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我黨曆史上唯一不能寫入黨史或黨章的重大事件。不能寫入黨史是因為關於那件事至今還沒有經過黨的全體大會討論通過任何一項決議。即便討論了，也無法在黨的大會上通過，一是因為許多老同誌無法認同我們的軍隊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開槍，二是因為沒有人敢出來承擔責任，三是無法給那件事定性。由於黨內缺乏共識，關於那件事的說法就前後不一。先是說那是一場反革命暴亂，後來說是一場破壞安定團結的動亂，最後把那件事輕描淡寫成“一場風波”。既然隻不過是一場風波，那又為什麽不準黨內外討論呢？像文革、反右都是我黨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黨勇於改正自己的錯誤，公開給那些被冤屈的同誌平反昭雪，為什麽對於“六·四”這樣“一場風波”中的受害者卻不能平反昭雪呢?
這個問題好回答也不好回答。簡言之，“六·四”雖然死的人遠少於“文革”和其它政治運動，但這卻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棘手的一個問題，沒人敢碰。
“六·四”以前，盡管我黨犯過很多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我黨都有改過自新的能力。
即使文化大革命對我國造成那樣的劫難，我黨都能夠最後靠自己的力量，粉碎“四人幫”，否定自己的領袖毛澤東，結束“文革”，使我國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曆史，每一個新的王朝建立之初，總是有這種自我糾錯和革新的能力的。但那種能力卻永遠是很有限的。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不管用了。
“六·四”就是這樣一個分水嶺。從那以後，黨再也不能靠自己的能力來治理腐敗，撥亂反正，獲取大多數群眾的支持了。每當一個政權喪失自我反省自我改過的能力時，這個政權就開始走下坡了。中國曆代幾乎每一個朝廷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但卻沒有任何一個皇帝可以扭轉這個趨勢，所以中國幾千年來一直重複著毛主席和溫家寶總理所描述的“政息人亡”這種曆史悲劇。“六·四”就是這個中國的古老悲劇的重新開演。
“政息人亡”的曆史悲劇之所以在中國不斷重演，是因為從秦始皇到今天，官方都找不到一個好的法子來治理腐敗。治國就是治吏，治吏就是治理腐敗。從古到今，我國都是從體製內找答案。孫中山先生首先看到了這個中國幾千年的死結，決定從體製外找答案——他推翻了滿清，建立了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曾經模仿美國建立了一套議會製度，三權分立，同時也開放黨禁報禁，夢想當中國的華盛頓。但很快他就玩膩了，回到了體製內，決定當皇帝。蔣介石不敢稱帝，但他懲治腐敗的法子還是和皇帝一模一樣——體製內找答案。所以22年後他被體製外的我黨所取代。毛主席還沒上台就想到了有一天會和曆代皇帝一樣被趕下台，所以他發誓要用民主來結束“政息人亡”的循環。但他還是沒有能夠跨越體製，他沒完沒了地整人，搞得黨內外怨聲載道，所以他死後不到一個月他的老婆和親信被一網打盡。鄧公一開始也想從體製外一勞永逸地解決大權獨攬、權力高度集中的問題，但他終究沒有那種魄力和勇氣，最後還是回歸舊的體製。他死後，我黨之中再也沒有誰敢挑戰這個體製了。
“六·四”說到底就是中國曆史上最近的“在體製外找答案”的一次嚐試。我黨的領導並非都是外界傳言的那樣酒囊飯袋。他們知道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性。他們也知道，“六·四”雖然失敗了，但人類曆史上任何一個獨裁和專製政權都不可能永久，其結局無非隻有兩種：或是被另一個獨裁專製政權所取代，或是被一種民主製度所取代。我國現行體製無論出現哪種結局，鎮壓過“六·四”學生和百姓的人都會被後來的掌權者釘上曆史的恥辱柱的，就和那些斬首“六君子”，鎮壓黃花崗起義的人一樣的下場。李鵬同誌寫了一本自傳，想撇清他在“六·四”中的責任。我黨不批準他那本自傳的出版，其實並不是和外界傳言的那樣害怕他把責任都推到鄧公的頭上，也不是要把所有參與鎮壓“六·四”的人都綁在一起，而是認為那種責任不是一本書、一個表白可以推卸得了的。老百姓不會那麽笨。
前麵說了，我黨曆史上有過許多次平反糾錯的經曆。例如，我黨的早期曾經給很多被王明、張國燾整肅的同誌平反。解放後，我黨錯打了很多“右派”，“文革”中又錯誤地打倒了很多知識分子和老幹部，我們都給他們平反了。但那些平反都是路線鬥爭的結果。誰贏了誰就可以否定黨的前任領導所做的一切。搞來搞去這還是體製內爭權奪利，可為什麽這種爭權奪利以前大都出現好的結局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黨內雖然也有不少的投機者，但畢竟還是有一大批有理想的好同誌。那個時候加入共產黨遠不如加入國民黨來得實惠，所以我黨那個時候總的說來是純潔的。
中國曆史上幫助皇帝打天下的總有一些忠心耿耿的老臣，這些老臣敢於拚死進諫，他們的話皇帝不願意聽也要聽。彭德懷就是我黨的老忠臣。劉少奇、周恩來就是肝腦塗地的宰相。但主席不相信他們，偏偏信了一幫奸臣——四人幫的胡言。主席死時，忠臣已被殺了一大半。到了鄧小平時期，忠臣一個又一個被整下去或退下去，就越來越稀少了。“六·四”以後，我黨的忠臣可以說基本上被一掃而光。如今要入黨的，都是為了當官，撈錢。黨內幹部能夠生存下來的，爬上去的，除了投機者便是貪官汙吏，他們連《黨章》都沒讀過，根本就不了解我黨的發展史，他們的理想就是撈更多的錢，把孩子一個個都安排到政府裏當大官，或者送到美國去享福，誰會傻到會去給六四平反？今天我們黨內有哪個人有華國鋒為民除害的那種膽略，胡耀邦為民請命的那種慈悲，鄧小平撥亂反正的那種雄才？
給“六·四”平反的最佳時期已過。鄧公在世時就應該把那件事辦了，那樣做雖然我黨有可能暫時失利，但長遠看來我黨會永存，不會消失，更不可能被打倒。黨和國家都會更加興旺。今天在中國真正的共產黨人已幾乎絕跡，大多數是權貴資本家和利益集團代言人。還有極少數有良心的人，但他們體製內處境艱難，我們這個體製容不下他們。我們這個黨早就不是共產黨了，而是既得利益黨，資本家黨，腐敗黨。如果我們給“六·四”平反，中國將會發生三件事：一是民選政府官員，二是法治社會，三是輿論自由。這三件事一落實，問題就不是我黨失去政權那麽簡單了，而是我們很快就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黨的幹部被獨立的反貪局審查。即便按照我們今天的法律嚴格查一下，這些人也都該進監獄的，很多人要被槍斃的。“六·四”平反之後，中國廉政公署的傳票會像雪片一樣飛到歐美各國刑警那裏，通緝那些在國外安享天年的離退休幹部。美國加州的許多豪宅會因為屋主無法再繳納房產稅而被政府查收，荷蘭的紅燈區會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國香榭利大街的商店會一下子冷清一半，德國的奔馳和寶馬工廠將會有大批工人失業，就連泰國的遊樂區的生意也會突然間爆跌。如果說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國腐敗，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經離不開中國的腐敗了。
如果說給“六·四”平反隻會影響黨的幹部的利益，那可就小看了我黨的眼光了。“六·四”以後我黨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就是給我國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好事。你也可以說是把他們和黨綁架到一塊去了。中國這幾百年來鬧事的都是讀書人。把這些人管好了，天下就太平了一半。毛主席對他們來硬的，實踐證明那不行。我黨“六·四”對他們大開殺戒，確實是不對的。江總書記靠“三個代表”就把他們徹底搞定了。今天中國那麽多的教授、博士，一打聽都有車有房，卻不見中國的科技趕超歐美哪國。包起二奶，玩弄起女學生他們比公務員還厲害。這裏的秘密誰都知道。他們要是再敢造反，都不用拿他們的政見和玩弄女生是問，隨便找幾篇他們的論文一查就可以讓他們栽了。給“六·四”平反，並不能給他們帶來任何直接的好處，相反卻有可能斷了他們的財源，丟了他們的紅顏和小蜜，他們會同意嗎？今天的中國已不是20年前的中國了，今天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不是20年前的知識分子了。你去中國隨便一所大學裏打聽一下五月四日是什麽日子，恐怕不少人會回答是情人分手的哀悼日。至於六月四日，他們會說奇怪網上竟找不到這一天。
不要怪這是學術腐敗。我們二十年來的經濟成長哪裏是靠這些搞學術的。你看那全國十大首富裏有幾個是科技創新者？我國的經濟發展靠了兩大利器：腐敗和廉價勞動力。沒有腐敗這個第一動力，哪個領導幹部會去發傻搞什麽GDP?
都說我們成功的秘訣是摸著石子過河，那是趙紫陽搞過的一套東西，我們早就不用了。我們的幹部是摸著自己的錢包過河。他們的錢包越鼓，過河的幹勁就越大。所以我們的經濟會這麽繁榮。所以這一部分人就能富起來，所以就有一大批人富不起來。腐敗嗎？確實很腐敗。可又能怎麽辦？二十年前鄧公就看到了一個矛盾：反腐敗亡黨，不反腐敗亡國。如何解決這個矛盾呢？他想不出好辦法。江總了解這個難題，這就是讓全國可以腐敗、敢於腐敗的各階層一起來腐敗。大家都腐敗了，誰也就別說誰了。你可以假公濟私，我就可以勾兌地溝油；你可以貪汙公款，我就可以摻三氯氰胺；你可以買賣官職，我就可以打磨假晶片。這就叫“悶聲發大財”。到了最後，全國人民撈錢都撈瘋了，人格都不要了，臉皮都丟盡了，良心都喂狗了，也就沒有亡黨亡國的憂慮了。
但鄧公當年說的一句話我們卻不能不放在心上。鄧公說，殺二十萬，換取二十年的穩定。
聽清楚了：他說那隻能管二十年，沒有多說一年。現在二十一年過去了，鄧公可從來沒有延長過這個保鮮期。胡哥你就是再大膽也不能瞎做這個主。
如果這個時候把“六·四”問題拿出來討論，甚至要給“六·四”平反，是多麽難的一件事。
二十年保鮮期已過，我黨已經坐在好多個火山上了，會給自己再添一座活火山嗎？就算我黨想通了，那全國那麽多的公務員們、大款們、精英們、教授們能想通嗎？靠喝學生的血養肥的，總不會把喝進去的血吐出來吧。毛主席說，天下大亂到天下大治。可天下大治也會變成天下大亂的。
所以，“六·四”雖然是一場小風波，卻也是我黨有史以來最棘手的一個問題，至今沒人敢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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