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一切為了革命。所以咱們的曆史教育，隻有農民起義。中國史也就簡化成農民起義史。
太祖爺的天下，起自湖南農民運動（注1），興於井岡山的工農紅軍（注2）。 工農紅軍將士之中不算縣城的鐵匠，木匠，泥瓦匠，工人就是萬一的比例，所以井岡山本質上是又一個農民起事聚義廳。 太祖爺是名正言順的農民起義領袖。太祖爺打江山時的對手，蔣介石蔣大人，一直稱太祖爺的隊伍為“寇”，“逆”， “匪”，“賊”。 總拿農民造反作為萬惡之源來消遣。於是，敵人反對的就得擁護，曆史的主題就是農民起義了。既是正麵的，名稱就要恰當，造反是就事論事，作亂是惡意中傷，隻有起義是恰如其分的名字，大意凜然，起來追求正義。
學曆史是文革後期，中學恢複了曆史課。 當時的曆史課本和現在的不一樣。不是從黃帝堯舜禹開始，文王武王，然後秦始皇，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再加上努爾哈赤循序推進，一朝一代講下來 。 文革時的曆史是反著來的，從各朝各代之末的農民起義講起。 由於春秋戰國之末是各國之間的傾軋，沒有榜上有名的農民造反人物，所以秦朝的一統天下在曆史課本上就成了雞肋，舍了。咱們的曆史課本，始自最早的造反明星，秦朝末年的陳勝和吳廣。由於農民起義多數以失敗告終，農民起義的故事，一般不很長。失敗後的事情，像新王朝的建立，社會的適應，財富的再分配，弊端的積累，製度的無奈，就都在曆史課本裏省略了。偶爾遇到四大發明之類的事情，會提上一筆，自豪少許，然後就過渡到下一個王朝之末的農民起義。 陳勝吳廣之後，揀重點的教，於是就有黃巾軍，瓦岡寨，黃巢，宋江和方臘，紅巾軍， 李自成最後以太平天國加義和團結尾。這就是文革的曆史教育。曆史如此，咱們的曆史偶像也就不是班超，嶽飛，文天祥，鄭和，戚繼光等一班朝廷的名臣，而是張角，黃巢，李自成，陳玉成等一幹草莽豪傑。
農民起義，挖掘其前因後果，不都是壞事。把農民起義神聖化一番，是太祖爺出於自我利益需要的有心之舉，可這並不改變農民在很多請況下，應該造反的事實。 捋一遍咱們的曆史，最讓炎黃子孫抬不起頭來的過往之事，就是曾經擁有過如此眾多的混帳皇帝。當大家都饑不裹腹，朝不保夕時，居然能有個皇帝會問你等饑民為什麽不吃些肉糜來充饑。 既然沒有任何機製能讓皇帝下台，饑餓的農民隻有兩條路走，一是繼續饑餓下去，自我了斷。另一條路就是起來造反，希望殺到京城，換個稍微有些責任心的人來給大家解決饑餓問題。麵對曆史上許許多多爛皇帝，起義而不是自我了斷是炎黃子孫做為一個種族生存下來的必要條件。 少了百家爭鳴，隻有太祖爺這一史獨秀，少學了許多曆史，自然不好。 可是文革時，少學的不止曆史，幾乎所有該學的都沒學。咱們曆史上有名的威武戰將隻知道有陳玉成不知道有嶽飛，雖然可笑，倒不是最貽害子孫的曆史問題。
曆史的功能，原本該是個鏡子，曆史越長，積累的細節越多，鏡子的解像度就越高，透析度越強。 把任何眼下看似難解的現象放到這麵鏡子前，總會有個大致輪廓出來。照一照鏡子，如若是皇帝新衣類的弱智問題，走半條街就可以糾正過來，不至於穿著皇帝的新衣滿世界招搖，把笑話鬧大。用曆史人物的話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可是，有曆史以來，就有比較在意自己形象的主體，總想把鏡子改造一番，在鏡子上貼上許多俊男靚女的畫，把鏡子的功能，變成了美術館，想要什麽形象，就有什麽形象。 太祖爺的曆史遊戲，就如此把曆史的功能給改了。不是用曆史來反省如今，而是用曆史來烘托如今。以“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 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注3）的利益取向為依據，用某種提煉過的曆史做鋪襯，豎立些高大鮮亮的形象，讓咱們看過之後自我感覺良好。這是最致命的。
農民起義，雖然是曆史的必要，可是並不那麽美好，那麽浪漫。 太祖爺就說過，農民造反不可能是“請客吃飯”那麽輕鬆而無傷大雅。可是，咱們學的曆史不是這樣的。
學習李自成，講的是“均田免賦”的政策，和百姓“迎闖王，盼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的熱情。 闖王儼然是土改的先行者。這也是前麵說的，闖王給了農民兄弟忍受饑餓而自我了斷之外的另一個選擇。但是，把所有的現有社會結構一拳頭砸碎，農民起義的暴力也是凶殘到極限的。闖王還好，除了攻下洛陽，把崇禎皇帝的叔叔，福王朱常洵與幾隻梅花鹿同鍋煮了一道“福祿宴”賞食眾將士外，還沒幹超過一般戰亂之上甚多的暴行（是屠了幾個城，但是咱們祖宗打仗有習慣性屠城的毛病）。 可是，闖王的兄弟部隊，張獻忠張大王就不同了。 張大王在闖王北上直搗京城之際，自己出西南，把四川給吞了。得川之後，張大王不但沒有考慮給農民兄弟一個出饑餓的新路，反而拿四川開鍘起來。張大王殺人殺到如此地步，居然有了殺人的理論，殺人的程序和殺人的藝術。 所殺之慘烈，被稱為屠川確是恰如其分。和張大王比，日後希特勒的殺人手段都微不足道。 民國以後四川出了不少英豪，光是抗戰中死傷的將士就有五六十萬之眾，後來還出了個反複摔倒就是不傷要害的小個子鄧小平鄧大人。 現時的四川兒女多俊傑與其祖輩在當時撐過張大王屠川這一“自然選擇”的優化效應或有關係。可是，讚頌明朝末年的農民起義，無論“福祿宴”還是“屠川”都從咱們的曆史課中消失了。
張大王雖可惡，但還不是最惡魔的農民起義領袖。 當時學習農民起義的曆史，講到唐朝末年的黃巢，學的是黃大王革命豪情“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 黃大王要進長安替天行道。不錯，黃大王攻進長安趕走了一個唐朝的庸帝， 農民起義萬歲。可是後來黃大王在長安搜刮財物的“淘物”和報複市民的“洗城”就在曆史課裏消失了。更不用提，黃大王從長安出來，攻打陳郡不利，糧盡。於是動用“舂磨砦”，一種大型壓碎機，把成群結隊的鮮活百姓填將進去，做成人肉大餅去喂飽其將士，好體力充足去攻城。 一個陳郡三百多天沒攻下來，有史書上說，黃大王的眾將士咽下了幾十萬活人做的人肉大餅。“百花殺”不是說著玩的，是貨真價實的把別的花都給滅了。這段曆史自然也不在當時曆史課本之中。
把曆史從鏡子變成美術館，既有長憂也有短慮。短慮挺直觀的。拿抽象出來的美術作品當鏡子用，自我感覺良好。可是拿著不是當理說，結果可想而知。
2008年，上海出了件大事。 一個叫楊佳的年輕人，隻身一人，持一柄利刃，進入繁華地段的閘北公安分局，一刀一刀的殺了六名警察，重傷另外五名。警察，執行法律功能的化身，國家機器最前線，最具體的組分。殺警察，是對現代文明的一種挑戰。楊佳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法律製裁都該是毫無疑義的社會共識。可是，叫好之聲四起。楊佳被比成“水滸傳”中梁山泊好漢拚命三郎石秀的現代傳人。 從叫好的角度探視，公安分局裏的不公不義，已經達到了傻瓜皇帝類的死題，唯一的出路就是以農民起義的籠統方式，靠拚命三郎們以暴易暴，砸碎了重來。楊佳的刀是石秀的刀，也是賀龍賀大帥當年兩把菜刀（注4）廣義上的延伸，自然是正義象征。
公安分局裏可能有過邪惡，楊佳兄弟想必有一肚子冤屈，時至今日，讓楊佳憤怒的原始起因仍未給社會一個交待。可是，被殺的警察是無辜的，被殺警察的親人們更不該受此懲罰。 在失去親人後，還要給社會正義作陪襯，招誰惹誰了？ 黃巢和李自成們的高大形象在此責不可卸，太祖爺曆史教育的韻味猶在。咱們的現實也仍處在一個不可控製的皇帝和造反農民這兩難之中，沒有找出個機製來。 警察冤死了還要受二度傷害，也是一種無奈。借用一句很流行的台詞，“出來混，總是要還的”。被殺警察和他們親人們所受的不公正對待，是把農民造反光榮化這種曆史教育的不幸結果。
曆史的功效既然是按利益而定，當太祖爺傳人們的利益已經和李自成、黃巢們所代表的底層農民漸去漸遠時， 曆史就得“進化”了。 隻是按自身利益取向組裝曆史的操作不變，曆史應該扮演的鏡子作用依然無處可覓，而還在充當美術館的角色。變的，隻是美術館裏的作品。 農民起義的油畫慢慢消失了。換上了諸位皇帝們。從影視作品開始，開國皇帝們已經被完全塑造了一遍。然後是非開國但多少有些不犯呆的其他皇帝們。 這些作品的主題猶如文革時樣板戲一樣鮮明，皇帝們都還是相當不錯的，有問題，是奸臣們搞出來的。其結論之荒謬，孫中山孫大人如若九泉有知，定會從中山陵裏站將起來，再革一次命。帝王們要是靈光，把生吃活人工程化的黃巢居然會得勢而下長安？被趕出長安的還是咱們曆史上最自豪並創造了貞觀之治的李世民的後代。
這就要說到把曆史當成美術館用的長憂。
說到曆史，總要提一提五千年的長度，燦爛的文化，悠久的文明。可是，如此的長度，燦爛悠久之下，錯誤，荒謬，問題，教訓，甚至十惡不赦的罪行也是不可勝數。從帝王的無能到造反的野蠻，文明的大智慧，從沒出現過正解。每隔幾百年甚至更短，炎黃子孫就要刀槍相向，自相殘殺一番。 無論是借助帝王的油畫為權力辯護，還是借助山大王的油畫為造反找借口，都是為一時的利益搜尋依托。 靠“就要反對”，“就要擁護”的自我利益輸送，自然不會解決問題。 其實皇帝和農民起義的關鍵問題，是權力的失控。 農民們就是被餓死，皇帝可以照當，肉糜可以照吃。 皇帝權力的無理，造成造反的必然，也就是野蠻的必然。 解決隻有一條路，皇權必須受到監督和控製。 就是小朋友從小做遊戲就學會的簡單邏輯，錘子，剪子，布。 錘子可以砸碎剪子，剪子可以絞碎布，布可以包住錘子。 一個可以自我調節的係統。也是咱們幾千年封建皇權曆史所不曾有過的實踐。
沒有留給咱們一個正解的曆史，應該算是負資產。盡管是負資產，也是資產。 試想立國隻有二百多年的美國，談困難必提1930年的大蕭條，論國殤總離不開南北內戰，講危機就是1945年的珍珠港被襲和911。拋開時間和地點，珍珠港事件不過是一個重要的邊關被襲，雖然受損嚴重，但連失守都沒有發生。 這種邊關被襲的事件，在咱們的曆史上有過多少次？ 數不勝數。 南北內戰是很難為情，美國人不該殺美國人。可是雙方在戰場之外也沒有太過野蠻。而咱們曆史上，同胞們野蠻的互相殘殺有多少次？ 數不勝數。珍珠港和南北內戰，從烈度上算，放到中國史相關項目的刻度上，可能都排不上前一百名。以咱們的一大堆負資產，總結出經驗，提煉出警訊，常能借鑒，避免重複錯誤，負資產也是一大塊文明的傳承，也算是祖宗給後人一份不經意的大禮。和新興國家相比，曆史的智慧可以是咱們永不消失的一個優勢。 而太祖爺的變鏡子為美術館的曆史借用法，剝奪了這份祖宗留給咱們的遺產，而這，正是美術館型史觀留給咱們最大的毒害。
從太祖爺的係統裏填喂出來的咱們，太習慣以利益先行從曆史中吸取力量了。從大的方麵， 可以由國家統一，中央集權為起點，不小心發掘出新史料證明秦始皇相當的懷柔，殺人有限，燒書有據。 從小的方麵，受國家男子足球隊屢戰不利刺激，能仔細考古，找出相當的證據含糊的顯示足球運動原來最早起源於中華大地。雖然咱們現在的足球踢不出檔次，可是咱祖宗玩球時別的文明還野蠻呢，由此暫了心煩。主題優先，利益先行，是咱們真正有效利用寶貴曆史資產的最大障礙。 而真能從曆史中找出些頭緒的事情卻被束之高閣。
眼下折磨全體同胞的最大社會議題是什麽？ 無官不貪。痛恨之餘，束手無策。於是就期盼出個海瑞，出個包丞寇準，抓盡天下貪官。投其所好，就有咱中共中央紀委辦的一個個大案。每當某一個貪官被“雙規”的消息傳出，咱就亢奮，就拍手稱快，就喝它幾杯。 貪官們前赴後繼，一個被“規”下去，千萬個站起來，咱們不在乎，有政府替咱把有名有姓的大貪官關起來就好。 其實，翻一翻咱們的曆史，類似能把貪汙嫌疑人給“雙規”的情況早就有過，就是曆朝曆代可以繞過刑部和法律而專管皇室皇族的宗人府。為什麽需要宗人府？ 皇室和皇族是封建等級製中的人上之人，管理臣民的刑部和刑法罩不住。如果咱們了解曆史，當一個又一個咱黨的高級官員，放棄自己的基本公民權利，沒被法院核準拘捕就老老實實地讓紀委限製人身自由，毫無抵抗的被“規”時，咱們不該興奮，而該悲哀。因為這是咱們沒有隨文明前行，繼續停留在封建皇權係統裏的最好寫照。
與史上的皇室皇族相同，時下的政府高官不能靠國家機器的公檢法係統管理，是因為這些高官已經演進成一類身處法律法令之上的社會貴族。 如果他們沒有普通人之上的特殊權利，卻要放棄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權，高官們就成了身份低下的等外公民。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咱們的黨中央，中紀委，雙規，貪腐高官嫌疑人，這一串結構恰恰是皇帝，宗人府，法外拘禁，擬似犯禁皇族的當代翻版。 因為不了解曆史，沒有正確的曆史分析法，隻愛美術館，不願從曆史了解現實的醜陋，咱們對自己仍處在封建皇權的社會架構之下，經曆著可怕的用封建皇權社會舊規陋習管理資本主義的貪得無厭這一現實毫無感知。而咱們曆史上的貪官問題，無論用宗人府還是別的機製，從未治理好過。如果咱們有一個真實的曆史觀，單從解決貪官的狹義角度出發，就應該強烈的要求民主。能從胡錦濤胡大人一個人監督無數貪官候選人變成13億人監督無數貪官候選人，貪官問題就是不能解決，也起碼可以減半。
咱們的曆史這麵鏡子其實可以很棒。不久前，在網上讀過台灣作家張國立先生的一篇短文，題目是“劉備賣草鞋的原因”。張先生從陳水扁夫婦靠權力摟錢有術，招引各色人等揣摩上意主動進貢說開去，發現其套路和曆史上一位漢朝皇帝某種收禮渠道很像。而劉備的先人，因送禮不合格，犯了酎金罪，失去爵封，害得後代流離失所，所以劉備隻能靠誠實勞動販履織蓆為生。 張先生以曆史為鏡，照出當代一些醜陋惡行，雖然有個時髦名目，現代包裝，不過是曆史上一些劣跡的再現罷了。（張先生的文章，是篇好文，但算不上奇文。如果這篇文章是在陳水扁仍然權力在握之時，而非東窗事發之後麵世，那就是奇文了。）
張先生的好文，是享用祖產的有效示範。 這種文章，兩位筆者寫不出來。原因是多重的。先是文革的營養不良致使根本不認識“酎”這個字。 再者是不曾係統讀史不知送禮不適的劉備先人劉貞為何方聖賢。不過這都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咱們曆史觀的致命傷是真真的習慣了曆史的美術館作用，不願，不能也就不會有效的利用曆史這麵鏡子來檢討自己。
走出美術館情結，正視曆史，正視自己，不是容易事。 在咱們的思維坐標裏，中國人具有勤勞勇敢的美德，咱們的曆史於是就是勤勞勇敢的創造史。其實勤勞不隻是你每天早晨多早起床，晚上多晚睡覺，不停的勞動。不休止的思維，找出文明的哲理也是勤勞很重要的一部份。當咱們的曆史不斷的有陳勝，吳廣們出現，而他們的身份在逆賊和英雄間往返變換，隨包裝曆史主題利益所定，咱們作為一個勤勞思維的民族，就起碼應該總結出烙鐵燒紅了不要用手去摸這個簡單的哲理。陳勝，吳廣是兩位曆史人物，他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逆賊，而是在咱們漫長的曆史悲劇中的兩位悲劇人物。 皇帝和農民起義，是這個悲劇的兩個方麵。 走出悲劇，第一步就是要承認悲劇的存在。於是就要用到咱們另一個自稱的美德，勇敢。勇敢的麵對咱們兩千多年腐朽落後的封建皇權史。其實不應該那麽可怕。太祖爺就說過，“死都不怕，還怕麵子（困難）嗎？”（注5）
注1：毛澤東在“革命”生涯初期就對農民造反發生興趣，最早一篇傳世的文章就是寫於1927年初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注2：位於江西的井岡山是1927底毛澤東帶著秋收起義打剩下的隊伍開始割據的第一個地點。
注3：出自毛澤東1939年與記者的談話，意為與抗戰中投敵的汪精衛劃清界限。
注4：賀龍是毛澤東開國的十大元帥之一。早期起事曾真刀真槍的開練過，其傳奇故事之一就是雙手拎著兩把菜刀砍殺開去。
注5：出自1949年毛澤東天下剛剛到手時的文章“別了，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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