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時候我大學畢業留校不久，正在申請出國留學。我並不是一個有政治熱情的人，從小受的中國式的教育，很少對體製，社會，文化進行反思。但是因為還年輕，所以理想和熱情還是有的。
當時北大校園裏很熱鬧，很多畢業留在北京的同學都常常會來看熱鬧。因為我還有個宿舍，所以也是大家落腳的地方。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靜坐，後來頤和園北宮門那邊檔軍車，我也常騎車去看。也是因為要出國了，把自己的冬衣、棉被都捐出去了。
北大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我們樓裏掃廁所的老頭，有一次聊起來，他年輕是出洋留過學的。他掃的廁所非常幹淨，敬業精神很不一般。這是題外話。就在我看著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出學校大門而心情激動的時候，老頭說，你們鬥不過共產黨，還是忙活自己出國的事吧。
王丹的班主任也住在一個樓裏。王丹和李鵬辯論上了電視，回來挺興奮的問他的老師：“我在電視上的形象怎麽樣？”我們都感歎他還是個孩子。
本來打算六四那天晚上騎車進城，同樓的青年教師說，今天動靜不對，女同誌們還是在家呆著吧。晚些時候，有人滿身是血地從廣場上回來了，人顯然是受到刺激，有點神智恍惚，說：“他們真的開槍了！”我們都是“紅旗下生，紅旗下長”的人，根本不能理解解放軍的行為。
第二天聽到的事就更多了。我的朋友們都是頭一次經曆槍林彈雨的場麵，原來對戰爭的浪漫感覺一下子就沒有了。人在一夜之間長大了很多。我也有個大學同學腳上中了一槍，晚上住進醫院，受到了英雄般的擁戴。第二天氣氛驟然變化，於是悄悄地離開了醫院。
八九年其實離文革結束並不太遠，我讀過大量回憶文革的文章。那時天真地想，這種荒唐的事再也不會發生了。可是六四之後，馬上就有人跳出來，揭發、檢舉所謂“參加鬧事”的人，而且擺出一副不置人於死地而不罷休的架勢。
僅僅過了二十多年，很多人就對六四置若罔聞，或者認為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也有人不承認納粹集中營的存在，甚至九一一的發生。這真讓我對人類感到非常悲哀。古人編《資治通鑒》是為了給後人提個醒，不要再犯相同的錯誤。在現在信息如此發達的時代，人們怎麽可以這麽健忘。
我們經曆過六四的人有義務把自己的經曆寫下了來。因為這是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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