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是有責任，但之前的426社論也有責任。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絕食。當時的北京市委

和黨內的保守派就是想把學生運動引向非理智的極端狀態，從而製造鎮壓口實，借機打到改革派。

可他們為了政治鬥爭而陷國家和軍隊以不義，私心太重，造成的後果太嚴重，讓我們這個民族承受的代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