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野蠻性和殘酷性的文化根源

文/ 王毅（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野蠻和殘酷既是“文革”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整整十年間，它以揪鬥、橫掃、

酷刑、殺戮、武鬥、流放、鬥私之類數不勝數的花樣到處肆虐，不僅在我們民族幾

乎每個成員的身上和心間留下巨大的創傷，而且更無比殘暴地吞噬了成千上萬的生

命。與這駭人聽聞的巨大數字同樣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無數血淋淋的場麵，例如１

９６６年“紅八月”中，北京市大興縣對當地所謂“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滅絕性的

大屠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大興縣公安局召開局務會議，傳達了謝富治在市公

安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從此，鬥打、亂殺事件日益嚴重，由開始時鬥打個別

“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發展到鬥打一般的“四類分子”；由一個大隊消滅

一兩個、兩三個“尖子”，發展到一個大隊一下子打死十來個甚至幾十個；由開始

打殺“四類分子”本人，發展到亂殺家屬子女和有一般問題的人，最後發展到全家

被殺絕。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該縣的十三個公社，四十八個大隊，先後殺

害“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共三百二十五人。最大的八十歲，最小的僅三十八天，有

二十二戶被殺絕。

 

    又如在“文革”中，廣西許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臠割肢解“牛鬼蛇神”

等活人，然後煮熟分食的最野蠻暴行。僅在廣西武宣縣，被吃者就達一百幾十人，

“其中（被）吃肉後砍頭的１人，挖心肝的５６人，割生殖器的１３人，全部吃光

（連腳底板肉都被吃光）的１８人，活割生剖的７人。”在武宣縣武宣中學，甚至

出現了大批學生批鬥完教師、校長之後，在校園內就地架起簡易爐灶，將他們剖腹

臠割、煮熟分食的慘劇。

 

    本文沒有必要更詳細地舉證“文革”之野蠻和殘酷的無數事例，因為每一個親

身經曆過“文革”的中國人都對此有著最深痛的感受。

 

    然而了解這類事實並不等於就能夠說明他們發生的原因，相反，今天的人們往

往已經對昨天的無數慘劇感到困惑難解了，例如“文革”結束以後編撰的《武宣縣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中對學生烹食老師事件的記述：

 

    １９６８年６月１８日，武宣中學（老師）吳樹芳在批鬥中被打死後，肝被烘

烤藥用。學校是育人培養人才之場所，出現此種殘忍野蠻，喪失人性的行為，令人

費解。

 

    也許，今天的“令人費解”與昨天的慘劇有著同樣的殘酷，因為我們的民族在

付出了那樣巨大、慘目的代價之後，得到的竟是這樣一片昏瞀的結論，那麽，我們

拿什麽去讓千千萬萬“文革”死難者的在天之靈得到安息呢？所以，盡管“文革”

的野蠻性和殘酷性令人不堪回首，但是同時，這也恰恰是我們有責任從文化源頭上

說明其來龍去脈的理由。

 

    一、野蠻性在原始時代的文化功能—它成為美德的始因野蠻性和殘酷性與原始

文化的聯係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要展示出這種必然性以及它在“文革”中全麵

複活的原因，就需要具體說明野蠻和殘酷在那時擔負的至關重要的文化功能，說明

對於原始文化和後來的“文革”來說，它們何以是須臾不可或缺的。

 

    人類本是從較低等的動物和最蒙昧的遠古時代進化而來的，因此在以後的原始

社會中，他們尚且一定程度承襲著動物的形貌特征、生活習性就是十分自然的。這

種獸性的遺留在圖騰時代有無數例子，比如許多被後世推尊為仁德蓋世的氏族領袖

和上天神明，原本反倒是以野獸的形貌而著稱的，《山海經》等書中所記伏羲、女

媧、共工、蚩尤、相柳、奢比屍等眾多神祇皆是人麵獸身或人麵蛇身，更著名的是

昆侖山上的西王母，她在後世民間傳說中的形象是那樣慈祥仁愛，但真正的出身卻

是：“有神，人麵虎身，有文有尾。……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

西王母。”又如據後來的司馬遷說：大禹為人“其仁可親，其言可信”，但是據更

早時代留下的線索，“禹長頸鳥喙，麵貌亦惡矣”；他甚至還曾“化為熊”，而這

些野獸的形象顯然來源於禹等氏族首領崇奉的動物圖騰。因此從源頭上說，較多地

保留和熱烈地崇尚原始、野蠻的獸性，這本是原始時代基本的文化特征。

 

 

 

 

 

 

    大致說來，野蠻性和殘酷性之所以為原始文化所必需，是由於以下幾項最現實

的原因：

 

    第一，孱弱的原始先民隻有隨時用盡一切最殘酷的辦法，才能勉強抵禦無數牛

鬼蛇神千重萬襲的包圍和無所不在的侵害。

 

    原始思維的一項基本綱領，就是認為自己永遠處於各種凶惡的牛鬼蛇神致命的

威脅之下，原始人把無數自己無法理解而又隨時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

花八門、凶殘無比的惡魔，而在這種環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隻能在於用

同樣、甚至更凶殘的手段去抗禦這些可怕的威脅，所以哲學家羅素說：“宗教基本

上是以恐懼為基礎的。……恐懼是殘忍的根源，因此殘忍和宗教攜手並進也便不足

為奇了。”關於原始文化和古代巫術認為隻有用最殘酷的手段才能與可怕的牛鬼蛇

神相抗衡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例如古代巫師慣用油炸、火燒、砸爛、汙穢、

對牛鬼蛇神的偶像節解分屍、萬箭齊射等眾多酷刑以驅除惡鬼，而這些方法在後來

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種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擬。

 

    按照原始文化對生存工具加以神化（例如人們由於必須依賴火、錘子等工具，

所以就創造出火神等等）的原理，凶惡殘酷的方法既然是人們抗禦牛鬼蛇神所最必

需的方式，那麽這種方式的體現者、象征物、乃至凶惡殘酷本身，也就都逐漸具有

了神性。顯著的例證比如，古人認為猛獸能夠吞噬和震懾鬼怪，所以野獸的凶惡形

象也就成了一種神器，人們認為自己如果戴上老虎的利爪，也就可以象野獸一樣鎮

服惡鬼。從大量漢代壁畫、畫像石中所繪驅鬼之“方相”所戴的凶惡麵具、野獸一

樣的利爪，古代陵寢製度中皆以野獸的形象為“辟邪”，以及流傳至今的貴州等儺

戲中廣泛使用的凶惡麵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人是怎樣普遍地崇拜過野獸般的凶

殘。更為經典性的例子比如史籍所記堯帝將為禍天下的“四凶”流放到荒蠻之處，

讓這些窮凶極惡惡魔為國家戍邊禦鬼（“以禦魑魅”）。在以後的民間宗教信仰中，

亦始終保留著這種對凶殘性的原始崇拜，例如民間驅鬼時依然如古代大儺一樣，要

由人“化裝成麵目猙獰可怖的魔王，他們身披粽衣，手持長矛，……同時高喊：”

打死惡鬼，打死惡鬼！‘“又如人們甚至把棍棒（古代稱為”終葵“）之類打殺鬼

怪的武器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將它們尊奉為具有驅鬼法力的神明”鍾馗“——而今

人由古代宗教對棍棒之類凶器的這種神化和崇拜，自然很容易聯想起”文革“時無

數的造反派恭誦著”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等”最高指示“

 

    而“橫掃牛鬼蛇神”的情景，並且窺破：“文革”時對棍棒之驅鬼法力的熱烈

崇拜（“大批判”、“上綱上線”被無數受害者形象地稱為“打棍子”：“大批判”

專家姚文元亦被世人稱為“姚棍子”；許多紅衛兵、造反團甚至襲用毛澤東的詩意

而以“千鈞棒”作為自己組織的神聖名稱），其文化內核實際上是非常原始的。

 

    第二，原始時代普遍的巫術信仰充斥著無數神秘而野蠻的準則，它們規定了原

始文化隻能依靠血腥的殺戮和各種殘酷的行為，才能獲得最基本的生命活性。如上

所述，野蠻性和殘酷性既然是原始人類生存隨時必需的手段，那麽它們當然也就會

普遍地滲透到整個文化體係之中，而決不僅是一種單純的、運用範圍有限的方法，

這也就是“野蠻”、“蠻性”可以代表原始時代基本文化特征的原因。又因為原始

文化充斥著神秘的“巫魅”性，所以其野蠻性也就總是與其神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

係。原始文化的上述特點在殘酷的虐殺犧牲、啖食俘虜、自虐娛神等等血腥而神聖

的行為中表現得最為典型。例如“文革”時的挖墳掘墓（比如紅衛兵掘了孔陵、海

瑞墓、瞿秋白墓等等），源於自古以來人們相信完整的屍體可以使靈魂得到棲息安

撫、而殘屍可致敵人靈魂於死地的巫術觀念，這種古老的信仰所導致的不僅是斬首、

腰斬、五馬分屍等令人發指的酷刑，而且更必然伴隨施虐時的莊嚴神聖。例如古籍

中經常提到“不聽命則戮於（神）社”；再如春秋時伍子胥率吳師破楚後對楚王陵

墓的破壞，是與對楚國宗廟、神器的“橫掃”一並實施的：“吳入楚，……壞宗廟，

徙陳器，撻平王之墓。”

 

    與後來的“文革”時的抄家、造反一樣，所有這些暴行不僅是完全統一配套的，

而且帶有強烈的巫魅性和狂熱性。所以我們說：殘酷和野蠻是原始時代一種根本性

的文化特質，在這種文化環境和文化機製作用下，一切神聖的事物和神聖的行為必

然地沉溺在滿目的血光之中。

 

    更能夠說明殘酷野蠻在原始時代之普遍社會意義、也恰恰是與“文革”最為一

致的，是這種血腥和殺戮決不僅是極少數劊子手專有的職責，相反，它是全社會幾

乎一切成員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文革”時標明這種職責之最廣泛社會性的，諸

如無數令人膽寒而又極為神聖的口號：“群眾專政萬歲”、“全黨共誅之，全國共

討之”、“打翻在地，再踏上億萬隻腳”等等）。例如古代墨西哥舉行人祭的同時，

也就是“墨西哥一年最大的節日”，這一天，“所有的人聚在廟裏，庭院裏燃起無

數的燈籠、蠟燭。……他們不睡覺，整夜在那裏度過，到了午夜，喇叭、笛子、號

角吹起莊嚴的音樂，……所以的人都在廟的庭院裏在火把下守夜到天明。天亮了，

廟裏的庭院還擠滿了人，……（最後）人群集合起來，祭司莊嚴地給代表女神的女

孩熏香；然後他們把她推倒在穀物和種子堆上，割下她的頭，用桶接住噴出的血，

把血淋在女神木偶上，……”可見，恪守此類野蠻、殘酷的原始信仰，曾經是全體

社會成員共同的責任。這種普遍性在我國的例子如：舊時雲南一些少數民族不僅每

年春播前都要舉行殘酷的獵捕人牲、砍頭祭穀的神聖儀式，而且全部落的每家每戶

都要親與其事，並且將此與自己一年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具體做法是：獵頭祭

祀之後，“在人頭上放些火灰，讓火灰同頭血融合落在地上，然後每家分一點，等

播種時間同穀種一同撒到地裏。”第三，對異族、異神的仇殺是原始野蠻性的強大

動因。對於原始氏族來說，異族及其圖騰往往是最凶惡的敵人，隻有用最殘酷的手

段才能抵禦他們的威脅，使本氏族得以生存。所以對於原始人來說，對異族、異神

的殘忍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最高是美德：“愈殺得多愈高興。殺了一個便會剝一

個頭皮，鳴一回得意。”由於為原始氏族的生存所必需，故此這種殘酷也就具有了

神聖性，例如雲南少數民族舊時到敵寨獵頭以前要舉行莊嚴的宣誓，“誓詞大意是

：”我們是最勇敢的人，為了莊稼豐收，保證村寨安全，我們不怕困難，不怕死亡，

決心去仇寨獵頭。獵到人頭，無限光榮；獵不到人頭，就象豬一樣懦弱。“相反，

如果離開了這種野蠻性，整個氏族或家族就要陷入極大的危險，例如在原始觀念中，

人們如果不能為本族的死者複仇而”害死一個或一些巫師並把他們所有親屬都斬盡

殺絕“，那麽他們就要受到死者鬼魂的報複，特別是”這報複不僅是對他一個人，

而且是對他的親人們和他的整個集體。“所以摩爾根說：”蒙昧人和野蠻人自遠古

以來的習俗就是殺俘虜以施報複，把俘虜的生命用以供神，這是僧侶製度初步階段

的一種崇高觀念。“在這類原始觀念支配下，後人亦往往用最殘酷的手段仇殺敵族，

例如在我國曆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次”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睚眥種人，期必

殺而後已“的種族仇殺。特別是這種原始殘忍性不僅為文明水準較低的少數民族所

尊尚，而且亦或顯或隱地為華夏民族所承襲，著名的例子如漢代的韓威揚言要”饑

食虜肉，渴飲其血“，於是王莽”壯其言，以（韓）威為將軍。“這句話成了後人

表示對敵族仇恨的成語而布在人口，例如婦孺傳唱的嶽飛《滿江紅》中的名句：”

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以後每當民族矛盾尖銳時，這種發源於原始

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就會強烈地爆發出來，這種對異族、異神的複仇心理在”文

革“時的典型表現，例如當時街頭、紅衛兵戰報上隨處可見的”油炸勃列日涅夫

“、”絞死柯西金“之類口號；人們對”美帝、蘇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來文化的

刻骨仇恨；以及無”武鬥“、”派仗“時對異己者滅此朝食的瘋狂仇恨，等等。這

些類似原始族仇式的心理在巨大社會範圍內的爆發，當然強烈地催動著”文革“之

殘酷性和野蠻性的極度膨脹。

 

    第四，也是對“文革”影響最為顯著的，是原始文化中（以及後來許多宗教迷

狂中）對神明的極度崇拜，規定了人們必須對一切瀆神者、或僅僅是可能的瀆神者

給予最殘酷的懲罰，否則就不足以維係神明和神聖事物的無比崇高。因此從本源說，

“無限崇拜”的極端殘酷，乃是源於它自身機理的深刻內在規定性，而決不是某種

偶然的、僅僅由個別陰謀家陰暗心理引發的外在附加物。

 

    原始文化中的圖騰禁忌原則認為：任何偶然和匪夷所思的觸犯（例如極其偶然

對神明和酋長的名字、形象不敬），都將對聖物產生致命的危害。所以為了維護神

明的崇高，一切可能的瀆神行為都會被以極端神經質的“觸染”方式感知和發掘出

來、並給予最嚴厲的懲罰；而這種對觸犯禁忌者的嚴厲懲罰在“文革”時以“上綱

上線”的形式籠蓋全國。下麵我們不僅將說明：盡可能殘酷的手段乃是這種懲罰所

必需的；而且尤其要說明：正因為這種懲罰手段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神明的崇高，所

以它的殘酷和野蠻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對神明無限光榮的效忠。

 

    在原始文化中，對本圖騰神性的弘揚隻能建立在對異圖騰殘酷剿滅的基礎之上，

這本是不言而喻的基本準則。例如在我國上古神話中，共工與高辛爭奪對世界的統

治權失敗後“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又如納西族創世神話中，善神“東”戰勝惡

神“術”之後，殺盡其部族、燒毀其村寨、汙瀦其土地、毀壞其水源、滅絕其火種，

總之，“善神”

 

    要把一切最殘酷的方法傾瀉到異族圖騰頭上，類似的例子在世界各民族的創世

神話中不勝枚舉。在原始文化中，本圖騰的神性隻有依靠對異圖騰的無情殺戮才能

生命永駐，所以在以後千百年中，人們都遵此傳統而用敵酋的鮮血祭祀本族的神明，

丁山先生在敘述了春秋時以敵酋為人牲以祭祀本國神祇的風俗之後說：“春秋時代

用俘虜於社，正是殷商野蠻風俗的遺存。……因此，周官所謂‘以血祭祭社稷’的

大典，現在揭穿其內幕，是以人血為主。”除了敵酋之外，一切瀆神者也都要受到

類似最殘酷的懲罰，而且因為這種殘酷懲罰代表著神意，所以它也就無比莊嚴神聖。

例如土蕃巫師要在設壇祭神之後再對瀆神背盟者加以凶殘的詛咒：“惟天地神祇，

共知爾誌。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又如《古蘭經》對瀆神者的宣

判：“真主應許偽信的男女和不信道者，他們將入火獄，並永居其中，……他們將

受到永恒的刑罰（王注：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文革“時對牛鬼蛇神的詛咒：”打翻

在地，踏上億萬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至於悖逆者，他們的歸宿，

隻是火獄，每當他們要想逃出，都被攔回去。有聲音對他們說：”你們嚐試以前你

們否認的火刑吧！‘“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將盡可能殘酷地誅戮和懲罰敵

人作為對神明”無限崇拜“最好方法的原始規則，被中國後來許多政治操作者所充

分繼承，典型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借所謂宰相胡惟庸”謀反“案，瘋狂誅殺文武功

臣及其家屬達四萬人，而如此巨大規模的屠戮，就一定要以”大祀天地於南郊“的

禮神祭祀為開場儀式。

 

    世界宗教史上，其外在的殘酷性及其內在機理都與“文革”極為相近的“運動”，

當屬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與“文革”完全一樣，中世紀宗教裁判不僅其最終的

目的也是為了維係神明的崇高、禁絕各種可能的異端和瀆神，而且其殘酷性亦是最

直接地從“無限崇拜”發源的，所以人們指出：上帝是第一宗教裁判員，“比較而

言，後來最殘酷的宗教裁判員也無不比上帝本人還要仁慈得多。”１８世紀法國啟

蒙主義思想家的結論是：“上帝生性是大慈大悲的，但非常重要的是：不知不覺地

使他變得比魔鬼還凶狠”。與“文革”一樣，以維係“無限崇拜”為基本目的的宗

教裁判製度不僅發明了無數令人發指的迫害異端、剿滅“牛鬼蛇神”的酷刑虐法，

而且尤其要把這種殘酷的迫害作為全民族最神聖的節日，所以當時就往往要以燒死

異端者們的火刑儀式作為慶祝貴族婚禮的盛大典禮。在類似於宗教裁判神聖法典的

《巫士的鐵槌》一書中，詳細製定了剿滅異端和所謂“女巫”的一係列殘酷法律和

無所不在的天羅地網：

 

    凡屬女巫案件，教會法庭、世俗國家法庭都可以審理；……為使被告承認犯巫

術罪，可以先口頭威脅，威脅無效，便進行刑訊。輕刑無效可施以重刑，第一天刑

訊無效，第二、第三天可繼續進行。……

 

    如果被告拒不承認犯巫術罪，最後即便沒有口供，主教與法官也可判她為“不

肯改悔的異端分子”（王毅注：這又讓人想起“文革”時最流行的罪名之一即是

“死不改悔”），交付國家法庭處死。

 

    可見，從遠古到很久以後的時代，圖騰、上帝、大救星等等神明無限崇高的神

性，毫無例外都必須依靠對異神、異端的極盡殘暴才能維係：“劊子手他永遠是其

國家中最好的基督徒和最虔誠的公民。他是僧侶的朋友，信仰的維護者，是對教士

和神的事業最有用的人。”

 

    對於原始社會以來許多宗教的上述基本原則，費爾巴哈曾經做了詳盡的闡述，

他指出：“人有獸性在自己之內，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上”，出於對本教之神的

無限崇拜而對異端的迫害，則是將這種獸性調動出來、並發揮到極致的強大動力：

“最大的殘酷是可以同宗教相調和的，……

 

    凡是建立在神學地基上的宗教都是與迷信分不開的，而迷信又能做出一切殘酷

的非人性的事情。“費爾巴哈深刻地指出了”無限信仰“與殘酷野蠻之間的必然聯

係：

 

    信仰包含有一個凶惡的本質。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式的迫害異端與處決異

端者之至高無上的根據。……在信仰看來，一切義務之基礎是對上帝的信仰——信

仰是絕對的義務，而那些對人應該盡的義務卻隻是派生的、從屬的義務。這樣，不

信者乃是……理應殲滅掉的主體。凡是否定上帝的東西，本身也就必須被否定。最

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嚴。在信仰看來，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

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權有勢的存在者。……從而，對最高人格的傷害，就必

然是最高的犯罪了。……異端、不信——異端隻是不明確的、有限的不信——乃是

褻瀆神明，從而是最高的、最應當懲罰的犯罪。從無數多個例子中隨便舉一個。厄

穀朗巴第烏斯給塞爾維托寫到：“……在一切別的事情上麵我都將是溫和的，惟獨

見到有褻瀆基督我就忍耐不住。”……這種仇恨，起源於無限製的信仰之本質。

 

    費爾巴哈還指出，這種由“無限信仰”導致的野蠻殘暴不僅統治著外在的世界，

而且更不斷塑造和膨脹著包括偏執、瘋狂、專製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等殘忍

的內在心理：

 

    信仰在本質上是具有黨派性的。誰不是為了基督，那誰就是反對基督。不是為

了我，那就是反對我（王毅注：這立刻讓人聯想起“文革”時流行的“不革命就是

反革命”、“要革命的站出來，不革命的滾他媽的蛋”等等讓人膽寒的口號）。…

…必然有顛狂跟信仰聯係在一起。……對任何不肯隨和自己的東西，都是不寬容的。

如果它竟寬容了，那就對那享有無條件獨占統治權的上帝不寬容了。……信仰要求

這樣一個彼世，在那裏，信仰不再有對敵，或者，這個對敵還存在，那至多也隻是

為了榮耀高奏凱歌的信仰之自我感。地獄使福樂的信者更體會到歡樂之甜。“他們

這些被選者將要出來看看背神者的痛苦，他們並不會因為看到如此而感到悲傷；正

相反，當他們看到背神者遭受到難以描述的苦難時，他們就滿懷喜悅地感謝上帝對

他們的拯救。”

 

    潑但說：“一個巫道，即是並沒有帶來什麽損害，……可是，就是因為他拋棄

上帝而與魔鬼勾結，也即有損上帝的尊嚴，故而就應當活活地被燒死。”路德說：

“想殺人並不像不信那麽罪大惡極，因為，殺人是違反第五條誡命，而不信卻是違

反第一條，並且是最大一條誡命。”諸如此類在“無限信仰”的虔心驅使下而對異

端的摧殘能夠達到何等令人發指的程度，這在西方中世紀宗教史上曾有過無數的例

子，比如法國作家雨果的控訴：

 

    格爾倫斯島最後一次火燒巫師是在一七四七年。那是在市內一個名叫波達日的

廣場上麵舉行的。……通常罪人是認罪的。人們用苦刑幫助他們招供了罪行。波達

日廣場對於社會和宗教，還盡了別的義務，他們在那裏也燒死了許多信奉邪教的人。

……其中有一個母親和她的兩個女兒，……女兒當中有一個懷了孕，她在柴堆的火

炭上麵生產了。據史書記載：“她的肚腹爆裂。”一個活生生的孩子從火堆上滾了

下來；……著名的執法官、虔誠的天主教徒黑裏頁。哥斯南，叫人把孩子再丟進火

堆裏。

 

    同樣，這種為信仰至上的神明（及其附屬的一切聖物）而使“所有的愛跟友誼

就都消失了”，這種出於“無限信仰”而隻有在剿滅和折磨異端者的殘暴中才能獲

得最大快樂和幸福的瘋狂迫害欲，這種憑借偉大神明的名義就可以不需任何理由、

任何限製而肆意施暴的極端專橫，這種苦心積慮用盡一切一切辦法必置異端於死地

的刻骨仇恨……，所有這些，我們中國人在“文革”中也都最充分地領略到了。於

是，對“牛鬼蛇神”的“橫掃”、“專政”、屠殺，同胞、親人之間的“大揭發、

大批判”，不計其數的酷刑虐法、詛咒摧殘，對無辜婦孺的株連九族、極盡淩辱，

血流成河的“武鬥”、“派仗”等等最野蠻、最原始的暴行，就都無一不是帶著

“誓死捍衛”這最神聖的光環而席卷全國的。

 

    尤其與“文革”相似的，是中世紀神學對神明的“誓死捍衛”，恰恰是建立在

它把一切異端都視為十惡不赦、罪該萬死的惡魔這原始的宗教觀念基礎之上的。把

異族、異神視為死仇，這是原始文化狹隘性的特有產物，它與巫術時代的神鬼觀念

相結合，使得一切異神、異端都被視為隨時隨地禍亂天下、危害神明的牛鬼蛇神。

這種原始觀念為後人所承襲，例如英國學者羅素說：“在基督教歐洲，……那些異

教神早已被認為就是基督教魔鬼學中的惡魔”：“聖。奧古斯丁認為：”基督徒所

患的一切疾病都是這些惡魔引起的‘……要知道在神甫們的著作中，’惡魔‘就是

指異教神。“與西方中世紀的情況相類似，在我國傳統的政治文化中，也長期流行

將異教、異端視為魔鬼，以及必須用最殘酷的方法將其剿滅的觀念。比如人們普遍

認為白蓮教等民間宗教的教徒都淫邪無比、行如狗彘，所以當其陰謀敗露後對他們

義正辭嚴的神聖判決就隻能是：

 

    廢其居，火其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刳其目，不足以盡其辜！

 

    可見，在這種自古以來的信仰體係之中，所有異端既然必定是邪惡萬端的牛鬼

蛇神——於是，對他們的一切慘無人道的“橫掃”、“砸爛”、“抄家”、“火燒”

等等，就非但不是罪惡，反而是功德無量的聖業。

 

    二、原始野蠻性在“文革”中重新爆發的化動因和社會條件上一節說明了野蠻

性和殘酷性在原始文化和中世紀文化中的種種文化功能，由此可以知道，野蠻殘酷

在那樣的文化環境中何以須臾不可或缺、甚至成為無上美德的原因。很顯然，這種

文化機理原本僅僅是與原始文化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需要相契合，而不可能為後來一

切比較文明的社會形態所接受。但是由於人類的發展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所以

也就出現了在原始社會以後很久，仍然不時有由原始信仰的蠻性遺留引發的暴行。

例如近年盧旺達內戰中血腥的部族仇殺、美國“人民聖殿教”教徒的集體自殺等等。

然而，盡管現代世界還不可能完全杜絕這類悲劇事件，但是卻有足夠的力量遏製它

們的流行，因此像“文革”

 

    那樣充滿了“蠻性遺留”而又能夠在現代的整整十年間統治了近十億人民的龐

大“運動”，它的順利生成和席卷天下就更顯得似乎不可思議。那麽，究竟是什麽

原因造成了如此巨大規模的向原始野蠻狀態的“返祖”狂潮呢？

 

    我們說，這種籠蓋整個社會的原始野蠻性的再現，需要以基本社會環境和社會

心理的全麵“返祖”為前提，大致說來，這些必然的社會原因和深刻的心理條件主

要包括：

 

    第一，與原始文化極為相似，整個社會完全淪入“牛鬼蛇神”千重萬襲的包圍、

壓迫之下，在這種萬分可怕的世界之中，人們隻有用盡一切最野蠻殘酷的手段，才

能抗禦牛鬼蛇神的威脅而獲得生存的希望。

 

    早在１９５９年，毛澤東在自己的《讀報詩》中就無比明確地宣稱中國大地充

斥著無數牛鬼蛇神：“惡煞腐心興鼓吹，凶神張口吐煙霞。神州豈止千重惡，赤縣

原藏萬種邪！”而在“文革”中，當這一基本判斷被膨脹為全社會至高無上的準則

（即與牛鬼蛇神的“階級鬥爭處處都有”、“七八年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

和吞噬一切的警號時，整個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也就充滿了對這種虛幻威脅的極度

恐懼，人們如同在原始時代和中世紀宗教裁判法庭中一樣，極盡想象地描述牛鬼蛇

神的“醜惡嘴臉”、“蛇蠍心腸”，賦予他們最狡詐、最狠毒和“死不改悔”的本

性，用他們得逞之後“千百萬人頭落地”這最恐怖血腥的圖畫日夜不停地恐嚇自己

和周圍的每一個人。在這個巨大的“魔場”之中，億萬人唯一的希望當然就隻能是

憑借與牛鬼蛇神的血腥搏鬥而為自己拚得生存的空間，用“文革”中流行的話說就

是“打出一個紅彤彤的新天地”，而這種邏輯就與中外各種上古創世神話中“殺魔

創世”、“殺魔救世”的基本模式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在“文革”中，這種殘酷野蠻的殺伐成了最光榮、最神聖的行為，例如北

京紅衛兵創作的《紅衛兵組歌》開宗明義對之的歌頌：

 

    朗誦：戰鼓響，烈火熊，殺聲起，軍旗紅。衝天霹靂泣鬼神，殺出英雄紅衛兵。

……黨給一身造反骨，唇槍舌劍殺氣騰。主席親手授戰旗，小將高唱《東方紅》。

齊誦：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殺！殺！

殺！嘿！！

 

    而當“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衝殺”、“殺向帝修反”、“殺上大批判的戰場”

等成為億萬人生活之基本內容的時候，極度瘋狂的野蠻和殘酷性對整個社會的籠蓋

也就是必然的。

 

    上節指出：原始先民把無數嚴酷的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人格化為無比凶殘狠毒

的牛鬼蛇神，並且認為隻有用同等野蠻、甚至更為殘酷的手段才能抗禦他們的侵害。

而原始文化的這一準則同樣成了“文革”

 

    時人們的基本思維邏輯，所以人們極盡想象地將一切最惡毒卑劣的稟賦扣在

“牛鬼蛇神”頭上，並以此為前提而激發自己去搜覓和發明出無數殘酷野蠻的手段、

以置牛鬼蛇神於死地。例如紅衛兵、造反派用各種殘酷的“黑巫術”（人類學將各

種降災巫術稱“黑巫術”，比如馬道婆用戕害紙偶的辦法殺人，又比如紅衛兵在人

的姓名上打×、“剔鬼頭”、向“黑幫”頭上倒糞水等等）以摧殘和折磨“牛鬼蛇

神”，再如紅衛兵戰歌中發誓要對劉少奇抽筋剝皮、揪下腦袋當球踢；以及火燒、

油炸、炮打、砸爛、橫掃等等無數野蠻詛咒和施暴的鋪天蓋地。在“文革”中，

“對階級敵人的仁慈就是對革命人民的殘忍”、“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

王”等等竭力激發人們對牛鬼蛇神刻骨仇恨的口號成了最流行的行為準則，不僅一

切暴行都在“對牛鬼蛇神實行專政”的旗號下變得神聖無比，而且人們更絞盡腦汁

想象著牛鬼蛇神和階級鬥爭的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想象著這些惡魔傾覆天地的滔

天大罪。於是，對他們捕風捉影地羅織罪名、挖地三尺地審查圍剿、“無限上綱”、

株連九族等等最瘋狂、最怪誕的野蠻行為，也就都成億萬人生存所必需，因為隻有

這樣，整個世界才能從“妖霧又重來”的無比可怕威脅中得到拯救，這就象中世紀

神學家阿奎那強調“異端分子可以不予寬容”時陳述的神聖理由一樣：

 

    他們罪孽昭彰，因此不但應該把他們逐出教會，而且還應該處以死刑，把他們

從世界上消滅掉。……聖傑羅姆（譯注：中世紀教會四大學者之一）說，並且我們

也讀到：“腐肉必須割掉，染了疫病的羊子必須扔出羊欄；免得整個牲畜棚全波及

到，亞裏厄斯（譯注：宣傳上帝不可知和基督為人的學說，被目為異端）不過是亞

曆山大城的星星之火，但由於沒有立即把它撲滅，一場大火使整個世界遭到浩劫。”

 

    隻有最殘酷地剿滅牛鬼蛇神，整個世界才能免於“浩劫”，同樣神聖而殘酷的

邏輯亦成了“文革”的基本理論依據，例如林彪所說：

 

    經過這一個亂，就把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分子，

頭目，和四舊，打得狼狽不堪。……不經過這樣的大運動，要想取得這樣的結果是

不可能的，是不能夠打倒他們的。運動搞出了很多的牛鬼蛇神，很多的資產階級代

表人物。這些人如果不揭露、不打倒，他們就要公開推翻毛主席所代表的無產階級

的政治、經濟、文化整個這一套。……如果不打倒他們，將來還要大流血，他們得

了勢，就會要實行大白色恐怖來鎮壓革命群眾，不知道要殺掉多少人就是了，正象

偉大領袖毛主席所提醒我們的：“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

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

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為了抗禦如此可怕的威脅，

一切暴行和虐殺就都是理所當然的，而任何寬容和理性的法律則是對罪惡的縱容，

這就象中世紀“神聖法庭”的無限淫威一樣：

 

    宗教裁判所……不受民政機關管轄，並享有一種不言而喻的權力，即作出不容

申訴的判決和把反對他們的人送進火堆。……仁慈的上帝對這些人下了判決，想把

他們投入油鍋，要他們永遠沉在油鍋深處，以自己的殘狀和號叫，來娛樂上帝。

 

    寬容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想方式。熱心不夠的基督徒才可能具

有這種思想方式。

 

    由上麵的這些神聖審判還可以知道：任何對神明和聖物禁忌性可能的觸犯都是

一切異端罪中最嚴重的一種，因此都必須受到極刑的懲罰，例如人們對這些觸犯的

聲討和詛咒：

 

    彭（真）、劉（仁）反革命政變集團，一貫頑固地對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

猖狂地反對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惡毒攻

擊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無產階級革命派必須發揚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徹底肅清

舊北京市委的修正主義流毒，斬斷他們伸向各個領域的黑手，……“宜將剩勇追窮

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個空前規模的群眾性的大揭露、大批判大鬥爭的新高潮

已經來到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戰友們，擂起戰鼓，吹響衝鋒號，向劉、鄧資產階

級黑司令部，向彭、劉反革命政變集團發起新的總攻擊！……絞死彭真！槍斃劉仁！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又比如江青的切齒詛咒：“劉少奇是……五毒俱全的最陰險、最凶惡、最狡猾

的階級敵人”：“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他

應該千刀割、萬刀割！”第二，從古代的民族、宗教、政治仇殺到“文革”，其社

會環境完全為凶殘暴戾所籠蓋無餘，從而形成了巨大而瘋狂的“魔場”。在這個

“魔場”中，人們所稟賦的一切善良因素都因受到環境因素的最強抑製而急劇萎縮，

相反，野蠻的“集體無意識”因素則因為受到“魔場”的狂熱召喚和劇烈共振而猛

烈膨脹和爆發出來。

 

    前引費爾巴哈對人性的描述：“人有獸性在自己之內，有人性在自己之外和之

上。”理性和文明的社會所要實現的，是以其富於人性的外在環境抑製和滌除每個

成員稟賦中的獸性；而野蠻和非理性社會所從事、甚至所熱衷的，則是完全相反：

它強迫人們埋葬自己心靈中善良的人性，同時從中竭力發掘出原始的獸性，並把它

們弘揚開來、匯集到全社會的野蠻之海中。

 

    在“文革”中，人們在瘋狂的環境誘導和壓迫下把自己變成魔鬼，其例子不勝

枚舉，比如巴金先生在“文革”後仍然經常夢見自己又變成了魔鬼；蕭乾先生所說

在“反右”運動中，善良的人也學會了“張牙舞爪”；楊絳女士所記社會科學院家

屬中，不知疲倦地日夜對“牛鬼蛇神”們施虐的“極左大娘”。又比如一位紅衛兵

敘述他在四川“大串連”時的經曆：印象最深的一件事不是我怎樣挨餓受凍，而是

我看到一個女紅衛兵把一支點著的鞭炮塞到一位（被）蒙著雙眼、五花大綁的走資

派的耳朵裏。鞭炮響了，走資派摔倒地上，哇哇之亂叫。我曾責問這位女紅衛兵，

這樣做是不是太狠了點，她說，這是我們的敵人，這樣做是輕的。

 

    一位“文革”經曆者回憶：

 

    群眾運動中一些獸性的毀滅狂，很令人震驚。例如，平常學生跟老師是很好的，

為什麽突然去打老師；為什麽十幾歲的小女孩拿雙槍，毫不膽怯。我認識一個十幾

歲的初中男學生，原來品性很純，他在文革中殺死過七個人，還津津樂道的向旁人

講述他的殺人業績。很殘酷，怎麽會有這樣的事？那個時候我覺得恐怖，我不敢回

學校，隻有整天躺在床上想：這些以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業績到底是怎麽回事？內心

的困擾無法擺脫，很多問題直到現在仍然不能明白。

 

    這類例子說明罪惡的社會氛圍對人類善良天性的可怕戕害和鏟除。而“文革”

時的這種戕害之所以比一切古代史實更加令人發指，就是因為“文革”是將“群眾

充分發動起來”以實現這種戕害的“大普及”，所以它也就比古往今來任何個人的

殘忍心理變態更具罪惡而巨大的魔力。

 

    “文革”時隨處都可以看到，“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處處都有”的瘋

狂社會環境如何對無數人們相互仇恨心理和相互虐殺行為給予的最大限度激發：

 

    學校裏肅靜不下來，又抓起“三反分子”。尤其是反毛主席的。

 

    一個同學沒事的時候在窗台上寫字，“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下

邊“毛澤東思想”沒寫，有人招呼他，他走了。後來，不知誰擦了沒擦幹淨。過兩

天不知誰又在後麵寫了“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結果話就連上了。有個女同學見

了大驚小怪地叫：唉呀，你們看，這是反（動）標（語）！那時候人人戰戰兢兢呀，

已經動用專政機關啦。

 

    結果當天下午就把我們那個同學揪出來啦，反革命啊！……全係一個一個開著

批判會，那駐軍呢在上麵喊著：嚴重的階級鬥爭已經深入到我們班裏來，搞階級鬥

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馬列主義的實質就不能有任何私情。

 

    “文革”中一切具體的暴行，其殘酷性最終都是有限的，而唯有“階級鬥爭處

處都有”、“搞階級鬥爭就是要六親不認”這統治著全社會的瘋狂信仰及其所產生

的無比強大、無處不在的環境壓力，其殘酷性才是無限的；它惡性膨脹的結果，才

是能夠吞噬一切人類之愛的最野蠻、最凶殘的“魔場”，才是無邊無際的罪惡之海。

 

    與文明和理性社會對人們之間友愛、理解等善意情感的培育和弘揚正好相反，

蠻性社會所從事和熱衷的，是鼓勵人們之間的相互仇恨。而當這種環境強大到抑製

一切的時候，人們本性中對快感的追求就隻能以“迫害狂”這種罪惡的形式表現出

來。隻能在殘暴和施虐中得到快樂，這本是野蠻時代的文化現象，例如上一節所舉

原始人對於異族“愈殺得多愈高興，殺了一個便會剝一個頭皮，鳴一回得意”，這

後來也成了中世紀宗教裁判懲罰異端時的心態，例如啟蒙主義者所描述的：

 

    慈悲的上帝……判處大多數人永遠受罰，以警戒他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犯規行

為。上帝以其不可思議的仁慈強使這些行為繼續到永遠，以便有永遠焚燒犯罪者的

歡樂。……有些人甚至認為，上帝本來是不會注定任何人到地獄受苦的，他這樣做

是為了使自己的妻子（指教會，按《聖經》：上帝與教會的關係是夫妻的關係——

譯者）開心。

 

    類似的從野蠻和施虐中得到快樂在“文革”中亦多至無數，例如紅衛兵在“抄

家”、“破四舊”、“揪鬥”、打砸搶時的歡呼雀躍、爭先恐後；再如在四川成都

市的武鬥中，一派工人抓住了另一派工人之後，“用各種刑法折磨他們，有‘噴泉

’（打破頭顱，血噴湧而出），還有‘風景畫’（用刀亂割受害者的臉）。”又如

北京某中學一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

上抱著死屍跳舞——他幹脆跳了樓。”更普遍的例子比如在數不勝數的“大批判”

中，人們總是把“砸爛”、“批倒批臭”、“打入十八層地獄”等等一切極端殘暴

的語言傾瀉在受害者頭上，並由此而使自己得到勝利者的滿足，以致於“大批判”

競成了許多人樂此不疲的職業。這類施虐快感的產生仍然源於與原始文化和中世紀

宗教文化相似的原因，僅以“大批判”中的筆名和各紅衛兵組織名稱這“文革”中

極普通的現象為例，這些名稱不僅常常最強烈地宣泄出對牛鬼蛇神的仇恨，而且也

使施虐者由此而體會到自己的神聖、強大和異端者的極端卑弱無助，從而獲得最大

的光榮和施虐快感。

 

    第三，在上述兩項原因作用下，“文革”對其所信仰神明的“無限崇拜”、

“誓死捍衛”同曆史上以捍衛本族神明為目的的種族戰爭和宗教戰爭相類似，有效

地複活了人類在原始時代對異族和異神的野蠻仇殺。原始時代人們以異族和異神為

魔鬼、為死仇，反過來說，也正因為這種敵視和仇殺是建立在人類社會一種曾經具

有根本意義的信仰之上，所以其仇恨程度也就是最為深刻的，而這種仇恨的爆發形

式也是最為野蠻殘酷的。又因為這種仇恨在人類曆史中具有最深遠、最神聖的原因，

所以即使在很久以後，它也仍然以極崇高的麵目而喚起人們的宗教狂熱，並導致幾

千年中始終不斷的種族仇殺和宗教仇殺。

 

    例如中國的許多少數民族都要通過神聖的宗教儀式以使其每一部落成員“不忘

血淚仇”（“文革”中亦極其頻繁地舉行憶苦會、批判會等神聖儀式以實現類似的

目的）：

 

    （宗教儀式中，巫師）必須背誦創世紀，講述與外氏族的戰爭，每次戰爭死多

少人，應該履行血族複仇的義務，……涼山彝族在打冤家（王毅注：當地把部落之

間的血腥仇殺稱為“打冤家”）前夕，必須請巫師講家支曆史，講與敵對家支的仇

恨，巫師邊說邊泣，……聽者也隨聲哭泣，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尤其與“文革”相似的是，由於原始崇拜（以及後世許多繼承了其精神傳統的

宗教文化）的極端狹隘性，所以這種野蠻的仇殺不僅流行於異神、異族之間，而且

同樣流行於同族同教的不同分支之間。西方的例子比如啟蒙主義者對中世紀基督教

世界的描述：

 

    寬容是一種有罪的、與僧侶意願相反的思維方式。……各教派永遠和到處都是

相互仇恨、迫害和殘殺；我們可以相信：這種情況將繼續到世界末日，如果教會存

在到那時的話。

 

    我們說，“仇恨、迫害和殘殺”之所以是那時整個社會的“死結”，乃是因為

它們是原始文化和中世紀宗教文化極端狹隘性之必然的、永遠源源不斷的產物。類

似的冤仇日積、永無寧日在中國的例子，比如舊時長期在彝族中流行的詛咒巫術

（當地稱為“撮日”），使同族之間的相互仇恨和恐懼等等陰暗心理不斷蔓延和膨

脹：

 

    作為“黑巫術”的“撮日”……有很大的迷信力量，一般人相信他會給對方帶

來災難，甚至死亡。如果對方進行反咒，也會解除，甚至使咒人者自食其果。所以

咒人者雖可以因之解恨，也會怕對方反咒而不安。由於“撮日”是公開的，積冤之

家往往立即報複，如此又迫使咒人者采取相應的措施，如此一咒一反，若無中人調

解，就會連綿不止，不論何方一旦發生不幸之事，就認為是對方詛咒所致，甚至擴

大懷疑麵，涉及他人家。本無對立麵的人家遇有不幸之事，也往往認為有人咒他。

這樣連鎖反應，會使整個地區一時都陷入巫術恐怖之中。

 

    可見，在原始信仰的基礎上，人類之間的相互仇恨永遠無法從根本上得到抑製。

 

    這類由於信仰的原始狹隘性而導致不可抑製的同族兄弟相鬩以及全社會間的敵

視和恐怖，其在“文革”時重演的最典型例子，莫過於瘋狂席卷全國的“派仗”和

“武鬥”。“文革”時派仗和武鬥的蔓延當然有許多直接的政治原因，但是如果從

宗教文化的層麵來看，則顯然與全社會信仰心理的極端狹隘性、以及由“無限崇拜”、

“誓死捍衛”導致的對異端的極度仇恨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在人類曆史上，一切

宗教的狂熱必然導致部族、教派之間的誓不兩立和血腥仇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這一通則的原因也就在於：在原始文化中，信仰的極端狹隘性與人類的相互敵視

是一對根本的“伴生基因”，因此人們在繼承“無限崇拜”的宗教狂熱的同時，也

就隻能無可選擇地將這種伴生基因原封不動地一並繼承下來。所以原始時代部族戰

爭、血親複仇的遺毒在後世的“打冤家”、宗教戰爭、宗教恐怖主義等等從古到今

的中外曆史中不斷延續。在對我們民族文化影響更為巨大的的中國農民戰爭史、中

國民間宗教史上，這類例子同樣不勝枚舉，例如東晉“五鬥米教”領袖孫恩造反時

“宣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死者十七八”；北魏時的劉靈助以道教

方術為號召而率幽、瀛、滄、冀數州民眾造反，“從之者夜悉舉火為號，不舉火者

諸村共屠之。”後來典型的例子，比如明清時代白蓮教一直是被朝廷視為邪惡異端

並遭其殘酷鎮壓、極力醜化的民間秘密教派，但是白蓮教內部亦同樣相互分裂、彼

此敵視：“蘇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蔓延畿輔、

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後（王）森徒李國用別立教，用符咒召鬼。兩教

相仇”；又如白蓮教的分支之一“羅教”在被正統佛教視為異端和“邪教”的同時，

反而又將自己從中發源的白蓮教視為死敵：“你行白蓮是邪宗，萬剮淩遲不稱心！”

——總之，在蒙昧主義和暴民專政的環境中，一切可能的異己者都必然要受到滅絕

性屠殺（“諸村共屠之”）、“萬剮淩遲”等等最殘酷的懲罰。也正是因為這種邏

輯的一脈相承，所以直到下距“文革”僅６０年的義和團運動時，民間宗教中的這

種黨同伐異和教派分支之間的刻骨仇恨，依然按照上述自古以來的規律而又一次強

烈爆發出來。

 

    發源於原始文化的極端狹隘性和無比強烈的黨同伐異、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對於

異端的極盡殘暴，既然始終是上古以來一切宗教迷狂的基本屬性，那麽，當“無限

崇拜”等等狂潮在“文革”中再度席卷天下的時候，尤其當它是與“群眾運動”的

空前普及和空前狂熱一同膨脹時，群眾組織之間的尖銳對立和血腥仇殺就是絕對不

可避免。由於兩者內在規律的相通，所以“文革”的武鬥和派仗等等血腥仇殺在許

多基本的特質上，都幾乎完全是曆史的重演。例如：這種相互敵視和仇殺的盲目性、

幼稚性和狂熱性，參加者的崇高感、犧牲欲和嗜血欲，籠罩整個社會的迫害狂，以

及它不可遏製的瘋狂性（不論“文革”的領導者怎樣善意而焦灼地反複號召“要文

鬥，不要武鬥”：“要團結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派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

等等。

 

    也正因為這種相互敵視和仇殺具有如此久遠和空前廣泛的社會文化基礎，所以

它也才完全有能力讓殘酷和野蠻的毒質統治了社會的幾乎每一個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