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六四前後，我在日本的東京，每天 在上下班的電車裏手捧日本的報紙，尋找有關中國的新聞，回到家裏，屏住呼吸，觀看有關中國新聞，然後，在那破舊的公寓裏與鄰居熱議中國。那時的我是個徹底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和我心連心。
記得六四那天，半夜鄰居薛打電話給我：快起來看電視，北京動武啦 ！天一亮，大家互相打電話號召去東京遊行，聲援六四學生，薛和我覺得義不容辭，義憤填膺。我的前夫隻嘟囔了一句：看，（學生）把天安門弄成什麽樣子了，不像話，他沒去。我哥哥正在打工，我去招呼他請假去遊行，他的日本老板說：國難當頭趕快去吧。我哥 解下圍裙跟我們一起走了。
當時有幾千中國人，來到東京的繁華區新宿，高呼口號，聲援六四學生運動。後來薛告訴我，你見到我先生老張了嗎？我告訴你，他怕被特務盯上，影響他的前程，偷偷的溜了。我們倆個一唱一和的表達著對自己丈夫的失望和不滿，不睦而合地說：真想和這樣的男人離婚。
後來，我和薛真的都離了婚 ，隻是不是為了六四。 六四後，我前夫的父親從山東老家寫了一封很政治的長信，大概意思是說：一群學生在一些不法分子的影響下，企圖顛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偉大的黨徹底粉碎了叛國叛黨的一小撮不法份子…… 我說，這信是從“人民日報”上抄的吧 ，你家可真的不愧是貧下中農！前夫說，是啊，我父母老家祖祖輩輩都是窮的當當響 ，是新中國救了他們。我無語。
這以後的幾年，每當六四那一天，我有時會一個人去參加在東京的“六四紀念日”，隻是默默地。
今天，六四已經成為曆史，依然有人為了那一天在付出悲痛的代價，柴玲看上去已經麵目全非，她是我最感到失望的一個，她現在找到了一個與六四不怎麽相關的籍口：流產女嬰 。前幾天看到中國的人口普查，男女出生比例基本趨於平衡，許多家庭更願要女孩。不知這消息會不會影響柴玲的熱情，讓她的作文跑題。
六四那一頁，已經計入中國的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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