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貧困小城市曝腐敗醜聞：市長年薪係奧巴馬4倍 (ZT from 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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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城是美國一座不起眼的“小縣城”。它的麵積在美國1257個城市中排名1245，人均收入是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地區的倒數第一。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字，這裏僅有的35000名居民中，超過1/4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但在過去的一年，洛杉磯市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卻一躍成為這個國家最受關注的城市。
引發這一變化的是兩名記者。在持續至今的係列報道中，來自《洛杉磯時報》的傑夫·戈特利布和魯本·維夫斯揭露了隱藏在貝爾城的腐敗碩鼠：在這個洛杉磯最窮的縣，公務員的工資卻是全國最高；其中，縣政府“一把手”的年薪超過150萬美元，“相當於奧巴馬總統4年的工資總和”。
“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加利福尼亞州司法總長評價說。
這些爆炸性的消息引燃了當地居民壓抑許久的怒火：涉案官員和議員被迫辭職，並遭到起訴和逮捕。消息也給原本死水一潭的城市帶來了改革的動力：被醜聞驚醒的市民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參與投票、監督政府，甚至直接報名參選市長。
在前不久結束的美國新聞最高獎普利策獎的評選中，評委會也將最重頭的“優秀公眾服務獎”授予了《洛杉磯時報》，以表彰貝爾城腐敗醜聞係列報道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兩位記者關於貝爾城的報道，是新聞在公眾服務方麵最有價值的例子。”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普利策新聞獎委員會的執行官西格·吉斯勒說，“在他們的推動下，貝爾城的腐敗官員受到了懲罰，民眾與政府的互動也開始變得更為密切。”
這又是一個“窮縣富官”的故事
這場腐敗醜聞露出馬腳，完全出於一場偶然。
這又是一個“窮縣富官”的故事
2010年夏天，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利福尼亞州的各級政府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當年7月，因為無法獲得保險公司的賠款，洛杉磯市下屬的梅伍德縣政府宣布破產，他們解雇了全體公務員，並且把自己的管理工作都外包給了自己的鄰居——貝爾城。
《洛杉磯時報》記者戈特利布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當時，自己和同事維夫斯一起被報社派去跟蹤這個“大消息”，誰也沒有想到，兩人最後卻在看起來毫無異狀的貝爾城，發現了一起更加驚人的醜聞。
到達梅伍德市之後，戈特利布很快聽說，司法部門正在對這裏的財政狀況進行調查。他馬上打電話給洛杉磯市的地方司法官員進行確認：“你們在調查梅伍德嗎？”
“沒有這回事。”這位官員立刻否認說。
戈特利布失望地結束了對話。不過，在掛掉電話之前，他又隨口多問了一句：“那麽，你們在調查貝爾城嗎？”
“沒錯，我們正在對貝爾城議會薪酬過高的問題展開調查。”電話那頭的司法官員說。這位官員解釋說，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法律的規定，兼職議員的年薪應當是8000美元，但在貝爾城，議員們的收入已經接近10萬美元了。
戈特利布立刻意識到，這是一條更有價值的新聞。這位經驗豐富的記者曾經在多年前揭露過洛杉磯地區另一個縣的腐敗醜聞，當時，那裏的官員入住豪華酒店，在高檔飯店裏大快朵頤，用能想象得到的各種方式揮霍公款。而在新聞報道曝光之後，一位官員因此鋃鐺入獄。
“好吧，這又是一個‘窮縣富官’的故事。”戈特利布在事後回憶說，“當時我就敢肯定，貝爾城的故事肯定不止高工資那麽簡單。”
兩位記者很快趕到了貝爾城，希望調查幾位官員的雇傭合同。在這座小城，政府組成就像一個企業：公民直接選舉出5位議員組成議會，其中包括一位市長，議會相當於“董事會”，市長相當於“董事長”，而他們則通過簽署合同，雇傭一名“城市經理”、一名城市經理助理及一名警察局長，負責管理城市的主要事務。
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貝爾城的官員並沒有立刻提供這些信息。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隻好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們按照《加利福尼亞州公共信息使用權法》的規定，向市政府秘書員再一次提出書麵申請，查詢城市經理和其他官員的雇傭合同。按照法律規定，這些資料屬於“公共信息”，任何公民都有權了解。
因為找不到拒絕的理由，秘書員同意了他們的申請。不過，他們需要等待10天，並且向政府支付1美元的“複印費”。
在等待的時間裏，兩位記者每天都給秘書員打一個電話，詢問資料進展到了哪一步。大多數時候，電話那頭隻是重複同樣的字句：政府正在處理他們的要求，請耐心等待。還有幾次，秘書員甚至根本不願意接聽他們的電話。
最後，戈特利布不得不擺出了強硬的姿態：“如果拿不到資料，我們就會直接起訴市政府。 ”
9天後，兩位記者終於接到了來自市政府的電話。一位工作人員在電話裏告訴他們，城市經理羅伯特·瑞茲希望跟他們聊一聊。
隨後，電話被轉交給了瑞茲。“我們準備好了你們想要的資料。”這位貝爾城的高級官員說，“不過，我希望我們能坐下來談談。”
戈特利布說，事情的發展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內。“官員一定會和我們見麵的。”在回複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這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寫道，“如果一位官員避不見麵，那每個人都知道，他肯定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情。”
70萬美元？我的上帝！
7月10日，兩位記者和貝爾城的管理者們進行了一次有點古怪的會談：城市經理帶著一群隨從，幾乎涵蓋了整個“領導班子”，包括經理助理、警察局長、市議員，還有兩名律師。
“他大概想‘震’住我們倆吧。”戈特利布事後回憶說，“這實在太愚蠢了，想嚇倒一個記者，哪有這麽容易。”
會議開始後，雙方圍坐在一張圓形的桌子周圍。戈特利布的右手邊是同事維夫斯，再右邊則是官員們帶來的一摞厚厚的材料。不過，對於兩位記者而言，這已經不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了。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沒有花時間翻閱資料，就直接把問題拋向了對麵的官員們。戈特利布把目光轉向瑞茲，直截了當地問：“你的工資是多少錢？”
“他不會拒絕回答的。”戈特利布事後解釋說，“即使他不回答，我們依然能夠從合同中推算出答案。何況，在這裏，官員的收入本來就是允許查閱的公共信息。”
麵對突如其來的問題，瑞茲沒有生氣，也沒有表現出緊張的表情。他咳嗽了一下，回答說：“每年70萬美元。”
戈特利布的第一反應是“自己聽錯了”：“他是不是想說，他每個月的工資是7000美元？或者一周的工資是7000美元？”
事實上，根據他和維夫斯之前獲得的信息，瑞茲的年薪是40萬美元——這已經足夠驚人了。畢竟，即使身為全美國最高級別的公務員，奧巴馬總統的年薪也沒有超過40萬美元。
於是，帶著不可置信的神情，戈特利布又重複了一遍：“你說多少錢？”
“70萬美元。”瑞茲說。
戈特利布來不及做出什麽反應，坐在一旁的維夫斯忍不住了。當時，這個31歲的年輕記者脫口而出驚呼道：“我的上帝！”
但在他們對麵，城市經理瑞茲卻一點也沒覺得自己的工資有什麽不妥。按照合同的規定，他每連任一次城市經理，工資就會增長12%。在過去的17年裏，他一直待在這個位置上，工資也增長了近7倍。
“這個數字是市議會對我以往工作的認可。”瑞茲說。他的助手、助理城市經理斯帕恰立刻補充說：“沒錯，我們的工資和我們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貝爾城的市長奧斯卡·赫爾南德斯也提醒兩位記者注意官員們的“政績”。“我們的城市是地區最好的城市之一，我們的街道更加幹淨，我們有美麗的公園，貫穿整個地區的公共照明係統。”赫爾南德斯說，“這些完全是因為城市經理有這樣的願景，並且推動它們的發生。”
“市民們花錢買到了值得的服務。”這位市長說。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沒有作出評論，他們繼續追問在座每個人的工資：警察局長的年收入是45.7萬美元，助理城市經理的工資是35萬美元。市議會的5位議員中，除了一位剛入職，其他人的年薪也都超過10萬美元。
戈特利布確信，自己已經找到了一條好新聞。但怒火也在他的體內蔓延：“在我做過的所有報道中，這是讓我最憤怒的一次。”
哪個公務員值78萬美元？
在4個小時的談話中，兩位記者的提問沒有受到什麽阻力，也沒有一位官員或議員請求他們“筆下留情”。
“他們大概覺得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問題。”戈特利布說。
不過，對於其中一些問題，他們表現得並不足夠“老實”。貝爾城的市議員大多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隻有每周三晚上，才需要在議會會議上參與一些投票表決。這份兼職工作給他們帶來的收入可以達到每年10萬美元。
“在平常正式的工作裏，你們能掙這麽多錢嗎？” 戈特利布問。
市長赫爾南德斯迅速接過話頭：“當然可以。”
戈特利布相信他在說謊。事實上，整個貝爾城的人均年收入是2.48萬美元，而這裏養老金的標準，每個月甚至隻有400美元。
幸好另一位議員路易斯·奧特加說了實話，這個中年男人的本職工作是教堂的牧師。“坦白講，我的工資沒有這麽高。”奧特加說。
“那你第一次拿到市議員的工資條是什麽感覺？”戈特利布追問。
奧特加笑了：“我覺得，上帝終於聽到了我的祈禱，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不，你的這句話才是上帝的禮物。”戈特利布回憶，自己當時在心裏默念，“它會是我報道中一條漂亮的引語。”
會談結束的時候，官員和記者們收拾文件，準備離開。戈特利布半開玩笑地對瑞茲說： “我敢打賭，你肯定是洛杉磯地區工資最高的城市經理。”
瑞茲毫不謙虛地笑著回答：“我保證，你說得沒錯。”
在走出會議室，與這位城市經理告別之後，戈特利布扭頭對維夫斯說：“我敢打賭，在加利福尼亞州，瑞茲也是工資最高的城市經理。”
維夫斯笑著接過話頭：“我敢打賭，在全美國也是一樣。”
當天晚上，戈特利布開始研究市政府提供的資料。他根據合同的規定進行了計算，最後發現，瑞茲的年薪超過78萬美元，比自己想象的還要高。
為了防止出錯，戈特利布把合同推到維夫斯的麵前：“你來算算，他的工資是多少錢。”維夫斯算了一遍，答案同樣是78萬美元。
戈特利布再次給瑞茲打了電話。“我們發現你的工資是78.7萬美元，而不是70萬美元。” 戈特利布說，“我想問，我算錯了嗎？”
“恩……差不多。”瑞茲在電話的另一頭回答。
7月15日，兩位記者關於貝爾城的報道《一個城市經理值78萬美元嗎？》刊登在《洛杉磯時報》的頭版頭條。為了配合這篇爆炸性的消息，當天的報紙頭版一改往日的風格，用一張曲線圖展示了瑞茲工資增長的情況，看起來就像股票市場的走勢圖。
“我們其實很難判斷，他是不是全國工資最高的城市經理。”戈特利布說，“我們希望能指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很快，這條消息在洛杉磯乃至整個美國爆炸式地蔓延開來。
我為你們感到恥辱！
盡管戈特利布和維夫斯早就確定，這是一篇“重要的新聞”，但報道刊發後引發的回響還是出乎他們的意料。兩位記者的郵箱很快被讀者來信塞滿，有人誇他們“幹得漂亮”，另一些人則邀請他們前往自己的家鄉展開調查，看當地的政府是否存在腐敗問題。
而在貝爾城，這條消息引發了民眾前所未有的憤怒情緒。市民們衝向議會高呼抗議口號的畫麵被全美國的媒體廣為轉播，很快，以往少有人關注的貝爾城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洛杉磯地方檢察官斯蒂夫·庫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評價說，貝爾城腐敗案是一場“規模離奇的醜聞”。而州司法總長傑瑞·布朗說，盡管法律並沒有限製公務員的收入，但如果他們的薪酬來自公共基金，那就已經走到了“道德的邊緣”。
“我們會詳細檢查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看貝爾城是否存在違法的問題。”布朗說。
7月21日晚上，在新一次的議會會議上，飽受壓力的城市經理、警察局長和助理城市經理三人向議會遞交了辭呈。會議結束後，這一消息被工作人員傳遞給了等在會議室外的人們。
等了幾個小時的人群立刻爆發出一陣歡呼。不過，當他們高聲詢問三人是否會受到進一步處理時，前來宣布信息的工作人員卻無法提供讓他們滿意的答複。
“撤職！撤職！”憤怒的人群立刻爆發出一陣怒吼。一位激動的女士高聲喊道：“我為你們感到恥辱！你們所有人！”
“讓他們離開隻是所有工作的第一步。”這位工作人員努力抵擋著市民們的辱罵，“我們需要維係整座城市的正常運轉。”
但憤怒的情緒依然在整個會場揮之不去。市民七嘴八舌地向蜂擁而至的記者抱怨官員們荒謬的言論：“他們覺得那麽高的工資很正常。這怎麽會正常？”
不過，當戈特利布和維夫斯出現時，現場的情緒卻發生了轉變。人們圍住兩位記者，拍著他們的肩膀，請求他們簽名。一位中年婦女甚至衝上前，抱住維夫斯，一邊親吻他的臉頰，一邊不停道謝。
我以為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但那隻是魔鬼設下的陷阱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的關於貝爾城醜聞的報道就像在這座小城鑿開了一個漏洞。接下來的時間裏，越來越多的故事從這裏源源不絕地流淌出來。
在瑞茲遞交辭職申請之後，兩位記者拿到了市議會的會議記錄和財務記錄。根據這些資料，他們發現，瑞茲的報酬遠不止他自己所說的78萬美元。
“他的實際收入是150萬美元。”戈特利布說，“比他自己聲稱的數字又高了一倍。”
這些資料同時顯示，這位城市經理擁有幾乎讓所有人豔羨的幸福生活：每年超過3個月的帶薪休假、一個月的病假，此外，貝爾城政府還會向他的養老金賬戶補貼7萬美元。
2010年7月21日，在《洛杉磯時報》第一篇報道刊出一星期後，貝爾城的議員們全票通過決議，將自己的工資降低90%，達到與剛入職公務員相同的每月673美元。而一直堅持“收入與付出成正比”的市長赫爾南德斯的態度也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在當天的會議上，他為自己過高的收入向全體議員道歉。
8月24日，貝爾城的社區組織征集了超過16000位市民的簽名，他們以“夠了”作為戰鬥口號，要求市議會罷免議員，重新選舉。
人們同時發現，官員和議員們的高工資其實是由普通市民的稅收供養。一位參與調查的律師發布報告稱，過去的10年內，貝爾城非法提高了運營執照稅和用於補充養老金的“退休稅”，其總額高達290萬美元。
“看起來，那些官員們希望我們破產。”一家超市的店主說。
曾經被壓製的醜聞正在一一浮出水麵。一位常年定期參加議會會議的貝爾城市民回憶說，最早的時候，人們會在開會時提出一些問題，但官員們總會直接掐斷民眾的提問，並且用官腔籠統地回答說，這個問題“正在處理中”。後來，人們就很少出席這樣的會議了。
甚至兩年前，這位市民曾經就瑞茲的工資問題在議會上公開質詢，但卻受到了議員們的嘲笑，最終不了了之。
現在，人們終於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可能。9月15日，加州司法總長傑瑞·布朗簽署了對貝爾城“全套班子”的訴狀，包括城市經理、經理助理、警察局長及5位市議員，他們被指控隱瞞自己的工資收入，以及挪用公款中飽私囊。一個星期後，這些腐敗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一戴上手銬，押送離開。
本職工作是教堂牧師的路易斯·奧特加是被捕的議員之一。在此之前，他曾經覺得自己不可想象的高工資是“上帝的禮物”，但這一回，麵對記者，他一臉黯然地說：“我以為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但事實上，那是魔鬼設下的陷阱。”
對腐敗的憤怒將我推入了政壇
當貝爾城市政府在醜聞的打擊下幾近癱瘓時，一些變化也同時發生在這個洛杉磯最貧困的小縣城裏。
8月16日，醜聞纏身的貝爾市議會邁出了恢複正常的第一步。會議聘請佩德羅·卡裏略作為臨時城市經理。按照新簽署的合同規定，卡裏略的年薪是17.5萬美元——幾乎相當於前任的1/10。
但即便如此，這位謹慎的“臨時官員”依舊反複強調，自己沒有任何額外的收入，也不享受養老金補貼。
3個多月後，卡裏略在貝爾城市政府的官方網站上貼出了一份“上任100天”的述職報告。在這份長達7頁的報告中，他詳細列舉了臨時政府的每一項工作，其中包括一個龐大的退稅計劃。
因為前任政府擅自提高稅率所得稅款被認定為“非法募集資金”，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已經下令，貝爾城市政府將向全體市民返還自2007年以來收集的稅款，共計290萬美元。
“我們在推動著城市管理向更加透明的方向轉變。”在報告中，卡裏略寫道，“希望通過這一轉變，我們能恢複貝爾城的財力，重塑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
另一些變化來自那些原本不談政事的市民。2011年3月8日，貝爾城的居民們迎來了醜聞過後的第一場選舉。在此之前，市長和議員的人選大多被城市經理瑞茲操縱，甚至提前內定。
阿裏·薩利赫是一家家庭製衣廠的小老板。2009年，他曾經填寫報名表，希望參選貝爾城市長職位，但很快，他就接到了瑞茲的電話。
“你不會有機會的。”這位城市經理在電話中說。薩利赫堅持，對方帶著“恐嚇的語氣”。
薩利赫在當年的競選中敗給了瑞茲委托的候選人。這一回，當他再一次報名參選時，他的競爭對手已經完全不同了。
18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居民報名參加了這次備受矚目的換屆選舉，其中一位是常年幫可口可樂公司跑運輸的卡車司機。看著台下擁擠的人群，這位中年男人承認自己有點緊張：“好多話憋在心裏，就是說不出來。”
另一位退休的烤麵包師丹尼·哈勃也申請成為候選人。“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做這樣的事。”哈勃說，“我想，是對腐敗的憤怒將我推入了政壇。”
準備投票的市民塞滿了市政大廳，有穿著T恤的年輕人，有身材發福的家庭主婦，還有些坐在輪椅上、被家人推來的老人。
人們以前所未有的專注聆聽著候選人的競選演說。一位隻會講西班牙語的拉美裔移民聽不懂英文的演說，覺得自己受到了忽視。她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斷跳躍，向台上的候選人帶著哭腔高喊：“我們也在這兒！”
這樣喧囂熱鬧的場麵讓人們很難相信，這裏的人們一度對政治毫無興趣。事實上，在兩年前的選舉中，全縣9395個注冊選民，最後參加投票的隻有2000人。
& amp; lt; B>真正的勝利者是貝爾城那些獲得解放的人們
貝爾城的故事也給《洛杉磯時報》以及兩位記者帶來了顯而易見的改變。2011年4月18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揭曉第95屆普利策獎評選結果，《洛杉磯時報》關於貝爾城的係列報道獲得“優秀公眾服務獎”。
作為美國新聞界最高獎項，普利策獎的評審一直強調，新聞應當“為公眾服務”，因此“優秀公眾服務獎”也是整個評選中最為重要的獎項。在獲獎公告中，評委會評價說，貝爾城係列報道“推動有關官員被起訴、逮捕，也推動了整個貝爾城的變革”。
洛杉磯時報社因此獲得了一塊金質獎牌，而戈特利布和維夫斯也成了當天報社內的明星。兩位記者和同事們在辦公室裏開了一瓶香檳，慶祝這個“難得的榮譽”。
31歲的維夫斯曾是一名來自危地馬拉的非法移民，直到高中畢業之後，他才獲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他為《洛杉磯時報》送過報紙，當過記者的西班牙語翻譯，直到3年前，他才真正成為一名記者。
在辦公室的慶祝活動上，維夫斯舉著酒瓶的手有些顫抖。“公眾服務是每個記者每天都在努力的事情。在貝爾城，我和戈特利布，以及時報的其他同事們一起做到了。”維夫斯說，“我們給一座小城市以機會，讓他們發出聲音，這就是報紙做的事情。”
戈特利布堅持，相比於獲得自己的普利策獎，真正的勝利者其實是“貝爾城那些獲得解放的人們”：“他們擺脫了壓迫政府，並且擁有了一個真正的議會。”話音剛落，圍繞著他的同事們立刻歡呼起來。
在兩位記者獲獎後兩天，在貝爾城，新當選的管理者們已經開始努力推動政府擺脫醜聞，步入正軌。從4月20日晚持續至21日淩晨的一場漫長的會議中，市議會接受了市檢察官的辭職申請，廢止了一項耗資巨大的養老金計劃，駁回了上一任政府簽發的十幾項法律聲明，並且宣布，從今以後市政府的任何支出都需要經由議會的批準才能執行。
代理城市經理佩德羅·卡裏略在會議結束後盛讚：“這是我們之前從未想過的場麵，令人耳目一新。”
人們開始充滿耐心地關注政府的舉動。淩晨3點半，會議結束時，旁聽席上還有兩位普通市民留在那裏。一位25歲的年輕人說，他希望看到議會如何解決貝爾城的城市事務：“他們通宵達旦地工作，這真令人感到鼓舞。”
新當選的副市長丹尼·哈勃說，整座城市“變得更加透明”，“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至於獲獎的兩位記者，戈特利布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自己獲獎之後的計劃是“繼續做一個好記者”。
“我們仍然在關注貝爾城。”戈特利布說，“這裏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呢。”
http://news.wenxuecity.com/messages/201106/news-gb2312-1390390.html
貝爾城是美國一座不起眼的“小縣城”。它的麵積在美國1257個城市中排名1245，人均收入是其所在的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地區的倒數第一。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字，這裏僅有的35000名居民中，超過1/4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但在過去的一年，洛杉磯市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卻一躍成為這個國家最受關注的城市。
引發這一變化的是兩名記者。在持續至今的係列報道中，來自《洛杉磯時報》的傑夫·戈特利布和魯本·維夫斯揭露了隱藏在貝爾城的腐敗碩鼠：在這個洛杉磯最窮的縣，公務員的工資卻是全國最高；其中，縣政府“一把手”的年薪超過150萬美元，“相當於奧巴馬總統4年的工資總和”。
“這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加利福尼亞州司法總長評價說。
這些爆炸性的消息引燃了當地居民壓抑許久的怒火：涉案官員和議員被迫辭職，並遭到起訴和逮捕。消息也給原本死水一潭的城市帶來了改革的動力：被醜聞驚醒的市民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參與投票、監督政府，甚至直接報名參選市長。
在前不久結束的美國新聞最高獎普利策獎的評選中，評委會也將最重頭的“優秀公眾服務獎”授予了《洛杉磯時報》，以表彰貝爾城腐敗醜聞係列報道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兩位記者關於貝爾城的報道，是新聞在公眾服務方麵最有價值的例子。”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普利策新聞獎委員會的執行官西格·吉斯勒說，“在他們的推動下，貝爾城的腐敗官員受到了懲罰，民眾與政府的互動也開始變得更為密切。”
這又是一個“窮縣富官”的故事
這場腐敗醜聞露出馬腳，完全出於一場偶然。
這又是一個“窮縣富官”的故事
2010年夏天，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利福尼亞州的各級政府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當年7月，因為無法獲得保險公司的賠款，洛杉磯市下屬的梅伍德縣政府宣布破產，他們解雇了全體公務員，並且把自己的管理工作都外包給了自己的鄰居——貝爾城。
《洛杉磯時報》記者戈特利布向中國青年報記者回憶，當時，自己和同事維夫斯一起被報社派去跟蹤這個“大消息”，誰也沒有想到，兩人最後卻在看起來毫無異狀的貝爾城，發現了一起更加驚人的醜聞。
到達梅伍德市之後，戈特利布很快聽說，司法部門正在對這裏的財政狀況進行調查。他馬上打電話給洛杉磯市的地方司法官員進行確認：“你們在調查梅伍德嗎？”
“沒有這回事。”這位官員立刻否認說。
戈特利布失望地結束了對話。不過，在掛掉電話之前，他又隨口多問了一句：“那麽，你們在調查貝爾城嗎？”
“沒錯，我們正在對貝爾城議會薪酬過高的問題展開調查。”電話那頭的司法官員說。這位官員解釋說，根據加利福尼亞州法律的規定，兼職議員的年薪應當是8000美元，但在貝爾城，議員們的收入已經接近10萬美元了。
戈特利布立刻意識到，這是一條更有價值的新聞。這位經驗豐富的記者曾經在多年前揭露過洛杉磯地區另一個縣的腐敗醜聞，當時，那裏的官員入住豪華酒店，在高檔飯店裏大快朵頤，用能想象得到的各種方式揮霍公款。而在新聞報道曝光之後，一位官員因此鋃鐺入獄。
“好吧，這又是一個‘窮縣富官’的故事。”戈特利布在事後回憶說，“當時我就敢肯定，貝爾城的故事肯定不止高工資那麽簡單。”
兩位記者很快趕到了貝爾城，希望調查幾位官員的雇傭合同。在這座小城，政府組成就像一個企業：公民直接選舉出5位議員組成議會，其中包括一位市長，議會相當於“董事會”，市長相當於“董事長”，而他們則通過簽署合同，雇傭一名“城市經理”、一名城市經理助理及一名警察局長，負責管理城市的主要事務。
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貝爾城的官員並沒有立刻提供這些信息。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隻好拿出了“法律的武器”。他們按照《加利福尼亞州公共信息使用權法》的規定，向市政府秘書員再一次提出書麵申請，查詢城市經理和其他官員的雇傭合同。按照法律規定，這些資料屬於“公共信息”，任何公民都有權了解。
因為找不到拒絕的理由，秘書員同意了他們的申請。不過，他們需要等待10天，並且向政府支付1美元的“複印費”。
在等待的時間裏，兩位記者每天都給秘書員打一個電話，詢問資料進展到了哪一步。大多數時候，電話那頭隻是重複同樣的字句：政府正在處理他們的要求，請耐心等待。還有幾次，秘書員甚至根本不願意接聽他們的電話。
最後，戈特利布不得不擺出了強硬的姿態：“如果拿不到資料，我們就會直接起訴市政府。 ”
9天後，兩位記者終於接到了來自市政府的電話。一位工作人員在電話裏告訴他們，城市經理羅伯特·瑞茲希望跟他們聊一聊。
隨後，電話被轉交給了瑞茲。“我們準備好了你們想要的資料。”這位貝爾城的高級官員說，“不過，我希望我們能坐下來談談。”
戈特利布說，事情的發展完全在自己的意料之內。“官員一定會和我們見麵的。”在回複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這位經驗豐富的記者寫道，“如果一位官員避不見麵，那每個人都知道，他肯定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情。”
70萬美元？我的上帝！
7月10日，兩位記者和貝爾城的管理者們進行了一次有點古怪的會談：城市經理帶著一群隨從，幾乎涵蓋了整個“領導班子”，包括經理助理、警察局長、市議員，還有兩名律師。
“他大概想‘震’住我們倆吧。”戈特利布事後回憶說，“這實在太愚蠢了，想嚇倒一個記者，哪有這麽容易。”
會議開始後，雙方圍坐在一張圓形的桌子周圍。戈特利布的右手邊是同事維夫斯，再右邊則是官員們帶來的一摞厚厚的材料。不過，對於兩位記者而言，這已經不是他們最需要的東西了。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沒有花時間翻閱資料，就直接把問題拋向了對麵的官員們。戈特利布把目光轉向瑞茲，直截了當地問：“你的工資是多少錢？”
“他不會拒絕回答的。”戈特利布事後解釋說，“即使他不回答，我們依然能夠從合同中推算出答案。何況，在這裏，官員的收入本來就是允許查閱的公共信息。”
麵對突如其來的問題，瑞茲沒有生氣，也沒有表現出緊張的表情。他咳嗽了一下，回答說：“每年70萬美元。”
戈特利布的第一反應是“自己聽錯了”：“他是不是想說，他每個月的工資是7000美元？或者一周的工資是7000美元？”
事實上，根據他和維夫斯之前獲得的信息，瑞茲的年薪是40萬美元——這已經足夠驚人了。畢竟，即使身為全美國最高級別的公務員，奧巴馬總統的年薪也沒有超過40萬美元。
於是，帶著不可置信的神情，戈特利布又重複了一遍：“你說多少錢？”
“70萬美元。”瑞茲說。
戈特利布來不及做出什麽反應，坐在一旁的維夫斯忍不住了。當時，這個31歲的年輕記者脫口而出驚呼道：“我的上帝！”
但在他們對麵，城市經理瑞茲卻一點也沒覺得自己的工資有什麽不妥。按照合同的規定，他每連任一次城市經理，工資就會增長12%。在過去的17年裏，他一直待在這個位置上，工資也增長了近7倍。
“這個數字是市議會對我以往工作的認可。”瑞茲說。他的助手、助理城市經理斯帕恰立刻補充說：“沒錯，我們的工資和我們的付出是成正比的。”
貝爾城的市長奧斯卡·赫爾南德斯也提醒兩位記者注意官員們的“政績”。“我們的城市是地區最好的城市之一，我們的街道更加幹淨，我們有美麗的公園，貫穿整個地區的公共照明係統。”赫爾南德斯說，“這些完全是因為城市經理有這樣的願景，並且推動它們的發生。”
“市民們花錢買到了值得的服務。”這位市長說。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沒有作出評論，他們繼續追問在座每個人的工資：警察局長的年收入是45.7萬美元，助理城市經理的工資是35萬美元。市議會的5位議員中，除了一位剛入職，其他人的年薪也都超過10萬美元。
戈特利布確信，自己已經找到了一條好新聞。但怒火也在他的體內蔓延：“在我做過的所有報道中，這是讓我最憤怒的一次。”
哪個公務員值78萬美元？
在4個小時的談話中，兩位記者的提問沒有受到什麽阻力，也沒有一位官員或議員請求他們“筆下留情”。
“他們大概覺得自己的行為沒有任何問題。”戈特利布說。
不過，對於其中一些問題，他們表現得並不足夠“老實”。貝爾城的市議員大多擁有一份正式的工作，隻有每周三晚上，才需要在議會會議上參與一些投票表決。這份兼職工作給他們帶來的收入可以達到每年10萬美元。
“在平常正式的工作裏，你們能掙這麽多錢嗎？” 戈特利布問。
市長赫爾南德斯迅速接過話頭：“當然可以。”
戈特利布相信他在說謊。事實上，整個貝爾城的人均年收入是2.48萬美元，而這裏養老金的標準，每個月甚至隻有400美元。
幸好另一位議員路易斯·奧特加說了實話，這個中年男人的本職工作是教堂的牧師。“坦白講，我的工資沒有這麽高。”奧特加說。
“那你第一次拿到市議員的工資條是什麽感覺？”戈特利布追問。
奧特加笑了：“我覺得，上帝終於聽到了我的祈禱，這是上帝給我的禮物。”
“不，你的這句話才是上帝的禮物。”戈特利布回憶，自己當時在心裏默念，“它會是我報道中一條漂亮的引語。”
會談結束的時候，官員和記者們收拾文件，準備離開。戈特利布半開玩笑地對瑞茲說： “我敢打賭，你肯定是洛杉磯地區工資最高的城市經理。”
瑞茲毫不謙虛地笑著回答：“我保證，你說得沒錯。”
在走出會議室，與這位城市經理告別之後，戈特利布扭頭對維夫斯說：“我敢打賭，在加利福尼亞州，瑞茲也是工資最高的城市經理。”
維夫斯笑著接過話頭：“我敢打賭，在全美國也是一樣。”
當天晚上，戈特利布開始研究市政府提供的資料。他根據合同的規定進行了計算，最後發現，瑞茲的年薪超過78萬美元，比自己想象的還要高。
為了防止出錯，戈特利布把合同推到維夫斯的麵前：“你來算算，他的工資是多少錢。”維夫斯算了一遍，答案同樣是78萬美元。
戈特利布再次給瑞茲打了電話。“我們發現你的工資是78.7萬美元，而不是70萬美元。” 戈特利布說，“我想問，我算錯了嗎？”
“恩……差不多。”瑞茲在電話的另一頭回答。
7月15日，兩位記者關於貝爾城的報道《一個城市經理值78萬美元嗎？》刊登在《洛杉磯時報》的頭版頭條。為了配合這篇爆炸性的消息，當天的報紙頭版一改往日的風格，用一張曲線圖展示了瑞茲工資增長的情況，看起來就像股票市場的走勢圖。
“我們其實很難判斷，他是不是全國工資最高的城市經理。”戈特利布說，“我們希望能指出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很快，這條消息在洛杉磯乃至整個美國爆炸式地蔓延開來。
我為你們感到恥辱！
盡管戈特利布和維夫斯早就確定，這是一篇“重要的新聞”，但報道刊發後引發的回響還是出乎他們的意料。兩位記者的郵箱很快被讀者來信塞滿，有人誇他們“幹得漂亮”，另一些人則邀請他們前往自己的家鄉展開調查，看當地的政府是否存在腐敗問題。
而在貝爾城，這條消息引發了民眾前所未有的憤怒情緒。市民們衝向議會高呼抗議口號的畫麵被全美國的媒體廣為轉播，很快，以往少有人關注的貝爾城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洛杉磯地方檢察官斯蒂夫·庫裏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評價說，貝爾城腐敗案是一場“規模離奇的醜聞”。而州司法總長傑瑞·布朗說，盡管法律並沒有限製公務員的收入，但如果他們的薪酬來自公共基金，那就已經走到了“道德的邊緣”。
“我們會詳細檢查加利福尼亞州的法律，看貝爾城是否存在違法的問題。”布朗說。
7月21日晚上，在新一次的議會會議上，飽受壓力的城市經理、警察局長和助理城市經理三人向議會遞交了辭呈。會議結束後，這一消息被工作人員傳遞給了等在會議室外的人們。
等了幾個小時的人群立刻爆發出一陣歡呼。不過，當他們高聲詢問三人是否會受到進一步處理時，前來宣布信息的工作人員卻無法提供讓他們滿意的答複。
“撤職！撤職！”憤怒的人群立刻爆發出一陣怒吼。一位激動的女士高聲喊道：“我為你們感到恥辱！你們所有人！”
“讓他們離開隻是所有工作的第一步。”這位工作人員努力抵擋著市民們的辱罵，“我們需要維係整座城市的正常運轉。”
但憤怒的情緒依然在整個會場揮之不去。市民七嘴八舌地向蜂擁而至的記者抱怨官員們荒謬的言論：“他們覺得那麽高的工資很正常。這怎麽會正常？”
不過，當戈特利布和維夫斯出現時，現場的情緒卻發生了轉變。人們圍住兩位記者，拍著他們的肩膀，請求他們簽名。一位中年婦女甚至衝上前，抱住維夫斯，一邊親吻他的臉頰，一邊不停道謝。
我以為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但那隻是魔鬼設下的陷阱
戈特利布和維夫斯的關於貝爾城醜聞的報道就像在這座小城鑿開了一個漏洞。接下來的時間裏，越來越多的故事從這裏源源不絕地流淌出來。
在瑞茲遞交辭職申請之後，兩位記者拿到了市議會的會議記錄和財務記錄。根據這些資料，他們發現，瑞茲的報酬遠不止他自己所說的78萬美元。
“他的實際收入是150萬美元。”戈特利布說，“比他自己聲稱的數字又高了一倍。”
這些資料同時顯示，這位城市經理擁有幾乎讓所有人豔羨的幸福生活：每年超過3個月的帶薪休假、一個月的病假，此外，貝爾城政府還會向他的養老金賬戶補貼7萬美元。
2010年7月21日，在《洛杉磯時報》第一篇報道刊出一星期後，貝爾城的議員們全票通過決議，將自己的工資降低90%，達到與剛入職公務員相同的每月673美元。而一直堅持“收入與付出成正比”的市長赫爾南德斯的態度也發生了180度大轉彎，在當天的會議上，他為自己過高的收入向全體議員道歉。
8月24日，貝爾城的社區組織征集了超過16000位市民的簽名，他們以“夠了”作為戰鬥口號，要求市議會罷免議員，重新選舉。
人們同時發現，官員和議員們的高工資其實是由普通市民的稅收供養。一位參與調查的律師發布報告稱，過去的10年內，貝爾城非法提高了運營執照稅和用於補充養老金的“退休稅”，其總額高達290萬美元。
“看起來，那些官員們希望我們破產。”一家超市的店主說。
曾經被壓製的醜聞正在一一浮出水麵。一位常年定期參加議會會議的貝爾城市民回憶說，最早的時候，人們會在開會時提出一些問題，但官員們總會直接掐斷民眾的提問，並且用官腔籠統地回答說，這個問題“正在處理中”。後來，人們就很少出席這樣的會議了。
甚至兩年前，這位市民曾經就瑞茲的工資問題在議會上公開質詢，但卻受到了議員們的嘲笑，最終不了了之。
現在，人們終於看到了解決問題的可能。9月15日，加州司法總長傑瑞·布朗簽署了對貝爾城“全套班子”的訴狀，包括城市經理、經理助理、警察局長及5位市議員，他們被指控隱瞞自己的工資收入，以及挪用公款中飽私囊。一個星期後，這些腐敗者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一一戴上手銬，押送離開。
本職工作是教堂牧師的路易斯·奧特加是被捕的議員之一。在此之前，他曾經覺得自己不可想象的高工資是“上帝的禮物”，但這一回，麵對記者，他一臉黯然地說：“我以為上帝聽到了我的禱告，但事實上，那是魔鬼設下的陷阱。”
對腐敗的憤怒將我推入了政壇
當貝爾城市政府在醜聞的打擊下幾近癱瘓時，一些變化也同時發生在這個洛杉磯最貧困的小縣城裏。
8月16日，醜聞纏身的貝爾市議會邁出了恢複正常的第一步。會議聘請佩德羅·卡裏略作為臨時城市經理。按照新簽署的合同規定，卡裏略的年薪是17.5萬美元——幾乎相當於前任的1/10。
但即便如此，這位謹慎的“臨時官員”依舊反複強調，自己沒有任何額外的收入，也不享受養老金補貼。
3個多月後，卡裏略在貝爾城市政府的官方網站上貼出了一份“上任100天”的述職報告。在這份長達7頁的報告中，他詳細列舉了臨時政府的每一項工作，其中包括一個龐大的退稅計劃。
因為前任政府擅自提高稅率所得稅款被認定為“非法募集資金”，加利福尼亞州政府已經下令，貝爾城市政府將向全體市民返還自2007年以來收集的稅款，共計290萬美元。
“我們在推動著城市管理向更加透明的方向轉變。”在報告中，卡裏略寫道，“希望通過這一轉變，我們能恢複貝爾城的財力，重塑市民對政府的信任。 ”
另一些變化來自那些原本不談政事的市民。2011年3月8日，貝爾城的居民們迎來了醜聞過後的第一場選舉。在此之前，市長和議員的人選大多被城市經理瑞茲操縱，甚至提前內定。
阿裏·薩利赫是一家家庭製衣廠的小老板。2009年，他曾經填寫報名表，希望參選貝爾城市長職位，但很快，他就接到了瑞茲的電話。
“你不會有機會的。”這位城市經理在電話中說。薩利赫堅持，對方帶著“恐嚇的語氣”。
薩利赫在當年的競選中敗給了瑞茲委托的候選人。這一回，當他再一次報名參選時，他的競爭對手已經完全不同了。
18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居民報名參加了這次備受矚目的換屆選舉，其中一位是常年幫可口可樂公司跑運輸的卡車司機。看著台下擁擠的人群，這位中年男人承認自己有點緊張：“好多話憋在心裏，就是說不出來。”
另一位退休的烤麵包師丹尼·哈勃也申請成為候選人。“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做這樣的事。”哈勃說，“我想，是對腐敗的憤怒將我推入了政壇。”
準備投票的市民塞滿了市政大廳，有穿著T恤的年輕人，有身材發福的家庭主婦，還有些坐在輪椅上、被家人推來的老人。
人們以前所未有的專注聆聽著候選人的競選演說。一位隻會講西班牙語的拉美裔移民聽不懂英文的演說，覺得自己受到了忽視。她在擁擠的人群中不斷跳躍，向台上的候選人帶著哭腔高喊：“我們也在這兒！”
這樣喧囂熱鬧的場麵讓人們很難相信，這裏的人們一度對政治毫無興趣。事實上，在兩年前的選舉中，全縣9395個注冊選民，最後參加投票的隻有2000人。
& amp; lt; B>真正的勝利者是貝爾城那些獲得解放的人們
貝爾城的故事也給《洛杉磯時報》以及兩位記者帶來了顯而易見的改變。2011年4月18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揭曉第95屆普利策獎評選結果，《洛杉磯時報》關於貝爾城的係列報道獲得“優秀公眾服務獎”。
作為美國新聞界最高獎項，普利策獎的評審一直強調，新聞應當“為公眾服務”，因此“優秀公眾服務獎”也是整個評選中最為重要的獎項。在獲獎公告中，評委會評價說，貝爾城係列報道“推動有關官員被起訴、逮捕，也推動了整個貝爾城的變革”。
洛杉磯時報社因此獲得了一塊金質獎牌，而戈特利布和維夫斯也成了當天報社內的明星。兩位記者和同事們在辦公室裏開了一瓶香檳，慶祝這個“難得的榮譽”。
31歲的維夫斯曾是一名來自危地馬拉的非法移民，直到高中畢業之後，他才獲得了自己的合法身份。他為《洛杉磯時報》送過報紙，當過記者的西班牙語翻譯，直到3年前，他才真正成為一名記者。
在辦公室的慶祝活動上，維夫斯舉著酒瓶的手有些顫抖。“公眾服務是每個記者每天都在努力的事情。在貝爾城，我和戈特利布，以及時報的其他同事們一起做到了。”維夫斯說，“我們給一座小城市以機會，讓他們發出聲音，這就是報紙做的事情。”
戈特利布堅持，相比於獲得自己的普利策獎，真正的勝利者其實是“貝爾城那些獲得解放的人們”：“他們擺脫了壓迫政府，並且擁有了一個真正的議會。”話音剛落，圍繞著他的同事們立刻歡呼起來。
在兩位記者獲獎後兩天，在貝爾城，新當選的管理者們已經開始努力推動政府擺脫醜聞，步入正軌。從4月20日晚持續至21日淩晨的一場漫長的會議中，市議會接受了市檢察官的辭職申請，廢止了一項耗資巨大的養老金計劃，駁回了上一任政府簽發的十幾項法律聲明，並且宣布，從今以後市政府的任何支出都需要經由議會的批準才能執行。
代理城市經理佩德羅·卡裏略在會議結束後盛讚：“這是我們之前從未想過的場麵，令人耳目一新。”
人們開始充滿耐心地關注政府的舉動。淩晨3點半，會議結束時，旁聽席上還有兩位普通市民留在那裏。一位25歲的年輕人說，他希望看到議會如何解決貝爾城的城市事務：“他們通宵達旦地工作，這真令人感到鼓舞。”
新當選的副市長丹尼·哈勃說，整座城市“變得更加透明”，“這正是我們需要的”。
至於獲獎的兩位記者，戈特利布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自己獲獎之後的計劃是“繼續做一個好記者”。
“我們仍然在關注貝爾城。”戈特利布說，“這裏的故事還遠遠沒有結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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