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鵬日記

5月17日鄧家開常委會時，鄧小平說：“措施不堅決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辦法是戒嚴……戒嚴是我的主意，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來打倒，我自己倒下來……將來寫曆史，錯了寫在我賬上。”另外，《李鵬“六四”日記》還寫道，6月3日晚的武力清場方案也是鄧小平批準才實施的。
    上述記敘無疑證實了鄧小平是六四屠殺的罪魁禍首。但是這一結論毫不新鮮，我們從來就是這麽認定的。那麽，李鵬是否在他的書裏給自己有所開脫呢？張良的 《中國“六四”真相》就有給楊尚昆開脫罪責之嫌。但是李鵬的《“六四”日記》並沒有替自己開脫的意思。從《李鵬“六四”日記》我們可以發現，從學運一開 始，李鵬就采取敵視態度；另外，他對趙紫陽也是從一開始就充滿猜忌。李鵬的強硬是貫穿始終的，而且至今仍毫無悔悟。事實上，我在讀了這本《“六四”日記》 後，李鵬作為六四屠殺的第二號主犯的印象非但沒有弱化，反而更加強化了；相信很多讀者都會和我有同感。
    那麽，李鵬出版這部日記的用意是什麽呢？通讀《“六四”日記》，我注意到，在寫到各中央領導和封疆大吏們對學運、對戒嚴令的態度時，對於那些和李鵬立場 接近的，李鵬都記載的比較詳細比較清楚，並且常常是提名道姓；對於那些持異議的，他記載的就比較簡略比較含糊（當然除了趙紫陽），並且常常隱去姓名。有的 事很重要，例如5月21日，有張愛萍等8名 上將表態反對軍隊進城。這事在當年就流傳很廣，張萬舒在《曆史的大爆炸》裏也有記載，據張萬舒說，這件事是新華社軍分社與張愛萍將軍秘書通電話核實過的。 但李鵬在當天的日記裏對此事卻隻字未提；他祗是在第二天的日記裏含糊其詞地寫道：“鄧小平擔心軍心不穩，這是大問題。”算是對不少高級將領持異議一事給了 點暗示。

在加拿大任教的吳國光為這本書寫了篇導言，其中，吳國光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推測。吳國光指出，在有關六四事件的事實敘述中，有“一個事關重大的空白”：既然在學潮興起之初，趙紫陽和李鵬在如何對待學潮的問題上就呈現重大的路線分歧，而直到4月23日下午趙離京訪朝時，中央都是在按照趙的溫和路線發文件應對學潮，那麽，何以到了4月24日晚上，李鵬召集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大家就“空前一致”地轉而接受了李鵬的強硬路線，把學潮定性為“反對共產黨的動亂”了呢？
    吳國光發現，《李鵬“六四”日記》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李鵬在4月23日 的日記裏寫道：“送走趙紫陽後，（處理學潮）這副擔子就落在我身上……但我對如何處理當前的混亂，也苦於沒有辦法。尚昆同誌建議我主動找小平同誌請示，他 也一同去。”那麽，去沒去呢？日記裏沒交待。按情理推測，應該是去了，或者是以別的什麽方式和鄧聯係了；否則李鵬完全沒必要寫下這段話。吳國光推測說： “我們有理由懷疑，李鵬（以及所有官方敘述）在這裏隱瞞了一個重要事實，那就是，1989年4月23日晚上，鄧小平有密令直接或間接地傳遞給李鵬；正是這個密令，認定學生運動為‘旨在推翻共產黨的反革命動亂’，並確定了一係列的強硬應對方針。”
    倘若這一推測為真，問題就很嚴重了。因為按照以前各種版本對這件事的記敘，先是政治局常委開會作出決策，然後征得鄧小平讚同。這在程序上還勉強說得過 去。但要是按照吳國光根據李鵬書中的暗示所作出的推測，實際上是鄧小平決策在前，政治局常委在總書記缺席的情況下開會接受這一決策在後，那就全無正當程序 可言，從而也就談不上合法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