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而沉重的曆史回顧—《邱會作回憶錄》述評---李莉

 

（ZT） 真實而沉重的曆史回顧—《邱會作回憶錄》述評---李莉

提供者：xiaoying

邱會作將軍去世９年後，他的回憶錄終於在今年１月底在香港問世。這部書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上下冊，共９９８頁，約８０萬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錄、生平簡曆等（下文引用時僅注釋頁碼）。這是自２００６年《吳法憲回憶錄》出版之後，被毛澤東與中共打倒的所謂“林彪集團”中又一位重量級人物發表的回憶錄，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價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通讀該書，感慨良多，現將讀後之感想隨筆如下。 　　 　　一、史料珍貴 　　 　　《邱會作回憶錄》之史料珍貴表現在很多地方。舉例來說，該書上冊的第十五章，題目為“林彪對我軍建設的貢獻”。以往官方出版的書籍或文章，在談及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壇上的作用時，都簡單地將林彪提倡的“四個第一”、“突出政治”作為一個重點，意在說明林彪投毛澤東之所好，將個人崇拜等一係列極左的思想灌輸進軍隊的政治工作當中，對中國軍隊的建設起了負麵的作用。讀了邱會作的回憶，我們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隻是其建軍思想當中的一個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國軍隊與國防建設上麵。 　　 　　１９６０年１、２月間，中央軍委在廣州召開擴大會議， 林彪代表軍委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針對中國國防的現實狀況，林彪提出了“南頂北放”的戰略方針，即“北邊以長江為界，對從鴨綠江到象山灣沿海一線的來犯之敵要頂住，要死守，寸土不讓。對南方來犯之敵，可以考慮放進來打，因為南方來犯之敵是從海上來，敵人沒有後方，放進來切斷退路，圍而殲之。”關於部隊的建設，林彪提出“作戰方針是部隊建設的總綱，全麵提高部隊戰鬥力是部隊建設的中心。政治覺悟、軍事技術、指揮靈敏、保障能力是部隊戰鬥力的四大要素。我們還必須建設能幹的統帥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都是戰略指揮部，管戰略是重要任務。”針對國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著手搞國防工程，部隊自己要擔負起這項繁重的任務。要在全國實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與此同時，“要根據作戰計劃在全國建立戰略、戰役供應基地，後勤保障實行基地化，像‘開旅館’一樣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夠經得起敵人空襲。”關於邊防的問題，林彪提出了三條原則：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槍，三是建立邊防“真空”。（頁２５１－２５３）林彪在講話中明確了中國國防戰略的方針和基本政策，解決了中國軍隊建設的主要問題，形成了日後中國國防戰略的整體思維和體係，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針對中國軍隊的編製，林彪深入部隊基層， 從４２軍調來一個整編連隊，作為研究軍隊編製的對象，邱會作回憶說：“現場會議在廣州軍區的廣場舉行，林總、羅瑞卿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都同連隊指戰員一起，席地而坐，展開了細致認真的研究。”“經反複座談，在最後一次座談會上對連隊的編製就定下來了。連隊新的編製是：恢複以連為單位組織夥食的傳統，按每十二個人編一個炊事員，除司務長、上士外，每個連隊編一個理發員、一個司號員。對連隊的編製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時，最後定下來了，大家對這個新編製十分滿意，在元帥們離場的時候，響起了經久不息的鼓掌聲。林總這麽鞠躬盡瘁，令大家十分感動，散會的時候，羅總長親自去扶他起來。據我所知，元帥們和各級幹部、戰士一起討論、決定編製問題，在我軍的曆史上是沒有的。”（頁２６２）連隊編製問題解決後，又開始研究軍、師、團三級的編製。林彪決定，軍長、師長、團長、政委和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後勤部長等都參加會議。林彪特別指出“師是重點，軍和團的機關都要力求精幹，師則要充實一點”（頁２６３）正是因為用了上下結合的工作方式，軍委擬定的編製草案才較為符合實際，野戰部隊三級機關的編製方案很快就確定下來。不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視軍隊的後勤裝備。在編製裝備會議期間解放軍後勤學院專門辦了一個後勤裝備展覽，林彪親赴展覽，就後勤裝備拍板定案，如戰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襪、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軍鍋、水桶、大小菜盆子等；連隊公用品，如馬燈、手電筒、擔架、理發用具等，還有後勤裝備工程車等。林彪事無巨細，事必躬親。邱會作說：“林總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是經常下部隊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層，調查研究，組織連長、指導員開座談會，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導全軍工作。現在不少部隊的老同誌都公認，從林總一九五九年上台領導軍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是我軍的鼎盛時期。隻要我們看一看林總的工作作風，他嘔心瀝血地撲在部隊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頁２６６－２６７） 　　 　　林彪在大講“突出政治”的同時更強調軍事工作，特別是軍事訓練， 在林彪眼裏，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並不對立。邱會作深有體會地說：“林總曆來是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的，林總多次講過（大意）：我強調政治掛帥，這是不能動搖的，但是，不要以為講政治掛帥就不要軍事，那也是不對的。部隊建設要全麵考慮，缺了一樣就不行的。現在我們應該這樣想，軍事和政治比較哪個重要？沒有話說，政治第一。可是講時間安排，那個應該多占一點，那個應該少占一點？政治應該少占一點，學文化也應少占一點，軍事應該占多些。我看時間比例，軍事應該占６０％、７０％以至８０％。但政治還是主要的，這是我們的基礎，什麽工作都要政治掛帥。”（頁２７１） 　　 　　林彪如此關注軍隊的工作，且親曆親為地參與、指導， 這在官史的記載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記載隻能得出一個林彪隻搞了“個人崇拜”一件事，對軍隊事業的發展起了障礙作用。讀了邱會作回憶這段珍貴的史料，我們對林彪或許會有新的認識。 　　 　　二、揭示羅瑞卿、“楊餘傅”事件的真相 　　 　　讀《邱會作回憶錄》最大的感受就是，該回憶秉筆直書，揭示了許多仍被當今大陸官方掩蓋了的事實真相。軍隊涉及文革運動的幾件大事，一個是文革初起時的羅瑞卿事件，一個是文革當中的“楊餘傅事件”。邱會作回憶對此都作了較為具體而詳實的揭示。讀來令人感慨。 　　 　　１、羅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許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將羅瑞卿歸結於林彪對羅瑞卿的不滿和迫害，毛澤東當年主導的批判羅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響，偏聽偏信，錯整了羅瑞卿。這個眾口一詞的說法卻掩蓋了一個重要史實，即倒羅事件本身就是軍隊內部的一場“派係鬥爭”，而這場鬥爭恰恰被毛澤東所利用，成為文革運動中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前哨戰，而真正發揮倒羅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葉劍英、楊成武、肖華、劉誌堅等人。 　　 　　自１９５９年林彪接替彭德懷主管軍隊工作後，林彪推薦已經遠離軍隊工作的羅瑞卿出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代表林彪主持軍隊日常工作。林彪在１９６３年因為身體原因不得不脫離工作，休養為主，毛澤東遂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這以後，羅瑞卿對林彪的態度逐漸開始有了變化，軍委內部兩個陣營逐漸形成。這裏賀龍、羅瑞卿為一派，背後有劉少奇、鄧小平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領導人的支持，另一派則是林彪、葉劍英、楊成武等人，軍委內部的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是支持林彪的。賀龍成為軍委內部的孤家寡人。（頁３７０） 　　 　　由於羅瑞卿與其他元帥之間的緊張關係，葉劍英、聶榮臻、 楊成武等人成為倒羅的核心人物。據邱會作回憶：“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了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誌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１９６５年６月葉劍英還專門把邱會作找去家中談話說：“對長子的問題，我告訴林總，已按照主席的意圖同聶帥、劉帥、陳老總、楊成武都談過，還要很快同有關同誌打招呼，以免他們陷進去，有的會越陷越深。我們共同商定了一個打招呼的名單。第一步有你一個，然後視情況的變化，打招呼的人還要擴大。要盡量多爭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長子和他同盟的圈子裏去。不過胡子（賀龍）的問題不要對外人提起。”（頁３７７－３７９）顯而易見，葉劍英才是倒羅事件中最積極的人物之一。 　　 　　邱會作說：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召開的上海會議前，“葉劍英、 謝富治、肖華、楊成武、劉誌堅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係統匯報了羅瑞卿的問題。毛主席聽了匯報之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並同林彪同誌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誌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來解決。”邱還說，上海會議期間“葉帥當著我們這些去看他的幹部大聲說：‘搬掉凶神，解放元帥！’他說；‘你們受壓當然不好受，但你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你們還是要客氣一點的，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他就不客氣了。他根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裏的！’”（頁３９３－３９５）１９６６年３月軍委在北京繼續開會，會議由葉劍英主持，“會議上衝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給主席匯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誌堅等人以及總政的一幫人，如李曼村、唐平鑄等人。”會議結束時，葉劍英代表軍委作了長篇發言痛批羅瑞卿。羅跳樓自殺未遂，葉劍英在總結中說：“‘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裏，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為‘一跳’，為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為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頁４０９－４１０） 　　 　　林彪對倒羅時什麽態度呢？邱會作說：“毛對羅究竟是什麽打算， 當時林並不知底。林隻知道羅給他丟了人，他提名的總長有那麽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尷尬之處。上海會議，林彪沒出麵，回到北京開會，林既無參加，也無指示，更無主持會議，整個會議沒有聽到林的任何指示，林連麵都沒有露。這和開彭德懷的會完全是兩個樣子。”（頁３９９） 　　 　　羅瑞卿事件的實質何在？邱會作一針見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開始就想扳倒劉少奇，並在準備條件，等待時機到六五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劉要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你羅瑞卿把軍隊搞成這個局麵，能依靠得上嗎？！再說，老帥的”狀“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羅等於他自己也支持縱容了羅，這樣會得罪一大批老資格，毛主席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必須解決。而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要端掉劉、鄧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書記處中的幹將拿掉，拿住軍權又是首當其衝的，因而，羅瑞卿的倒台也是首當其衝的，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頁３８０） 　　 　　以上這些真實而具體的內容，我們從官史中是看不到的， 因而羅瑞卿事件也就成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形象也就這樣被掩蓋起來，一切罪責都歸結到林彪一個人身上。 　　 　　２、“楊餘傅事件” 　　 　　“楊餘傅事件”是文革中期軍隊發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為解放軍代總參謀長的楊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們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將楊成武倒台歸結到林彪身上，聲稱毛本人偏聽誤信了林彪的饞言雲雲。楊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將他的倒台歸於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邱會作的會議讓我們再一次看清了個中之原委。其大致過程如下（頁５４９－５６６）： 　　 　　（１）楊成武自做主張，提出由吳法憲以副總參謀長的身份協助楊主持軍委工作，而吳的空軍司令一職由空軍政委餘立金接任。 　　 　　（２）楊成武的主張並未事先征得軍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楊卻一意孤行。 　　 　　（３）楊成武、吳法憲就楊的女兒婚姻問題產生了矛盾。 　　 　　（４）林彪為了息事寧人，要求軍委辦事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楊成武，並設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楊成武卻不領情，甚至要求將他的主張交由中央碰頭會和中央文革小組去討論，以此作為要挾。 　　 　　（５）楊成武此時與江青關係甚為密切，楊成武提出將空軍的問題交由中央碰頭會討論，實際上就是要把軍隊的事務交予江青幹預。林彪對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６）楊成武是軍隊中僅次於林彪的重量級人物，楊當時不僅曾是毛澤東身邊的紅人，也一直是林彪銳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與楊成武之間產生了某種隔閡，林彪卻說服不了楊成武，林隻好親自向毛澤東報告。 　　 　　（７）毛曾就楊成武“大樹特樹”一文表示了不滿，尤其不滿楊喜好突出其個人，但礙於林彪對楊的寵愛而未有所表示。此時毛適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與會的人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他們決定：對楊成武的問題，事情要說清楚，結論不要做，暫時停止工作。 　　 　　（８）餘立金的所謂“叛徒”問題是南京軍區從國民黨舊檔案之中找出來的，由司令員許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澤東親自批準對餘立金實行逮捕。 　　 　　（９）傅崇碧因所謂“衝擊釣魚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堅決要求就此機會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無辜受到牽連。 　　 　　（１０）楊成武臨行前林彪特意見了楊，林對楊說：“你現在到外地去住一個時期，對自己的錯誤，要認真反省；還保留你副總參謀長的職務；你現在就走，可以帶家屬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還送楊到門口，與楊握手道別。楊被安置在洛陽附近原蔣介石的一處行宮隱居。楊以後的生活安排均由邱會作負責從優安排。 　　 　　（１１）楊成武雖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頭會和中央專案組那樣把楊成武往死裏整，而是讓楊在外地閑居，堅持給楊副總參謀長的待遇，並不許專案組搞楊的專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楊均被林彪拒絕。所以，楊成武可以安居洛陽，這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是極為少有的特例。 　　 　　楊成武自己說：“整個關押期間，始終沒有一個人找我談過一次話，沒有核查過一次問題……”（《楊成武將軍自述》　遼寧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頁３４９）。楊成武自己的回憶與邱回憶相吻合。 　　 　　事實上，林彪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將楊保護起來， 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楊成武實際上是因禍得福，否則“９１３事件”後被打倒的就不是黃吳李邱，而是楊吳李邱了。 　　 　　那麽林彪為何會“棄楊留吳”呢？邱會作以自己親身的觀察認為，是“楊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說何解？ 　　 　　（１）楊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隨毛澤東巡視南方各省，耳聞目睹毛對江青的信任和縱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楊對江青的態度有了重大變化，楊江關係甚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見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楊成武去辦。 　　 　　（２）楊在曆史上和現實中都與林彪關係極為密切， 楊認為林彪絕不會改變對楊的信任態度。但是楊出於多種考慮又與江青過從甚密，楊以為可以用江青來影響林彪對軍隊重大的事務的決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堅決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隻好忍痛讓楊靠邊站了。 　　 　　（３）楊成武與吳法憲在林彪與江青的關係當中都扮演了“政治紅娘”的角色，但是吳法憲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與江青打交道，而楊成武則想自做主張，兩邊牽線。楊明知林彪厭惡江青，卻想借用江青來影響林彪，腳踩兩隻船。這樣一來，楊就無法繼續成為林彪的副手了。邱說：“林總對楊成武的處理，完全是無奈的。‘棄楊留吳’也不是簡單不要楊的問題，而是楊不能再留了，這是不準江青插手軍隊完全必要的作法。”（頁５６５） 　　 　　邱會作最後說：“可是‘九一三’之後，毛主席說‘楊餘傅’ 搞錯了，是林彪搞的。實事求是地說，‘楊餘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聯手搞高級幹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聯手搞陶鑄後又一次聯手搞掉自己陣營的重要高級幹部。”（頁５６５－５６６） 　　 　　邱會作的回憶是迄今為止筆者所看到的對“楊餘傅事件”最詳盡、具體的描述和分析，非親身經曆者是寫不出來的。它回答了為什麽楊成武這位曾經是毛澤東、林彪身邊的紅人倒台的前因後果。絕非是楊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絕才導致這一事件的發生，更非目前國內黨史教材所言林彪為了實現篡黨奪權的野心而惡意陷害、打倒楊成武。通讀邱會作的回憶，相信人們對這一事件應有較為明確、清晰的了解。 　　 　　三、還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實麵目 　　 　　邱會作回憶重點談論了軍隊與文革，這就無法繞開林彪。邱會作以其親身的經曆，為世人還原了文革中一個更加真實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１）林彪對於軍隊的文革運動采取了“不介入”的態度 　　 　　邱會作回憶說：“六六年五月間，葉劍英元帥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總提出的軍隊文化革命總方針是：軍隊不搞”四大“，進行正麵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戰鬥力，加強戰備。這是完全正確的方針。從元帥到軍委常委及參加會議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院校負責人，都完全擁護這條方針。”（頁４５１）葉劍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就傳達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說，軍隊的文化革命由軍隊自行決定，不照地方的辦法。軍隊堅持正麵教育，不搞‘四大’（會場上熱烈鼓掌）。（二）軍隊高級幹部，不要怕別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軍隊要特別警惕企圖搞亂軍隊的人。對這種人，不論來自何方都必須嚴肅對待。上麵三點就是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我們要堅決貫徹執行。”（頁４５２－４５３）當時軍隊中的高級幹部心裏也很緊張，擔心受到衝擊。但是林彪一句話點明了關鍵之處：“不介入就不緊張”，可見林彪如何對待突然而至的運動的高明之處。邱會作說：“六六年六月以前，機關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開始，在內部出大字報和小字報，機關的業務工作照常進行。”（頁４５４）這說明林彪針對文革運動的對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２）從“不介入”到“軍委八條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針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初被打破。陶鑄的女兒陶斯亮在天安門城樓向毛澤東告禦狀，聲稱他們的革命行動受到軍委總後領導人的打壓。林彪在毛澤東的壓力下，於１０月５日發布了“軍委緊急指示”，開放了軍隊的“四大”。由此軍隊院校的造反勢力蓬勃發展，一發不可收拾。邱說：“這道命令改變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文化革命的總方針，允許院校搞”四大“，成了軍隊大亂的突破口。這樣一來，原來按中央軍委的方針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黨委領導，一下子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軍隊領導幹部被揪鬥得很厲害，軍隊的工作全麵陷入被動，大家怨聲載道。葉帥、聶帥、林總很生氣又很無奈。”（頁４５５）麵對混亂的局麵，林彪於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親自起草了《軍委八條命令》，而《軍委八條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軍隊的穩定，不許隨意衝擊、武鬥軍隊幹部，軍隊實行正麵教育，而非造反奪權。３月份又召開全軍高幹會議。這對軍隊的穩定起了決定性作用。邱說：“雖然《軍委八條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簽發的，但《軍委八條命令》執行後，中央文革又是不滿的，生怕壓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也說過說：仗著八條，抓人太多。葉帥聽到後氣得不能自己。聽葉群說，有一次在毛家灣，葉帥坐在會客室不說話也不走，林總一直陪葉帥坐著，誰也不說話。《軍委八條命令》出台以後，軍隊各級黨委、各級領導的確當成了法寶，打擊了‘造反派’，有的甚至開了槍，如趙永夫。因為元帥們有氣，《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又使他們發火有了本錢，這樣‘二月逆流’的發生勢在必然，《軍委八條命令》本身對毛主席的路線就是最大的‘逆流’。”（頁４５６） 　　 　　（３）林彪對軍隊幹部的保護 　　 　　為了保護軍隊的幹部不受衝擊，林彪發明了“躲反”。邱回憶說：“在動亂中，林總、葉帥對軍隊幹部是愛護的。軍委通知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都到北京京西賓館來‘躲反’、‘避難’，宣布京西賓館不許衝擊，並由衛戍區嚴加把守，在形勢穩定下來才陸續回去。這和地方幹部相比是天壤之別了。”（頁４５９）經林彪、葉劍英批準到軍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趙爾陸、李天煥、王秉璋、杜義德、邱會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經不住壓力回到原單位“經受群眾運動的洗禮”，結果喪命，如趙爾陸。邱回憶說：葉群曾對邱說“很多事我都不敢給首長講，一講他就發火。前幾年，首長知道趙爾陸死了，氣得他不吃飯，在屋子裏轉來轉去，一邊走一邊罵。叫我把郭子瑞（趙爾陸的夫人）接來好幾次。他知道王秉璋經常遭武鬥，他罵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見王秉璋。我說王秉璋在七機部，是國務院管，你見他不好，他說為什麽見不好？你懂個屁，我們是戰友，是戰友！我負傷從馬上掉下來，是他和蘇靜把我搞回去的。”（頁５９３）邱會作的遭遇也頗有典型性，邱當時奉林彪、葉劍英命令住在西山，實是“躲反”，但是卻被時任軍委副主席、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直接下令回總後參加群眾運動（實則接受群眾批判、批鬥），慘遭造反派武鬥毒打，幾乎死在武鬥場上。林彪知道此事後大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麵救回邱會作，後在葉劍英、葉群的勸阻下，找來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林彪對陳伯達說：“你是文革組長，對群眾有說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會作！”後來葉群持林彪、陳伯達手令救出邱會作。（頁５０８－５０９） 　　 　　（４）搞垮軍內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團的劉素媛為了慶祝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五周年，想聯合在京各部隊文工團聯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並囑咐劉素媛找葉群談談。此時的林彪抓住了這一機會，通過支持軍隊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壓了軍隊中的造反派。（此事吳法憲回憶錄也有較為詳盡的描述）。通過“五一三事件”，軍內造反派從此一蹶不振，軍內的造反勢力被清除出軍隊和北京，從此軍隊進入較為穩定的時期。邱說：“林總和軍委不是通過發指示的方式，而是通過支持誰搞文藝演出的方式表明林總和軍委的態度，支持革命派，打擊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領率機關迅速穩定下來，從而使各大軍區及全軍部隊迅速穩定下來。這是林總的高棋，也是險棋，因為在文革中直接打擊造反派還是第一次。事後，葉群跟我們說過：‘林總反複掂量，主席要軍隊還是要造反派？林總最後說：’主席要軍隊，但對打擊造反派也不會太高興‘。’林總抓住了這個機會，徹底扭轉了軍隊的局勢，為黨、國家、軍隊立了大功。這也是‘五一三’能夠取勝的主客觀條件。”（頁５２７） 　　 　　（５）林彪領導下的軍委辦事組對江青的抵製 　　 　　邱說：“在林總的支持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是堅決反對江青的，也就是反對中央文革的，這是保衛人民解放軍決定性的鬥爭，在文革中保衛解放軍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衛黨和國家的頭等大事。”林彪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２５日與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談話時明確表態說：“去年，全軍文革垮了，江青幾次提議要恢複全軍文革，我都沒有表態。要恢複全軍文革．就會有人插手軍隊的文化革命，並在軍隊內部找他們的代理人。中央軍委常委的工作一時也難以恢複起來，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誰來管事。葉帥管事，軍隊喜歡，他們（指中央文革）不喜歡；徐帥管事，他們喜歡，軍隊不喜歡。隻好用辦事組來管大事，這是最靠得住的辦法。”（頁５７７）軍委辦事組在林彪的領導下，實則起到了文革初期葉劍英、聶榮臻所起的作用，延續了林彪和老帥們穩定軍隊的方針和政策，功不可沒。邱回憶說：“林彪對江青一夥的基本態度之一，就是不許他們插手軍隊。林彪說：‘如果他們在軍隊有市場，是亡黨亡國的開始。’九大之後，防止上海幫插手軍隊真如同防止盜賊一樣的嚴格。軍隊向中央的請示報告，也同總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總理，由他轉送主席之後，再在政治局傳閱。看起來這是小事情，其實是大事，這樣可以減少江青一夥的幹擾。”（頁６１０）中共九大之後，軍委辦事組的主要成員們都成為政治局委員，更成為軍隊抵製江青等文革極左派的堅實力量。事實上，江青等希望滲透進軍隊並掌握軍權一直不甚成功，這與林彪在一開始就予以防範和抵製有直接的關係，軍隊更成為日後粉碎“四人幫”的重要力量。 　　 　　（６）林彪對造反派的厭惡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對文革造反派的厭惡和痛恨。邱會作長子邱路光與原煤炭部部長張霖之的女兒是大學同學，也是一對戀人。但是由於張霖之是被毛澤東、江青點名打倒的幹部，並死於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兩個人的戀情此時也遇到險阻。邱會作請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麵找周恩來求情，周恩來說：“你去找葉群，葉群同意了，我就批準他們結婚。這是好事情。”（頁５９３）周恩來明說葉群同意即可，實是暗喻葉群背後的林彪。在葉群的支持下，周恩來在國務院給張霖之作了內部結論，並批準了兩個人的婚姻。林彪還在家裏接待張霖之的夫人李蘊華，說“張霖之是好同誌，他為什麽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認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場的軍委辦事組黃永勝等人說“軍隊的幹部能解放的盡快解放，能解脫的盡快解脫。”當時已經解放的和解脫的幹部有張震、王必成、林維先、謝勝坤、江文、張宗遜……已經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楊勇、梁必業、吳克華、張賢約、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絕的是，林彪與李蘊華合影時，堅持請李坐在中間，林彪和黃永勝坐在兩邊。（頁５９４－５９６）林彪這個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竟然與被毛澤東、江青點名打倒的走資派張霖之的夫人合影，並稱張霖之為“好同誌”，林彪以自己的行為表示出對造反派的厭惡和痛恨，和對張霖之一家的關懷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幹部醫療待遇問題的真相 　　 　　文革期間，一批老幹部受到衝擊和迫害，醫療待遇問題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限製，引發了眾怒。文革之後官方將這些責任統統歸結到林彪和江青的頭上。那麽事實到底如何？邱會作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事實的真相。 　　 　　關於老帥們的醫療問題，邱說：“老帥的治病問題，都是由總理專管，我沒管，我也沒資格、沒權力管。在賀龍、羅瑞卿等人治病的問題上都是中央專案組報總理直接管，總後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聽的。三○一的領導也不向我匯報，這是黨的工作紀律。”（頁８７７）１９６７年５月，周恩來召集邱會作、汪東興、吳階平等人開會，規定了幾條。其中最關鍵的一條是“對中央原政治局委員，書記記處書記、副總理以上的領導幹部，正在受審查的人員，涉外事項的醫療保健工作，一律歸周總理批準，由三○一總醫院，北京醫院、首都醫院、公安醫院，按照總理批示執行任務。對上述人員的醫療保健．沒有總理的批示各醫院不得自行辦理。”（頁８７８）三Ｏ一醫院上至院領導，下至普通工作人員都嚴格按照周恩來的指示行事，對送進醫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療。邱會作說：“賀老總的治病問題，及羅瑞卿，陳老總，陶鑄的治病問題，三○一醫院都盡了全力，他們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複雜政治情況造成的，不是三○一的醫療造成的。”（頁８７９） 　　 　　關於羅瑞卿的腿傷問題，邱說：“ 羅瑞卿自己向中央寫報告要求做截肢手術。同時三○一醫院非常負責地組織專家會診後，給中央寫了報告，周總理看了三○一醫院的報告，看了Ｘ光片和特別畫的手術示意圖，周總理批準了這個手術報告。六九年初，給羅瑞卿做了手術，手術前三○一醫院又給周總理打了報告，總理批示要保證治療的效果和安全。主管醫療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長主持手術，由骨科副主任黨廣博和主治醫生王一德主刀，主治醫生宋運琴負責麻醉，著名專家外科主任陸惟善在手術室指導，雖然羅瑞卿患有心髒病，由於組織周密，認真負責，手術很成功。若幹年後他到世界上最先進的西德去做手術，卻死在那裏。”（頁８８０－８８１） 　　 　　關於賀龍的搶救問題，邱回憶說：“ 賀老總的專案問題我是一點不知道的，中央專案組是極其嚴格和保密的。在楊成武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我隻聽到楊成武說過一句話，‘總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溝去了’。象鼻子溝和西山是一個山坡之隔，是國務院係統的戰時指揮部所在地。在黃永勝的軍委辦事組時期，我也隻聽到黃永勝說過一句‘彭德懷和賀龍的案子楊成武的時候就基本定下來了’。六九年六月九日淩晨，三○一醫院副院長曹根慧接到中央二辦打來的電話說：‘賀龍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衛戍區的醫院，這次黃總長因你們條件好，技術力量強，指示你們立即派醫生出診治療’。曹副院長立即進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給賀老總看過病的主治醫生黃秀琴和南樓（高幹病房）護士薑輝永帶著搶救器械和藥品趕到了賀龍的住處。黃秀琴診病時，薛明和專案人員都在場。黃醫生經過診斷立即向曹副院長匯報，因為曹副院長根本不知道賀老總的住處，他說：‘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醫院搶救；如路途遠，道路顛簸就增派醫護人員去現場搶救。’黃醫生認為賀老總的住處不具備搶救條件，這裏去三○一的路途不遠路況又好，請示送三○一搶救，曹副院長立即決定‘把病人接回來，路上不間斷地搶救治療，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長又立即向靳來川院長匯報，靳說：‘關鍵是確診，然後進行搶救！’賀老總到三○一時，樓裏樓外已經是戒備森嚴，顯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樓（高幹病房）主任李晉率醫生進行搶救，確診賀老總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長立即組織專家會診，大內科曾誠富主任，放射科高育？主任，心腎科黃大顯主任等趕到病房，當時比較先進的移動式光機也由肖誌達醫生推來給賀老總拍片，發現賀老總肺部感染。再經過驗血後，決定輸液。輸液的藥劑是５％的葡萄糖和胰島素，胰島素適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並發症的病人；對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劑量葡萄糖，直到醒過來為止。這個用藥方案是可以經得起檢驗的。三○一從領導到醫護人員盡了最大的努力，但賀老總沒有搶救過來，於六月九日下午三點去世。”（頁８８５－８８６） 　　 　　關於傅連璋問題，邱回憶說：“一次，總理、楊成武、 吳法憲和我在場，江青對葉群說：‘傅連璋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過林副主席嗎？現在，為什麽不報仇！’葉群笑了笑回答說：‘傅連璋還好，就是教林副主席養生之道，現在他（林）自己都會查藥典了。’江青認為葉群不識抬舉，立即說：‘把傅連璋抓起來，待後再處理。’大家都不吭聲，江青就火了，這時總理說這件事我來辦。也就過了一天衛戍區來了幾個人，給我看了總理的條子：“把傅連璋交給來人，周恩來。”我看了條子之後知道總理並不是指名叫我辦的，我就給總後副參謀長陳龐打了電話，陳龐帶著他們到了香山傅的住處，翻牆進去把傅連璋帶走了，並關進了秦城。“（頁５８０）”過了幾天（那時我不在碰頭會，不是天天見總理）我見到總理，問為什麽抓傅連璋？總理隻說了一句話：‘和你們沒關係。’不久傅連璋就死在秦城。“日後的中紀委審查小組對邱說：傅連璋之死與你無關，你對傅連璋在文革中說過的一些批評的話，不能和專案混為一談。（頁８８８－８８９） 　　 　　從以上幾件事情來看，中央專案直接掌握在周恩來的手上， 具體的醫療事務也都由周恩來負責，別人不得插手。可以說，解放軍三○一醫院對於羅瑞卿、賀龍的治療是認真負責的，不存在人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稱的”醫療上限製、拖延和反治療“這個問題，當時的三○一醫院從上至下都盡到了醫務工作者的職責。至於傅連璋慘死於秦城監獄也與林彪沒有直接的關係。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為止仍被官方定位於”篡黨奪權、陰謀政變“，但是官方卻列不出林彪”陰謀政變“的證據。邱會作直接了當地寫出了自己的看法：“林彪真正搞武裝政變謀害毛主席？我認為是毫無根據的。 　　 　　第一，武裝政變是特殊戰鬥，古今中外都一樣，這種戰鬥來不得半點差錯。我們所看到林彪搞武裝政變的”證據“，就是什麽‘五七一工程紀要’，‘小艦隊’，這根本不能說明林彪有什麽問題，這些材料不僅不能說明問題，更不能證明任何問題。我們不要忘記林彪是大軍事家，也是最有實戰經驗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麽武裝政變，就沒有不成功的。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況。當時，毛主席還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隻有周恩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要搞武裝政變，還不是可以隨心所欲，水到渠成嗎？因此，假的東西要說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裝政變要有最有力的指揮。林彪搞武裝政變怎麽好象是小孩做遊戲一樣的？ 　　 　　林彪要搞武裝政變，他沒有動用統帥部的任何指揮機構，沒有動用各軍種各大軍區，也沒有動用任何作戰部隊。這樣象搞武裝政變嗎？林彪搞政變都不依靠我們，”林彪死黨“的帽子白給我們戴上了！同樣不要忘記，當時林彪不僅可以通過指揮係統指揮全軍部隊，而且也可以指揮任何作戰部隊。林彪沒有動用任何部隊，這也是搞武裝政變嗎？ 　　 　　第三，全國平靜。事實證明，‘九一三’之後，黨內、軍內秩序良好，社會平靜穩定。沒有發現一個排、連、營、團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說一個師、一個軍了；同樣沒有發現一輛坦克、一架戰鬥機、轟炸機接到過林彪或黃吳李邱緊急戰備或緊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黃吳李邱是軍人，他們政變不利用軍隊，不利用槍炮，不利用飛機、坦克，這算搞什麽名堂！？難道林彪隻和自己的兒子及幾個空軍的小幹部搞政變嗎？！這根本不是林彪。政變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說法，好像林彪政變就是自己在搞一場為了死的兒戲。那麽，為什麽都說林彪是搞武裝政變失敗而外逃的？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來處理‘林彪問題’的手段，隻有把林彪先定為反革命集團搞政變的頭目，才有處理的根據。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時， 當確悉林彪出走的飛機在外蒙溫都爾汗機場機毀人亡，機上九人全部喪生。接著，汪東興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員舉行了慶祝會，毛主席的心情很好，並要汪東興向政治局傳達一句話：‘林彪幫了我一個大忙。’這句話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對‘林彪問題’可以隨心所欲放手處理了。說‘九一三’是林彪搞政變，對毛主席是飲鴆止渴，並為鄧小平否定毛主席準備了炮彈。”（頁７８７－７８８） 　　 　　作為一個身經百戰的軍人，邱會作以自己獨到的視角審視這個所謂的“林彪政變”事宜，邱的見解可謂真知灼見。事實證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陰謀政變”一說不過就是一個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兩案審判”的內幕 　　 　　１９８０年的“兩案審判”長期以來一直是官方津津樂道的內容，聲稱這是中國走向法製的開始，身為兩案審理知道委員會主任的彭真甚至說，要把兩案辦成鐵案，傳到子孫後代也推翻不了。一些禦用文人們也不遺餘力地為這場審判塗脂抹粉，如圖們、肖思科的《特別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受審實錄》、王文正、沈國凡《共和國大審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親曆記》等。那麽事實真相如何？邱會作回憶為人們重新認識這場審判提供了新的視角。 　　 　　１、官方利用當年的造反派充當審案者 　　 　　１９８０年９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在秦城監獄開始對兩案相關人員進行了連續十多天的預審。負責邱會作的預審組組長竟然是原來總後的造反派王瀑聲。邱會作回憶說：“預審組由三個組員、一個記錄，共四個人組成。我一見到組長王瀑聲，即大吃一驚。王瀑聲原是後勤學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個幾易其主的人，文革開始的時候曾經多次表示：學習毛主席著作，要遠學林副主席，近學邱部長，堅決跟著邱部長一起鬧革命。但後勤學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後，他又投降了造反派，當毛主席、林總、周總理派葉群把我從武鬥場上搶救出去之後，王瀑聲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來。‘九一三’之後，王瀑聲又轉回造反派一邊去了，這就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預審組組長王瀑聲的本來麵目。”（頁９０１）總後當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勢，把總後攪得天下大亂，他們在總後機關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將總後的辦公樓變成了臨時監獄。（頁４９２）後來又對邱會作實行慘無人道的武鬥，幾乎置邱於死地。邱會作在林彪、周恩來的支持下重回總後工作後，曾經處理過一批這樣的造反派。現在官方為了搞好審理工作，竟然起用這些當年被打壓下去的造反派充當審案者，如此審理毫無公正、客觀可言。 　　 　　２、背離曆史事實，強加罪名 　　 　　兩案預審小組先定罪名，然後再尋找證據。在預審之時，先將邱會作劃入林彪反革命集團。將邱定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親信，當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這還有什麽疑問嗎？”“親信就是結幫、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這樣對你的嗎！”“你是政治局委員就決定了你的問題的性質！這點你總不能否定吧！”（頁９０２）預審組對此卻提不出任何像樣的“證據”，他們羅織出來的罪行主要又三條：一是指責黃吳李邱等人與林彪搞了政變，二是在黨的會議上攻擊了老帥，主要是指邱會作對徐向前的批評，還有用醫療手段整老帥的問題，三是邱在台上時總後迫害了一些幹部群眾，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個問題，不僅黃吳李邱沒有涉入所謂的“政變”事宜，連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證據都沒有，唯一的一個葉群、吳法憲、邱會作於１９７１年８月８日在毛家灣策劃過政變的證據也被當事人吳法憲所否認。第二個問題則是邱等人在黨委會上傳達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講話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評一些老帥，如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徐向前。如果這可以當成罪行的話，那麽首先要追究毛澤東的責任。至於涉及老帥們的醫療治病問題，都是周恩來親自領導的中央專案組一手操辦，根本不經過總後，與邱本人無關。第三個問題較為複雜，文革運動在毛澤東的號召下自上而下，全國人民都被卷入，無數的人受到迫害，而作為發動運動的首要人物的毛澤東卻不在兩案審查小組的追究之列，而將罪責推給幾個被打倒的人身上，毫無公正可言。邱會作說：“毛主席發動和領導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進行的。全黨、全國都亂了，幸虧軍隊相對保持了穩定，為了部隊的穩定，必須清理整治反對黨委，搞造反奪權，搞打砸搶的造反派，和後來清理三種人是一樣的。當然，在這麽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整過的、整錯的肯定會有的，如果我們仍在工作，我們也會在運動後期進行甄別。在這裏我也坦率地說，我是部長、黨委第一書記，這個帳記在我頭上，我承擔責任，我向整錯的人道歉。”（頁９０８） 　　 　　３、邱會作的自我辯護和對“兩案”審判的認識 　　 　　關於林彪與江青的關係，邱會作認為根本不存在一個“林彪反黨集團”。邱說：“根據曆史事實，林彪、江青的關係，在文化大革命中，為了維護毛主席，有過工作的關係，但主要是鬥爭。這裏，我不講林彪同江青鬥爭的全部問題，隻簡要說四點。 　　 　　第一點，不準造反派奪權。林彪對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沒有表過態的。正是因為如此，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還有人指責林彪是後台，這點你們可能不清楚。 　　 　　第二點，不準中央文革插手軍隊。 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軍隊是像防賊一樣的。不準他們進來；也不準軍隊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當總政治部主任，就是為了擋住中央文革的張春橋進軍隊的。 　　 　　第三點，不準軍隊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間，中央發表‘五一六通知’之後，中央軍委立即決定，軍隊不搞‘四大’，隻搞正麵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軍委發布了八條命令，三月間，中央軍委又召開了全軍軍級幹部以上的高級幹部會議，對穩定軍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第四點，不準江青一夥橫行。在文化大革命中， 江青一夥沒有奪去軍隊更多的權力和軍隊沒有亂，林彪是有功的，軍委辦事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後，江青一夥大發橫財的主要‘資本’就是他們抓住了‘林彪反黨集團’反江青一夥的事實。”（頁９０２） 　　 　　邱會作總結說：“在將近十年時間裏，我經過了江青一夥在位時的中央專案組的審查，中紀委審查小組的審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審查。這三種審查，出現了兩種鮮明的對照。中紀委審查小組（包括偵察預審）的審查基本上是執行黨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問題搞清楚了。江青一夥在位時期的中央專案組和高檢預審組的審查，是一樣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審成反革命。高檢預審組的審查手段，搞的是訛詐，並且是掛著中央牌子和穿著法律外衣的訛詐。”“對鄧小平來說，反對他們的人是‘三種人’，的確也是‘三種人’。可鄧小平卻借著公審的牌子，利用反對我們的‘三種人’為自己服務。他們為了打擊我們，說我們跟著林彪反對毛主席，反對文化大革命；他們為了打擊毛主席，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說我們跟著毛主席幹文化大革命。”（頁９０８－９０９）邱會作的見解可謂一針見血，將“兩案”審判的實質一語道破。 　　 　　七、回憶錄存在的部分瑕疵 　　 　　書中說：“陳伯達到毛家灣後，林對陳說：‘你是文革組長，對群眾有說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會作！’陳可能是第一次見到林彪下命令的樣子，有些緊張，馬上用紅藍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下：‘立即放出邱會作，陳伯達。’葉群拿著陳伯達的手令，火速趕往總後大院的武鬥現場。”（頁５０９）下命令救邱會作的是林彪還是陳伯達？根據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晚上九點前後，葉群來到秘書辦公室，一進門就拿出一張白紙條放在辦公桌子上。‘首長決心要保邱會作。’葉群情緒激昂地說。她指了指那張紙條：“這是首長和老夫子親筆寫的。老夫子今晚來見首長，我把他也抓住了。你們都來看看。幾個秘書都上前看那張紙條，隻見上麵寫著幾個雞蛋般大的草體字：‘立即放出邱會作　林彪　陳伯達’。前麵幾個字都是林彪的字體，在林彪簽字後麵，是陳伯達的親筆簽名。”（張雲生《毛家灣紀實》　北京春秋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頁６９）筆者認為，陳伯達本人並非強勢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會寫如此直接了當的“命令”，林彪對軍隊的幹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極有感情，為邱的遭難而憤怒，由此而寫下這樣一道命令，事實上也隻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這個命令。 　　 　　書中說：“一九六八年十月， 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決定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風浪之後召開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獨霸對大會的領導。為此以林彪、周恩來為首，以軍委辦事組為骨幹，以及當時在前台工作的同誌們和江青、康生、張春橋一夥鬥爭的中心問題，就轉為在九大為保衛黨的領導權和江青一夥奪取黨的領導權的鬥爭了。”（頁６１３）此一說法似有不確。筆者認為，中共九大的召開，實為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集團後，要在理論上予以論證並在組織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續，也就是要將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合理化、理論化。那個時候軍隊與文人兩派都在毛澤東的大旗下行動，都要聽從毛澤東的指示，雙方還談不上“保衛”或“奪取”黨的領導權的問題，雙方的權力都來自毛澤東。可以說林彪等軍隊領導人對江青極左派有抵製，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強勢壓力下一觸即潰，江青勢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澤東的主要目的已經達到，劉少奇已被打倒，毛澤東另有考慮如何將剩餘的老幹部勢力與造反派勢力結合起來，即將九大開成“勝利的大會、團結的大會”。所以，無論是林彪還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動，黨的領導權就在毛澤東的手中，毛想讓誰上台誰就上台，毛想讓誰下台誰就下台，林、江都處於從屬地位，說林彪保衛了黨的領導權實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軍隊幹部的實力，在黨內有一席之地，是製約江青的一支力量。 　　 　　書中說：“在九大，林總同江青進行了一場激烈的鬥爭。 鬥爭的結果是林總勝利了，江青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頁６５８）筆者認為這一說法似乎並不成立。這一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麵來說。一是，理論上，江青、張春橋為代表的毛澤東極左路線占了上風，九大通過他們起草的政治報告，通篇論述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極左理論，強調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陳伯達撰寫的稿子《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被毛澤東所否定，因為陳伯達要講的是發展生產力，搞好生產等，不符毛澤東的口味。毛對陳伯達起草報告的否定說明林彪主張的政治路線沒有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林彪居於下風。然而在組織上，江青等人並未得到實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人雖然進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卻壽終正寢，對於江青來說這不啻是一個重大損失。但是不讓中央文革繼續存在還是出自毛澤東的政治盤算，難以說明就是林彪抵製的結果。毛澤東如果讓中央文革繼續存在，無論是林彪還是周恩來都隻有恭敬從命，不敢稍有違逆。毛澤東是要在新的曆史時期讓江青等人發揮新的作用，它並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張。所以不宜說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鬥爭的勝利，隻能說林彪為首的老幹部在政治局內保存了相當的實力，是當初軍隊代表葉劍英、陳毅、劉伯承、徐向前等人離開政治舞台後的繼續。 　　 　　筆者還認為《回憶錄》的第三篇的題目似有不妥，該題目是“ 人民軍隊忠於黨”。筆者認為這個題目的含義應該是說解放軍的一切行動都必須聽從黨中央的命令，換句話說也就是說聽毛澤東的命令。可是，這一篇的主要內容都是林彪、葉劍英、軍委辦事組抵製江青、造反派，遏製軍內造反派的行為，而這恰恰是毛澤東所不喜的。毛澤東要求軍隊支左，支持造反派奪權，軍隊內部雖然也有一些極左分子積極響應，但是後來都被林彪打壓了下去，特別是軍委八條命令之後，各地軍人鎮壓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開殺戒。林彪還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軍內的造反勢力。武漢發生的“７２０事件”也是軍人起來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這顯然不能說軍隊完完全全聽了毛澤東的。換句話說，解放軍的行為在文革之中並非“忠於黨、忠於毛”，而是根據各地的情況而有所不同，有些幹脆就是抵製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認為軍隊７５％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裝左派，發槍給他們等等。連林彪本人都厭惡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在廬山上出手打擊張春橋，最後林彪還以出走的方式與毛澤東和平分手。這怎麽都不能說“人民軍隊忠於黨”。事實上，正是軍隊的主導力量在毛澤東死後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充分證明軍隊並非忠於毛澤東，而是與毛澤東分道揚鑣，最終唾棄了毛澤東的極左路線，筆者相信如果林彪學會鄧小平那般隱忍，也許就不會發生“九一三事件”，那麽在毛澤東死後也一定能夠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極左派，從而改弦更張，至少不會再走毛澤東的文革老路。 　　 　　總而言之，《邱會作回憶錄》的出版是當前中共黨史研究、 軍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為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這段曆史，特別是毛澤東、周恩來、林彪等重要的曆史人物以及重新認識文革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全書內容豐富，觀點鮮明，對於許多問題的看法都有獨到的見解，有些問題的看法現在看來雖然未必正確，但是仍能啟迪人們的思考。筆者認為，邱會作回憶錄最難能可貴之處就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曆揭示了官方掩蓋了曆史，秉筆直書，還原了那段崢嶸歲月的本來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