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今天的中國政治家正在從聖人政治、賢人政治走向平民政治、尋常政治——這可以從人們政治家們的評價中看出。當年的毛澤東那是“東方紅，太陽升”、“幾千年，幾萬年才出的一個天才”，他的話更是“最高指示”、“一句抵一萬句”；到了鄧小平，雖然也曾歌頌他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就如何如何，但已沒有了毛澤東的光環，鄧小平自己也說自己不過是“中國人民的兒子”、“壞的製度下，好人也會犯錯誤”；而到了胡溫，平民色彩就更加濃鬱，胡錦濤就一再表示自己要“忠誠地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恪盡職守，勤勉工作，竭誠為國家和人民服務，不辜負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重托。……我和新一屆國家機構工作人員誠心誠意地接受各位代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監督。”溫家寶也聲明自己不過是“教師的兒子”……總之，是光環褪盡，本色漸出。
中國人一向對統治者寄以厚望，曆史上有過賢人政治，聖人政治。上古時代的原始民主，曾經以賢人政治為特征。殷商時代的王者還不曾具備神聖的光環，從而與其他諸候並列於世。及至周公建製，賢人政治轉化成了聖人政治，王者具有了天子的意味，從而變得至高無上。由此形成孔孟的政治理想亦即聖人政治。
到現代，這種思想並未消逝。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後，這種聖人政治變種為偉人政治，人們奉行的是偉人崇拜。偉人崇拜，乃是共產主義烏托邦必不可少的政治核心。馬克思學說所設計的革命，不僅需要偉人籌劃，而且需要偉人領導。這樣的學說，這樣的革命，這樣的政治，非常容易勾起中國人的帝王情結。有一部美國電影叫做《聞香識女人》，將香氣與女人相聯；這在中國的情形是，偉人與帝王相關。偉人的氣息，在中國人聞起來，馬上聯想到真命天子。倘若李大釗的認同馬克思主義，尚且基於自由思想的立場；那麽陳獨秀的追隨馬克思主義，頗有了一番扮演偉人的意思。及至毛澤東登場，順理成章地將偉人政治引向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然後裝模作樣地曆數風流人物，最後數到自己頭上。從馬克思演化到毛澤東，說起來很不可思議，因為毛澤東從來沒有真正弄懂過，什麽叫做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卻非常簡單，不過是從偉人政治到真命天子的轉化而已。這與其是一種精神譜係，不如說是一種偉人渴望，一種君臨天下的心理情結。
德國思想家韋伯將社會生活中的合法的統治方式大致分為以下三類，分別是法理型、傳統型和魅力型（奇理斯瑪）統治。法理型統治相信法律，即使有權威的人也隻有在法律規則之下才有發布命令的權利。人們普遍遵守法律，信守法律，法律代表了一種大家都遵守的普遍秩序。傳統型統治是基於源遠流長的傳統的神聖性，相信按照傳統實施統治的合法性。魅力型統治，人們確信一些非常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人具有超凡的智慧、品質，並因此統治獲得合法性。如果依據通例，將法治界定為遵循先例或既定規則的統治，那麽前兩種統治都大致相當於法治，而魅力型統治大致相當於人治。
毛澤東就是這樣一個魅力型領袖。魅力型統治是一種前理性時代的社會現象，當社會出現危機時，魅力型人物可以促進人們改變價值觀念和信仰，使人們接受一種新的信仰和做法。其關鍵在於當時的人們需求這樣的人物，他們尊崇這種魅力型人物，追隨他進行的社會變革。表麵看起來，這種對於領袖人物的迷信是一種愚昧的行為。但是，這種人物的出現以及與之相伴的魅力型統治往往具有革命的力量，因為正是這種魅力型領袖促使人們能迅速、不加反思的擺脫舊的思想觀念和行為模式的約束，與舊製度徹底決裂。因此，從社會功能上看，這種看似愚昧的魅力與昭示人、啟示人的“理智”所起到的社會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統治，由於強調精神的力量，往往不注重經濟生活，是一種典型的“非經濟性”的政權，它對於傳統型和法理型統治下的日常的瑣碎經濟活動表示鄙視；這樣的統治會形成一個魅力型共同體，群體內部雖有少數行政管理人員，但他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官僚（即受過專門訓練的嚴格按照等級命令係統運作的、各司其職的官員），他們無需技術訓練，其獲得管理人員的資格不是個人的社會地位，也不是家族的門閥，而是個人具有的魅力。因此，最高領導人與行政人員的關係是直接的，無需或者隻有很少固定的機構和程序，也就是沒有嚴格的程序規則，也不承認“正式的”的司法。具有魅力的領袖人物在社會組織中有或者沒有正式職務並沒有什麽關係，因為他的權威不是來自任何職務，而是他個人所具有的魅力。因此，在這裏，行政職務不是一種職業，因為它既沒有固定的職權範圍，也沒有固定收入。魅力型領導人在領導工作時，也常常跨越權限，超越程序，一竿子捅到底。在這裏，決策也沒有確定的、固定的議事機構和決策程序，往往憑魅力型領導人的個人智慧。因此魅力型統治是典型的人治。
魅力型統治是有問題的，但是問題並不在於這種人治無法集中民眾的智慧或有其它不民主的因素，關鍵在於這是一種不穩固的、不能持久的統治形式。這不僅因為魅力型統治內部缺乏穩定的組織機構和程序、缺乏基於專業技術的職業人員以及它對日常經濟活動的鄙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沒有哪一個社會會總是處於激動人心的革命或變革狀態。魅力型領袖“隻有在生活中通過考驗他的力量，才能獲得和保持他的權威。……他必須創造英雄的事跡”。而一旦社會革命或變革基本完成，社會進入相對平穩發展的階段，魅力型統治顯然就不能適應這種穩定、瑣碎的社會發展，勢必會常規化。其次，魅力型領袖的個人生命總是會有終結，需要有新的領導人。如果要繼續保持魅力型統治，新領導人就必須有魅力，但是魅力不象財產或職務可以繼承或指派的，魅力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如果將魅力同職務等同起來，那麽這裏的“魅力”就失去了原來的意味。如果魅力型領導的承繼是通過某種程序的選舉，那麽就會產生一套程序和技術，這實際上就在一定程度上將領導人的選擇製度化了。如果是由魅力領導人指定繼承人或傳給子女，這就實際是向傳統型統治轉化；如果是由信徒選舉，那就實際上開了民主的先河，並因此勢必逐步走向法理型統治。
因此，任何魅力型政治都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常規化”——這也就是我們從毛澤東時代經由鄧小平時代進入胡溫時代的內在原因——導向法理型或傳統型的統治，形成事實上即現代的或傳統的法治狀態。法理型統治是一種依靠官僚和法定程序的統治。這種政治的優點在於穩定，領袖也要守法，依據既定規則來統治，領導人的轉換也是按照程序進行，因此，即使領導人個人的能力、魅力、智慧弱一點，也無妨，因為這種統治是一個機構的運作，領導人隻是這個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法理型統治是理性的、規則化的。它適合的是和平時期、“平庸”的時期，它適合人類社會的大多數。
莊子在其《胠篋篇》中有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隻講到聖人的禮法為大盜所竊，而沒有意識到聖人很有可能蛻變成大盜。曆史上的暴君那位不是集聖人和大盜為一體，天使和魔鬼於一身，名義上、形式上他們是聖人是天子，但行動中實質上卻是惡魔、大盜。一定聖人蛻變成大盜，那麽就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就如鄧小平同誌說的，即使象毛澤東這樣偉大的人物也犯下大的錯誤，以致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聖人死了，也就是一個理性時代的到了。沒有聖人的年代，是平民主義社會的表現，這是曆史的必然趨勢。當前已經逐漸淡化聖人的味道，領導人逐步從神秘權威走向公開和平庸。領導人不再是雄才偉略，多才多藝，領導人可能是就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沒有高貴的血統，沒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他們也和我們一樣也是片麵的，也會犯錯誤。人可能犯錯誤，那麽有人組成的共產黨也不可能永遠是正確的，永遠是英名，那麽由人作出的代表黨和政府的決策也不可能永遠是正確的。領導人一代不如一代，這是現代社會的發展方向，去除領導人的個人魅力，就意味減少盲目崇拜，盲目服從。這就是王怡所說的權力非人格化。從權威走向權力，就如把無窮的權力賦予魔戒，這個戒指可能落在一個惡魔手中，如何防範權力做惡，這是行使權力必須思考的問題。聖人死了，英雄一去不複返，我們正走向一個理性的年代！
這就是中國的進步，我們正在見證這個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