共建黨的歷史劇 本，充滿富有中共特色的消費主義式宣傳、共產主義式片酬、俊男美女式情節。筆者暫且不說該片的其他問題，但該片至少忽略了蘇聯或共產國際對建立與豢養中共 所擁有的支配性力量。事實上，由中共創立之日至建政後中蘇交惡為止，中共隻不過是蘇聯在遠東的一隻棋子，順勢捧出了一個充滿革命狂想、不尊重人性尊嚴、標 榜流氓虎氣猴氣的紅太陽。罪孽真相，罄竹難書，草草幾筆，為黨贈興。
關於中共建黨的動力來源，如果我們忽略當年蘇聯的動態來談論中共的建 立，進而把中共的建立與成長，看成是中國先進人士和知識份子純粹自發自生的理性過程，甚至繼續標榜這是所謂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恐怕是本末倒置，顛倒 黑白，見樹不見林。重溫歷史事實，有助澄清真相，開展理性思考。
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成功，推翻沙俄帝製。一九一八年七月，蘇聯成 立，麵對歐洲列強圍堵和白俄叛軍困擾，急欲掃平亂黨，拓展外交實力，進而爭取利益，儘快擺脫困境。當時，中國軍閥割據，各軍閥都仰賴不同西方強國的軍事支 持。同年七月四日，為了爭取當時中國境內最有實力的北洋政府支持，蘇聯外交人民委員契切林發表聲明：蘇聯政府放棄沙俄政府在滿洲所搶奪的一切物資和戰爭賠 款，重新恢復中國在滿洲的主權。這個建議似乎相當慷慨，但當時的北洋政府反應非常冷淡，因為北洋政府不希望跟西方列強破壞友好關係，何況俄國舊政府早有失 信惡例，直覺蘇聯新政府不足採信。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著手輸出無產階級反帝革命，突破帝國主義國家圍堵，增強蘇聯在全球的政治影響 力。同年五月，五四運動爆發，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深惡痛絕，譴責北洋政府與歐洲、日本等國家互相勾結，賣國求榮，全國充滿民族主義情緒。蘇聯政府趁勢把握 良機，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表示願意廢除所有秘密條約，允許就若幹條約開展談判，將中東鐵路無償無條件歸還中國，同時廢除包括領事 裁判權在內的一切特權。蘇聯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贏得中國人的理解和同情，爭取中國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承認蘇聯政府，同時借北洋政府之手，消除白俄在中國的勢 力，從而穩固新生的蘇聯共產政權。然而，當時中國北洋政府依然不為所動，但中國民間、學界和輿論卻紛紛叫好，普遍認同蘇俄是中國友好鄰邦，深感鼓舞。後 來，白俄勢力逐漸平息，蘇聯於是在一九二零年九月再發表《第二次對華宣言》，在第一次宣言的基礎上，附加貿易、鐵路、關稅等若幹條件，措辭轉趨謹慎保守。 當然，中國北洋政府依然不為所動。
正是在此背景下，蘇聯開展新部署：組織中國共產黨。一九二零年初，第一批共產國際代表在東方部書記維經 斯基（吳廷康）的帶領下到達北京，跟北京大學政治係主任李大釗和上海《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先後會麵，說服他們組織中國共產黨。陳、李兩人決意組黨，少不免 有書生意氣和追求理想的雙重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可能已經獲得了共產國際對政黨財源的保證，才會毅然答應組黨。一九二零年五月，在維經斯基的幕後支持 下，陳獨秀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作為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先聲。後來，根據多夫•賓的考證，“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日期是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 二日，當時創黨者包括：陳獨秀、李漢俊、沉定一、李達、俞秀鬆、施存統、戴傳賢（旋即退出）等人，推舉陳獨秀為書記（恐怕是由於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所以後來中共官方黨史就把它稱為“臨時中央”，故意矮化了當時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然後，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中共在北京、上海、武漢、山東、廣州、 長沙設立了六個支部。另一方麵，在共產國際的組織下，李立三、鄧小平、周恩來等人在一九二零年十月，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少年共產團”，後來奉共產國際之 命，改稱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當時，毛澤東隻不過是長沙支部的一隻小棋子，因為定期費用有著落，當然深感欣慰，某程度上填補了先前他在北京大學遭受 冷言冷語而滋生的心靈創痛。
一九二一年三月至四月期間，共產國際派遣馬林來華，指導初生的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一年 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上旬（至於中共官方黨史所說的七月一日，純粹是毛澤東在後來竄抵延安後聲稱記不清楚確實日期，而糊裡糊塗地用七月一日來權充中共建黨日 期，當然與史實不符），中共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黨員五十七人，被十三人代表（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 王盡美、鄧恩銘、陳公博、周佛海、陳獨秀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在上海法租界望誌路一百零六號開會（最後一天據稱因受暗探注意和外國巡捕搜查，於是改在浙江 嘉興南湖的遊艇上舉行），由陳獨秀擔任書記並組織中央局，通過黨綱、決議和公報。《決議》表示拒絕跟其他政黨發生任何聯繫，強調教育和組織工人。《黨綱》 有四大重點，至今全都沒有實現：一、依靠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的幫助，推翻資本家階級，依靠工人階級建設國家；二、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三、消滅私人資本，沒收 一切生產資料；四、隸屬於共產國際（中共官方黨史把這一點篡改為“聯合第三國際”，刻意扭曲原文）。
以上四點正好體現出初期中國共產黨員 的基本信念。儘管共產國際操控了大綱框架，但中共黨員畢竟也自願地參與其中。其中第四點（隸屬於共產國際）尤其重要，或許這正是當年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跟 共產國際代表所達成的重要共識。這些號稱進步的知識份子可能尚未察覺到把這一點寫進《黨綱》的嚴重性，依然沉醉在創黨革命救國救民的幻夢中，殊不知其理念 夢想和雄心壯誌（不管有多幼稚）已經被表麵上友好的外國勢力（不管有多進步）玩弄於鼓掌之中，導致中國共產黨這個組織本身，自始就沒有真正的獨立與自由意 誌。然而，當時的共產黨員尚有一定的表達意見自由，未受初生的共產國際嚴重打壓，例如李漢俊表示支持孫中山革命運動，待革命成功後，中共可以參加議會；但 劉仁靜卻大力反對，主張發動工人運動，武力奪取政權，信仰馬克思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無論如何，由於中國共產黨已經通過了這份《黨綱》，確認它是共產 國際的附屬組織，因此自始就根本無法自決，或隻能在共產國際所設計好的鳥籠內自決。至於共產國際方麵，又是如何建立這套隸屬和指揮體製呢？這就必須瞭解同 一時期共產國際的狀況。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亦即在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三次 世界代表大會，在閉幕當天下午，大會才草草討論“東方問題”，但對如何拓展東方勢力，當時尚未有具體行動綱領。然而，這次大會意義非凡，因為它製定了《共 產黨的組織建設、工作方法和工作內容的決議》：共產國際的指示和決議，是各黨必須執行的，當然也是每個黨員必須執行的，各黨的中央機關對黨代表大會和共產 國際領導負責。此外，《共產國際的組織決議》第四點更明確規定：執行委員會通過派遣全權代表到各支部去，可以在組織上有效地協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建立一個 從事日常鬥爭的組織。代表的任務是，向執行委員會報告殖民地國家進行鬥爭的特殊條件，也必須設法使黨和執行委員會與各黨之間保持最密切的聯繫，以提高執行 委員會和各黨的戰鬥力。至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將通過代表親自或書麵聯絡各黨，比以前更頻繁和迅速，以便在一切重要政治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上述規定跟中 共《黨綱》前後呼應，從此構成了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血肉聯繫”。
當時國際上發生了兩件大事，導致共產國際加緊其在中國的部署，甚至 出現了一種令人驚訝的策略轉向。一、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華盛頓會議召開，列強簽署九國公約。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舉行了遠東共產主 義和革命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作為反製華盛頓會議的舉措。當時，中國共產黨也派代表出席，包括王盡美、瞿秋白和張國燾三人。這次會議相當關鍵，因為共產國 際正式宣佈：中國已成為帝國主義在東方爭逐利益的重要樞紐。言下之意就是：西方列強都已約定好如何瓜分中國利益，蘇聯必須立即行動，用最有效的方法趕快插 旗，否則坐失良機。二、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五月，香港海員大罷工，聲稱在工人團結和孫中山所領導的廣州政府支持下取得成果。共產國際從此相信：孫中山所領導 的廣州政府是中國工人運動和反帝運動的基地，暫時無法倚靠初生乏力的中國共產黨去有效達成反帝革命目標，反而應該投資在孫中山身上，進而在國民黨的南方軍 事基礎上，成立聯合各種革命勢力的反帝統一戰線。
由於上述事態發展，共產國際立即改變了單一押注中國共產黨的策略。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馬 林率先在廣西桂林拜訪了孫中山，但孫中山直指蘇維埃製度在中國絕不可行。一九二二年五月起，達林、越飛、馬林等人先後被委派跟孫中山多次商議統一戰線，期 待促成國共兩黨聯盟和合作，但孫中山隻答應“聯俄”和後來的“容共”，不答應“黨外合作”。放眼當時國際大局，共產國際有求於孫中山（爭取外交地位，擴大 蘇聯勢力），而孫中山也有求於共產國際（軍火人材物資，揮軍北伐統一），自然一拍即合，而當時的中共也就自然再度成為共產國際玩弄在掌心中的棋子。
一 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充分體現出中共《黨綱》中“隸屬於共產國際”的超級威力。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中共通過二大決議，宣告正式加 入共產國際（隻不過是為已有的隸屬關係正名而已），而中央委員會則由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五人組成。同時，中共通過二大宣言，明確指出 中共第一階段目標是引導工人們幫助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使工人、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線（實質上就是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黨外合作）；日後再實 現“與貧農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步奮鬥；然而，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統一戰線內，獨立為自己的階級利益奮鬥，因此必須組織在共產黨和工會之內，訓 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預備與貧農聯合組成蘇維埃，達成完全解放。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後來翻臉不認人，覺得中共這份 決議太天真了，全然不顧這份決議當初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揮下產生，反指中共犯了左傾幼稚病。原因是：中共在通過二大決議當天，共產國際還未跟孫中山敲定 聯俄方案細節，而中共就搶先主張“黨外合作”，後來發現跟共產國際日後的“主旋律”（容共統戰）不一致，因此必須遭受棒喝。換言之，共產國際左搖右擺，中 共自然變成了替罪羔羊，被共產國際訓斥為不識服務大局和黨的領導。馬林拍案而起，說變就變，嚴厲批評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指控，指出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 政黨，而是一切階級的政黨，而中共黨員必須加入國民黨，改造國民黨以推動革命事業。當時，陳獨秀深感不滿，按捺不住，嚴詞駁斥馬林的主張，認為馬林忽視了 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心裏暗想：神是你，鬼也是你，還要找我出氣，簡直精神分裂。
無論如何，一九二二年八月，共產國際下達命令：中共黨 員必須加入國民黨，成立反帝統一戰線。中共黨員也隻得乖乖聽命，唯蘇聯馬首是瞻，一起參加國民黨。後來，李大釗更在中國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意見書》中 寫道：“第三國際是一個世界的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隻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國民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的組織納 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隻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的團體。”前後對照，結論正是：當時的中共隻不過是蘇共的外圍卵翼！ 鐵證如山，不容中共繼續篡改歷史，混淆是非，顛倒黑白。
自欺欺人，充滿幻夢，寡不敵眾，服從蘇聯，說變就變，正是初生中國共產黨的黨格。建立了這種貨色的政黨，究竟有何偉大可言？即使當時的中共有任何值得偉大之處，也隻是讓蘇聯覺得自己很偉大、光明和正確而已，根本談不上任何獨立自主的中共黨格和黨魂。
後 來，蘇聯代表和孫中山的談判當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一九二三年一月十六日，孫中山與越飛發表聯合宣言：一、蘇維埃製度不適用於中國，而蘇聯將協助中國完成 統一；二、蘇聯承認上述一九二零年的對華宣言，放棄一切沙皇時代特權；三、蘇聯保證無意使外蒙脫離中國，中俄另行協商中東鐵路管理辦法。這就是所謂“聯 俄”方案。後來，孫中山也答應中國共產黨員（當時隻有四百多名）可以用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就是所謂“容共”方案。然而，當時共產國際絕不希望國民黨毀 滅新生的共產黨，反而寄中共予厚望，因此在“聯俄容共”的框架下，明確要求中共即使留在國民黨內，但不得被國民黨同化，也不得在運動中隱藏自己的旗幟。一 九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共產國際更發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份指示，其中第五點要求中共直接參與反帝的工人群眾運動，在群眾運動中擴大自己勢 力，進而奪取民族革命領導權。以上就是當時的歷史真相。至於後事如何發展，相信大家心裏有數，在此不贅。
人是自私的動物，政黨也免不了是自私的組織。所謂大公無私、革命無罪，如果必須等待某黨暴力奪取政權後才有可能實現，那肯定是騙人的鬼話，極可能產生禍國殃民的效果，更遑論被外國勢力全盤操控，以致出賣民族尊嚴和利益。從中共建黨的一段歷史看來，敗象早已潛伏其中。
中共建黨，從來都不算是什麼豐功偉業。從建黨到現在，無人麵對真相，無人承擔責任，唱紅不知羞恥，打黑不知法治，民主隻有口頭，貪腐沒有盡頭，高唱發展勢頭，趕快洗錢走頭。看著這種政黨，隻得一個結論：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
2011年6月26日
（桑普，政治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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