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六四”，習近平的曆史使命
薑維平
中國最大的被沉沒的聲音，當屬平反“六四”的希望和呼籲，不論是國內的天安門母親，還是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積二十二年之熱淚，並未融化專製政權的冰山，以致社會的積怨舊的沒去，新的又凝，切莫一次次地簡單重複昨日的呐喊，使它稀釋在山穀的裂縫裏，應當依?中國的土壤，找到點燃體製內的幹柴烈火，既化解社會矛盾，又減少阻力，實現冬去春來的雙贏，因此，我認為，平反“六四”，是習近平的曆史重任，也是李克強的使命，我們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說，胡溫剛上任時提出的和諧社會目標，原本就是一個騙局，那麽，我們就無法解釋他們履新後的一些新的氣象，比如，收容遣送製度的廢除，農業稅的減免，跳金水橋的上訪者曾受到慰問，租賃房的大麵積推廣，等等，可能的情況是，出身於社會底層的胡溫，真誠地想用社會和諧的觀點，取代毛澤東的階級鬥爭論，但他們啟動的政改，遭到了來自方方麵麵的頑強抵抗，主要是現有的官僚體製，已經徹底地爛透了，沒有了效率和活力，很快他們的美好願望就化為泡影，不得不舉起了毛澤東的畫像，不得不把孔子雕像搬走，而留了一個尾巴∶孫中山畫像覆現，他的可取之處僅僅是“三民主義”，所以，“暴力革命”，“唱紅打黑”和“高壓維穩”的噪音，又擾亂了天安門的氛圍。
實際上，誰都看清了中南海領導層的左右為難∶一方麵想把權力永不動搖地掌控在共產黨手中，維護既得集團的利益，另一方麵又想縮小兩極分化，化解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爭取民心，或者再具體點說，一方麵想使各級官員自己及其家人多撈點，享受富貴榮華，另一方麵又想占領信譽的高地，讓愚民們敬仰，總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他們都懂，但不想做，因此，在我看來，第五代領導核心如果是“習李配”，就先天夠足∶至少眼下看，他們沒有貪腐的問題，成了體製內的異類和極品。假如他們再敢於和善於啟動政改，打開“六四”死結的鎖鑰，就一解百解，柳暗花明。
毫無疑問，以往中共官員由於製度的羈絆，留下的錯誤和罪行太多，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都在冰山上積壓了累累的屍骨，像胡耀邦那樣撥亂反正的大手筆，對資曆不足的習李，都過於沉重而望塵莫及，他們所基於的事實是∶不論有多好的策劃和腹想，不論有多完美的法律條文，必得通過各級官員去落實，而他們沒有製約和監督，可以陽奉陰違，自行其事，所以，上麵的聲音如果與其心跳一致會順其自然，反之則變著法子抵製，因此，與其像胡溫那樣泛泛地談政改而折戟沉沙，不如抓住“六四”鎖鑰，舉一反三。
曆史提供了這樣的機遇∶習近平雖是太子黨卻與薄熙來不同，習的父親是黨內改革派，又是小說《劉誌丹》文字獄的受害者，而文革運動恰恰是從文字獄開始的，有其父必有其子，習近平從擔任耿飆的秘書時起，到身負福建省長的要職，幾乎沒有怨怨相報的傳聞，尤其是他主動化解與舊僚盧展工的矛盾一事，則表明他向來主張“和為貴”，這就為其平反“六四”，留下了思想性格的基礎；而李克強呢，他在河南和遼寧的經曆已經說明了，他是“言者無罪”的倡導者，高耀潔的自傳是最有力的佐證，而且，更為重要的問題是，他們本人與“六四”事件沒有任何關係。總之，習近平1979年就成為現役軍人，比胡錦濤多了軍方背景，李克強1982年畢業於北大法律係，與溫家寶比較，少了家人涉及經商的指責，故他們都 胡溫一籌。
顯然，我們無法想象習近平和李克強，會否定黨的領導，一步到位地搞西方式的多黨製和三權分立，他們會像胡溫等前任那樣，缺少排山倒海的勇氣，但是，平反“六四”事件則不同，它指向一個具體的曆史事件，可以巧妙地繞開製度性問題，從海內外人們最聚焦的熱點開始了望和耕耘，並著手予以撫恤，首先，查清和公布事實真相，原則性地找到事件的前因後果，然後，再對死難者家屬給以巨額賠償和恢複名譽，讓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進入人大和政協參政，至於最敏感的追究責任和懲治凶手之舉，必得謹慎從事，因為中國二十二年未能平反“六四”，其阻力就在於對鄧小平及其追隨者的評價和處置問題，他的大批黨羽會奮力抵抗，與其無休止地博弈下去，遺誤時機，不如明確宣布赦免他們的罪行，但前提是其必須向人民認罪，實際上，既便追究其責任，已難度太大，讀罷《李鵬日記》，我已看出端倪，活人可以把罪行推到死人身上，是中共官僚的慣伎。“六四”的屠夫一定是這樣。
在我看來，自上而下地由習近平主導平反“六四”事件，中共不會倒台，這一前提就凝聚了體製內外的力量，體製內的官員從曆史血的教訓中，找到“疏導”而不是“封堵”民意的執政經驗，並不一定失去既得利益，但必得走向黨內派別公開化，合法化，以便互相監督，減少腐敗；而體製外的人們，可以就“六四”的得與失分析，看到保持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在維護現有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循序漸進地進行政治體製改革，找到下一步走向政黨輪替的入口。習近平和李克強正好站在了曆史的交叉點上，既總結了過去，也承接了未來。
無疑地，由目前整個形勢的向左轉可以得出結論，期待胡溫還“六四”死難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已不切實際， 中共十八大還有不到兩年時間，第四代中南海領導人隻能守株待兔，能否守住舊業都成問題，但假如平穩過渡到“習李配”體製，我還是抱著謹慎樂觀的態度，因為近期發生的江西撫州爆炸案，成都工交集團爆炸案，內蒙古時局動蕩等，已秉告世人，中共不政改，隻靠高壓，已無濟於事，這就催生了他們思想的裂變，而曆史人物總會在突發事件的裂縫裏湧現，或許不是習李，但是他們的可能性較大。俗話講，牽一發而動全身，而動全身又想不倒，對中共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平反“六四”事件。
我們可以樂觀地想象這樣一幅情景∶人們的參政議政的熱情，如同雪山春融一樣傾瀉而下，龜裂的土地徹底消失了躁動的饑渴，人民有了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誰還會把眼睛緊盯著金錢，而行屍走肉，社會良知的喚醒和官員的民選，則必將遠 謊言，於是，既使是體製內的貪官也會懼怕來生的煉獄，而主動捐出錢財，各種有益於社會的基金會配合公平的稅收政策，將會抹平貧富的鴻溝，使中國成為民主共和，穩定發展的世界強國。
所以，習近平，李克強想做什麽，能做什麽，不僅在於他們的個人品質，而在於當時的形勢，和時代的使命，現在看來，這一切都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如果他們躲避，將被曆史遺棄，而有新人輩出替代，如果他們順應民意，仿照蔣經國那樣，即公布“二二八起義”的真相，又解除黨禁和報禁，那麽，不僅習仲勳九泉之下，深感寬慰，而且，在中國民主轉型的關鍵時期，也作為推手，青史留名。
2011年5月30日，為紀念“六四”二十二周年而作於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